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維心亨”，需要有组织

 

东海在《中华大宪章（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成立儒家组织“中华儒学会”的设想和建议，有人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反对曰：

 

“儒家‘維心亨’，无需组织。《中庸》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孔子说“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成立儒家组织，有‘行險以徼幸’之嫌，是结党，非君子所为。儒家的傳承，也不是靠組織形式而流傳至今的。”（注：该反对意见或引自赵宗来先生的文章《儒教“維心亨”：儒教无需组织》。）

 

东海答：这种说法，让我想起“儒家唯道德，无需制度法律”的观点。两者可谓异曲同工，都是未能圆满把握乾元本体和良知本性的奥妙、未能全面理解“体用不二”的原则所致。

 

有体必然有用，全体必然大用，立己必然立人，成己必然成物，通天必然通人，

内圣必然外王。良法良制及各种良好组织机构，都是良知在政治、社会层面的作用和体现，同时，良法良制及各种良好组织，可以让儒家的力量、良知的力量得到更集中更完善的传达，故有助于良知的圆满光明。

 

《習坎》卦辭說“習坎，維心亨，行有尚。”。“亨”是通达、通畅之意。維心亨者，注重良知的剛中通达也（剛中：阳剛中正）。良知通达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和形式，在不同领域则需要借助不同的手段。良好的制度法律和组织，是让良知通达于政治、社会领域至关重要的渠道，这也是尽心尽性、成人成物、“修己以安百姓”至关重要的方式。

 

《習坎》《象傳》說“水洊（洊音荐）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以成己立己，教事以成人成物利益世人。德行不常则大道难入，难以成就自己，教事不习则世人不悟，难以教育他人教化社会。而一定的组织，可以更好地开展文化教育道德教化，求之不得，何乐不为？

 

至于成立儒家组织的时机、条件是否成熟，当局允不允许，什么时候成立才恰到好处才不会有风险，是另一个问题----那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例如东海设想的“中华儒学会”，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成立的条件，不仅没有相应的人才，政治环境也不允许。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某些儒者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有所尝试和努力，也不能斥之为小人。为了公益事业为了儒家的振兴民众的福祉“行險以徼幸”，纵嫌不智，也值得敬佩。正义、进步的事业总是难免风险的。儒家从来不怕“行險”，只是要求“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而不失其正。儒家明哲保身，是为了更好地传道行道卫道或守死善道。儒家更有以身殉道、成仁取义的圣贤教导和道德要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这句话应该结合上下文看。《中庸》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锹，行乎夷锹。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很显然，小人行险以徼幸，是为了一己私利，是因为不甘于贫贱，与儒者甘愿为国为民为道而奉献而牺牲的精神完全是两回事。

 

另外，不仅私塾、書院、學會、網站之類，各种形式的儒家组织，包括东海建议成立的中华儒学会乃至未来儒家的政党，与孔子所说君子不黨的“党”，都有本质性的区别。古代地方组织，五百家为一党。后指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集团，在古代一般多用于贬义，所谓“尚黑为党”。而儒家的任何组织团体，都应该是“因志同道合而形成的君子群體”。

 

儒家强调无偏无党、君子不党、群而不党等，是强调儒家不许结党营私，不能结为“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团体”，不能成为利益集团，但从来没有哪个圣贤大儒说过儒者不许“团”结、不许结“社”、不许成“群”（指各种文艺、学术、兴趣、道义乃至政治组织等）。现代文明政党，其实也就是政治性的社团群体。

 

连最不重视形式的、作为出世法的佛道两家包括禅宗，自古以来都有各自的组织形式，有的组织还相当庞大或严密，何况强调入世强调干政强调“以道制势”的儒家？何必自我局限呢。

 

当然，具体到儒者个人，完全可以不去成立或参与任何儒家组织----这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象东海就一向独来独往惯了，不喜欢任何组织性拘束。但作为儒者，不能通过曲解经典得出“儒家无须组织”的误导性论断，故有必要予以严肃的批评纠正。2010,1,2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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