原《人民日报》记者白夜先生和他的妻子沈颖女士曾经历经三年，访问五百人次以上，在1985年合作写成《天桥》一书，他在书中写到：发掘已往天桥的材料，应是历史家的事。我们新闻记者来做此工作，真是记旧闻，而不是记新闻了。不过，这些埋没了的旧闻，如果被发掘出来，也会具有新闻的价值。正如考古学家发掘出兵马俑，也会成为新闻一般。而作为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徐德亮用文学艺术的笔触，在积累了诸多史料基础上，写成了一本全新小说《天桥六记》，希望可以用故事，为大家重新展现老天桥的人物众生相。
天桥随着北京的和平解放而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桥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对旧社会的改造，以天桥为典型抓手，可提供非常多的改造中国旧社会的经典案例。
要研究老北京的生活及风俗习惯，曲艺、杂技的历史变化，以及当今中国下层民众的文化心态，不但是学习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必须，更对年轻人认识中国人民为何选择今天的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这本小说中到底都讲述了什么故事？老天桥又有哪些民间艺人有您不知道的传奇？
《天桥六记》之《吊膀馆》!
《天桥六记》中的第五篇小说，也是话剧的第五幕，名为《吊膀馆》。讲述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一天，天桥一个落子馆里发生的故事。这段故事，在老天桥可能经常发生，很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天桥俨然一副高门雅士之态，其实满肚子都是男盗女娼。当然，为了让大家了解当年落子馆的历史背景，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奉献一段属于民国期间的曲艺历史。
民国时北平的男人，没有不爱去落子馆的。
落子馆就是前清的坤书馆，都是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唱大鼓书，所以叫坤书馆，但是她们唱的和那些艺人在天桥“地上”唱的大鼓书不同，那些有的是唱大书的，一段《呼家将》要从头唱到尾，得好几个月。大概也没谁真的每天都去，从头听到尾，反正听到哪段是哪段罢了。
坤书馆里的大鼓书不同，她们唱的都是“短段的”。“短段的”就是从长篇大书里截出来的精彩片断，据说还有专门的人给她们写词，文雅点儿的像《层层见喜》、《包公夸桑》，粗俗点的像《小寡妇上坟》、《王二姐思夫》，曲调也和“地上”唱大书的大不相同，分为清口大鼓、小口大鼓、七音大鼓、文武大鼓等等不一而足。
据说在清朝末年有言官奏了一本，说是坤书馆里的姑娘，唱得都是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于是，皇上下令，在北京城禁绝了。禁绝是禁绝，那让这些吃这碗饭的姑娘们，和吃这些姑娘的弦师、教习、房东、伙计，以至于地面上的闲杂人等，官面上的胥吏差人们吃什么去？中国的事，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乎，坤书馆，改名叫落子馆；唱的，还是那些东西；唱的人，还是那些人，听的人，也还是那些人──反正一改名就没人管了。
其实，说是淫词艳曲，落子馆里的玩意比天桥“地上”，还是文明得多。不但没什么直接的黄色，连直接的脏字都没有。无非就是卖卖歌喉的同时，也卖卖色相。中国的男人这两千年以来都没有什么太多能跟女孩子接触的机会，换句话说，没有什么能公开欣赏、甚至品评女孩子的美的机会。
封建嘛。那时候的女孩子们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偶尔在街上遇见一个，也是不苟言笑，低头快走。你想仔细看看她？你想让她给你展示展示女孩子们青春的腰身、俊俏的鼻头或妩媚的笑容？美死你！
唱？好人家的闺女哪有开嗓儿唱的？
演？更别想，上台演戏的那叫优伶，娼优不分懂不懂？那叫贱业！
能上台的，就能跟人睡觉。
所以落子馆里的姑娘们就都很有魅力了。一个小舞台，所有的姑娘们──也许能有五六七八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穿着合身的旗袍，排排坐在两边，这叫“摆台”。下边是两三张方桌，五六张条桌，坐满了欣赏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顾曲者”。有的扇着画着名家书画的折扇，其实舍不得扇，就是摆谱。有的揉着带精细雕工的核桃，其实也舍不得揉，就是显摆。有的舍不得叫洋车，刚刚跑进来，一头的汗还没擦。有的打中午就坐在这儿，高声言语，毫不掩饰对某个姑娘的喜爱。还有的背着画夹子的画家，穿着西服梳着油头的“小开”，哪个小工作坊的师傅，哪个中等或高等学校的老师……坐在头排的老者胡子老长，坐在后边的学生还不到二十。
