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商鞅（一）

 

孟子和商鞅没有见过面，更没有当面辩过论。尽管孟子思想与法家针锋相对，但

《孟子》七篇对法家和商鞅并无直接批判。但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稷下学宫祭酒为迎接孟夫子入齐举行了一场学术大论战。其中商鞅驳孟子，颇受不明历史和儒家真相者的喝彩。其实剧中法家申不害、商鞅（卫鞅）与孟子的辩论，都是编剧自以为是的想当然。这个编剧既不懂儒也不懂法。为免谬种流传，误导世人，兹特录双方台词于左并予以点评。

 

申不害：在下申不害，敢问夫子，天下动荡大争，要害何在？

孟轲：不师周礼，不行仁政，以杀戮征战为快事，是为要害。

申不害：仁政，周礼，井田制，夫子果真以为可行？

孟轲：国有圣君良将，仁政可行，周礼可行，井田制更可行。

东海点评：

孔子晚年就已放弃恢复周礼的追求，遑论孟子，怎么会说出“周礼可行”的话来。孟子的仁政包括重贤能、正经界、省刑罚、薄税敛、兴教育等等内容，精神固然与周礼一脉相承，形式则并不照搬周礼。孟子复古，是恢复古道即先王之道，不是恢复古礼即先王之礼。

 

申不害：邦国兴亡，夫子寄望于圣王复古，实则人治啊。

孟轲：人治侍德，至少强过先生权术治国。

东海点评：

王道政治是德治，制度是礼制。礼制包括礼乐刑政，刑即刑法。把礼制当成人治，是蒙启派的想当然。

 

申不害：在下正告夫子，术治乃法家之学，不是权术之学。

孟轲：如此法家，乱世之学也！

卫鞅：大谬！ 孟夫子如此断言，大谬！

孟轲：立论当有理有据，足下无端指斥，何其浅薄哉！

卫鞅：夫子大谬，凭据有三。

天下学派皆有分支，夫子断章取义，以术治派为法家全貌，此其一；

法家三派，其根同一，皆以认同法治为根本，而在推行中各有侧重.

夫子无视法家根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此其二；

法家术治派，是在行法根基之上着重整肃吏治，强化查勘官吏，与搬弄权谋有天壤之别。夫子有意抹煞根本，其论断之轻率无以复加，此其三。

孟轲气得一拍桌子：你是何人，法家何派？

慎到：哈哈哈天下士子听了！此人卫鞅，我法家法治派名士。

东海点评：

自由主义政治是人本位的民主法治，法家政治是君本位的君主法制，儒家政治是民本位的君主礼制。这是三家政治的本质性区别。孟子对于儒法之别和法家本质了如指掌。只有其蠢无比的现代蒙启派，才华将法家政治等同于法治。法家倡导法术势，术就是权术。说法家之学是权术之学，虽不全面，并无错误。

 

孟轲：法治成家成派，老夫未尝闻也.苛政猛于虎而已，何足论之！

卫鞅：夫子论学先定罪，不足道也。卫鞅唯告夫子，天下治道不在空谈，而在力行。法治也好，人治也好，谁能融入大争潮流而强国富民，谁便是正道！否则便是空谈大道贻误天下，必将为大争之世所遗弃。

东海点评：

欲行道先须明道，欲明道先须论道。六卿分职，三公论道，既论天道中道，也论王道治道。故论道不等于空谈。道不论不能明，道不明则不可行。法家邪道，行之愈力，后患愈深，国或强大一时，民却苦难无尽。贻误天下，莫此为甚。

 

孟轲：人性本善。自有法、墨、兵三家而沦丧，不亦悲乎。

卫鞅：夫子立论无据，人性本恶。

孟轲：老夫愿闻足下性恶之说，以为世人鉴戒。

卫鞅：恶，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恶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财货土地之争夺；生而贪欲，才有盗贼暴力与杀戮；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人性之恶，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意，以法治疏导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将治世之功归于人性之善，将乱世罪孽归于法墨兵三家，无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与复古之论，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纵容恶行，蒙蔽幼稚，

真正的大伪之言。

东海点评：

“因人性有恶才有法度”，这个观点不成立。人性有本性、习性之别，本性至善而习性易恶。故正确的说法是，因为人类有恶习，习性易恶，良法是必须的；因为人类有善性，本性至善，良法是可能的。商鞅、秦法家和现代蒙启派，只知习性之恶，昧于本性之善，故妄批性善论，倡导性恶论。幼稚不堪，愚蠢不堪，反自以为智。呜呼哀哉！

 

《大秦帝国》虚构商鞅驳孟子，又曾虚构张仪大骂孟子的情节，与《庄子》伪造盗跖斥孔子异曲同恶，而思想比《庄子》更肤浅，言辞比盗跖更下流，可见世道人心比战国之时更加败坏。2018-6-28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