男人嘛，无论老少，爱好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人管落子馆叫吊膀馆，吊膀子，就是诱惑或追求异性，或简言之，就是调情。跟男女学生们的谈恋爱差不多，只不过，不见得以结婚为目的。
如果没人“点活”，开场之后，这些小姑娘们，或者说，这些大鼓妞们，文明点说，这些“鼓姬”们，就一个一个地唱下去。如果有谁喜欢哪个姑娘，喜欢哪个唱段，可以点。把手一招，旁边一位身着文化人的长衫，但面目很江湖的人就凑过来。你就跟他说，我想让那个穿红旗袍的姑娘唱。他就打开一柄扇子，那扇子上写的都是各人能唱的曲目，恭而敬之地请您点上一段。
点谁唱一段，是要单给钱的，而且每人价格不同。
不点，干听？一下午才花十大枚，一屋子才多少观众？一共才能收多少钱？再跟园子分，再跟弹弦儿的分，落到鼓姬手里才能有多少？没人捧，在落子馆里谁能吃上白面？
这种捧着扇子请您点的，叫“递活的”。这个角可不好来，一个园子能不能挣钱，全在这个“递活的”身上。您往屋里一坐，两分钟，他就得看出您爱看谁来，您身上有没有钱，您是不是“外面儿”的人，吃不吃捧，能不能“点活”。
老天桥的演出场所，为什么叫“落子馆”？
天桥在晚清民国时出来不少好弹弦的，祁凤鸣、于少章、韩德福、霍春山……他们都是在“落子馆”给女艺人弹。那种地方本身就“杂性”，唱什么的都有，这就要求你什么都得会。女艺人“摆台”，坐一溜等着观众“点活”。弦师也都在旁边等着，按次序排，一人弹仨──就是不管谁唱，不管唱什么，一个人弹三段。
这里的艺人们多少有点义气，因为也挣不了多少钱。比如有谁出门了，跟大家一说：“叔叔大爷，我上天津了。”“走吧。”过俩月他回来了，一打招呼，就又坐那了，还是这么排，一人弹仨。这些弦师都是随来随走，也没人管，反正来了就可以排着，轮到你就弹仨。
这些“落子馆”里，除了没单弦，没西河大鼓。其他什么曲种都有。单弦是北城八旗子弟唱，这里边没有。西河大鼓是唱大书，跟北京这些曲艺不是一路。评书也是单独一个范围。
说了半天，这些演出场所为什么叫“落子馆”呢？
“落子馆”又叫“坤书馆”，这些地方，本来是唱小曲的。在清末的时候，政府认为这些小曲有伤风化，就跟黄色歌曲似的，给禁演了。那这那些艺人吃什么？他们还唱那个，改名叫“落子”。一说是唱落子的，不是唱小曲的，就没人管了。慢慢的，这些落子又被大鼓代替了。《独占花魁》、《三堂会审》、《鸿雁捎书》、《昭君出塞》、《包公夸桑》……都是这些段子。这些段子也是京韵大鼓，但是腔调比较简单，不讲究，一唱起来“出尖带尾巴”。这都是从宋五、胡十、霍明亮那里从河北传下来的，是京韵的另一支。创作的主儿有一位叫王长顺，特点就是非常平民化，他写了一些《小寡妇上坟》之类的，都是这些东西，十足老天桥儿的味。这种京韵大鼓就叫“桥儿派”大鼓，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名字，带有一些艺术上的歧视的感觉。
像《三堂会审》，不但唱法简单，不讲究，词也“水”：大明江山太平春，正德皇爷有道明君，皇恩浩荡开考场，御笔钦点王翰林……
后来，刘宝全改良宋五、胡十、霍明亮的唱法，把京韵大鼓的艺术水准真正提高了，创出了刘派大鼓，号称鼓界大王，红起来了，落子馆里才开始唱《华容道》这些刘派的小段。
《连环计》也是“桥儿派”的，过去正经唱大鼓的没有唱《连环计》的，都是天桥小女班唱。但是，骆玉笙和孙叔筠把这段提高了，唱红了，因为她们的艺术来源都跟唱京剧有关系，这段里的“四平调”唱得比较好。
原来弹到“四平调”的时候，要台上现改弦子的调门。白五爷1941年在桃李园弹，一想别改了，往下挪一个“把位”不就行了么。这么一弹，下边有程树棠他们，一听，哎你这主意高啊。打那以后他们都这么弹了，就不重新定调门了。
孙叔筠最早也是这些人里的，什么王凤云、王凤友，都是一块的。孙叔筠头一个老师是王文瑞，号称通天教主，好多女艺人都是他徒弟。后来，孙叔筠又单请了师父清景齐，后来换了程树棠。程树棠给白云鹏拉四胡上天津了，就给她介绍的白五爷，白五爷之后就没请师父。《七星灯》、《怀德别女》、《长坂坡》、《审头刺汤》，这都是白五爷给她说的。白五爷是著名少白派创始人之一白奉霖先生。
后来孙叔筠参加说唱团，得享大名，钟德海背地里说，她是“桥儿派”。她听说了非常生气，跟她先生一块找白五爷评理：“德海说我是'桥儿派’，这对么！”五爷笑着给她分析：“你跟王文瑞学，晚上在桃李园演，在西单商场演，这都是'桥儿派’的内容。后来我给你说，你学的少白派。再后来你又上天津了，你不管你自己的嗓子条件是什么样，非学骆玉笙。给她弹弦的是钟少亭，又给刘宝全弹琵琶，这又把韩德荣拉来，又给你说刘派的东西。你学杂了。但你现在自成一派，挺好。“
徐德亮想让五爷给录点资料，他说，我听说有《妓女悲秋》什么的，您给录录。五爷说：“京韵大鼓哪有《妓女悲秋》？《美女思情》到有，也是那会坤书馆里的段子。”徐德亮说您给唱唱，留点资料。因为这段子本身并不黄色，而且也有历史价值，结果五爷说：“留资料我也不能唱，我是正派的，那是邪派的！这资料也没什么用，京韵大鼓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高度了，那些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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