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做丧家犬不当亡国奴（连载之一、之二）

观兖州 知天下

《兖州春秋》转摘按语：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在古城兖州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八十六周年国耻日到来之际，《兖州春秋》转载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六年版《兖州县志资料》中，兖州教育界知名人士、原《兖州春秋》年刊顾问、已故离休教师姚树声先生、兖州文化名人原县政协特邀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樊光瑾先生、原谷村乡文化站长许振兴先生和一民先生以亲历、亲闻写出来的控诉日本侵略者残害兖州人民的种种暴行的五篇文史资料文章，和《兖州春秋》年刊中的多篇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兖州所犯滔天罪行的文章，以及兖州人民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兖州人民英勇抗日的文史资料提供给大家阅读，激发兖州人民的爱国热情。八十六年前的今天，在那隆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寒冬，国民党韩复榘的军队沿济南、泰安一路南逃，接着日本侵略者兵不血刃侵占了古城兖州，从此二十多万兖州人民沦为亡国奴，八年之间饱受日军残害。兖州人民在日军铁蹄下所受到的残害罄竹难书！居安思危，我们历代的兖州人要牢纪这一国耻！要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振兴中华！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而共同奋斗！

宁做丧家犬不当亡国奴（连载之一）

王朝楹口述杜心广整理

我叫王朝楹，1919年出生在兖州兴隆塔下，一个贫雇农的家庭里。父亲是个穷鞋匠，住着三间破草房，没有一垅土地，生活极为困难。六岁时父亲就教我认字，到八岁那年，父亲就因贫病交加逝世，我刚有点记事，就遭受人生之大不幸“少年丧父”。年仅30岁的父亲撇下四个未成年的子女就这样走了。因为实在贫穷，只用了四寸的白皮小棺材装殓了父亲。发丧时，人们见我一个八岁的小儿子在前面打幡，观者无不动容落泪，为我们这个家庭发愁。

父亲逝后，孤儿寡母生活更为艰难。数年中，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因告借无门，幼小的我与姐姐只得到地里、田间挖野菜，摘树叶，割金针苗子，下河捞榨草，回家拌上点粗面做“粗豆腐”吃。那滋味实在是难以下咽，实在饿急了，才能扒上一碗充饥。为了生计，母亲起早睡晚扫碱土、卖盐卤，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生活，我到10岁时，还没上小学。家里没钱怎么敢想去上学呢？多亏了惠民小学的周琎芝老师和戴老师，念我家贫，免费让我上学，一直上到六年高小毕业，全免去我的书费、学费。

为报答二位老师的恩情，我奋发学习，学习成绩在学校班级中数中上等。小学毕业时，学校保送30名优秀学生，去县师范学校深造，我被选入其中，但因交不起30元的学费，面对如此好的机遇，我们母子俩只好望天长叹、抱头痛哭，这给我这个穷家的小学生，造成很大的打击。

1935年16岁的我去青岛姑母家谋点生路。我到青岛正值姑父因帐目不清被东家辞退，也无力帮我。当时日寇侵占东北后，青岛市面很乱，街上很多难民，都在找工作。几番周折后，姑父把我送到沧口路玻璃店做学徒工。签了三年的合同学手艺，不给工资，只管吃饭。学徒期间，有生意时就与老师一起外出，抬着玻璃去干活，平常里师傅家的什么家务活都得干，因我年小体弱多病、营养不良，三个月后我就累病了，老师也不给看病，躺在床上无人问。后来，多亏我堂兄把我领到他工作的货栈里，住了一段时间病才好。

1936年春节后，姑母又托亲戚把我送到青岛民生染织厂工作，工作条件不错，工友们对我也很好。半年后，我又到青岛市保安第二大队当了勤务兵，早起晚睡，低三下四地侍候长官。这时我已经是算参军编入队伍行列了。一年后，因市里机关调整我又被调到青岛市政府机关工作。时任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兼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员。

“七七事变”全国开始抗战以后，1937年12月28日，爆破队奉命将市内各日本工厂炸掉后，过完新年，青岛市政府机关和海军第三舰队机关等单位、其中有不少山东大学的学生，有乘汽车的也有步行的奉命从青岛弃城撤退。我随着市军政机关经胶州、诸城、沂水、莒县、台儿庄、徐州一路南下。在此期间，因为我有点文化，叫我当传达兼文书工作。青岛市机关在流动到徐州期间，因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放弃黄河天险和省会济南一路南逃，被蒋介石处决。任命青岛市长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所属青岛市政府机关，改为山东省国民政府，护卫省政府的警卫营是吴化文的部队，原是韩复手枪旅的一部分，后来属于山东省暂编第一师。他们人手一把手枪，一杆步枪，身后还背着一把大刀，改编后，省机关开往曹县主持山东政务。

1938年春天，日军欲攻占鲁西地区。省机关先流动于东阿、聊城、惠民一带，后经莱芜转入鲁南沂水、蒙阴、临朐山区。这时因为怕敌人空袭和缺少汽油，从青岛带出来的汽车陆续丢弃了，除少数官员有马骑，我们全是步行。日军已经将这一带县城全部占领了，由于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我们省机关的队伍与八路军徐向前所部，都在鲁南山区开展对敌游击战争。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时，遇到八路军的部队，隔着老远都互相打招呼，喊“同志们好”！省机关先在蒙阴山区鲁村住了一个时期后，1939年春天，根据沂水县城以东的东里店镇四面环山的地理位置，省机关决定在这里建房，把这里建成一个山东省国民政府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沈主席和省机关、部队都驻扎在东里店镇。省属机关单位集中在这里有数百人。其中有省政府各机关，有山东省抗战动员委员会，省府秘书处，联络站、经理处等单位。警卫营里专门负责保卫沈主席的的警卫有十五人。

初次来到山区，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最美就是那青山绿水，崇山峻岭之间的清清的小河流水，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不仅山好水好，老百姓们更好，他们忠厚老实、朴素热情，很有信用，可亲可敬。走进百姓家里，他就端上一碗热乎乎的杏仁粥，送到你的手里。山区因当时没有公路，鲜杏卖不出去，就用杏仁磨杏仁粥喝。因为战争时期，百姓们负担很重，生活很苦，每年收的粮食也不多，到春天时大都以杨树叶、杏树叶、野菜掺上粗粮做着吃，一年到头也不见他们吃顿白面。他们家有时做点稀罕吃的，都要喊你去尝一尝，有时我们在百姓家连吃上几天，没钱、没粮给他们，也毫无怨言，我们有了白面蒸了馒头，也送给百姓们吃。国共合作时期，军民一心共同抗日的热情，把我们与百姓打成一片，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在百姓家住常了，大家相互间都有了感情。一听说要挪防，他们就事先准备好扁担，挑行李送我们，给钱都不要，善良的百姓们使我深受感动。

因为交通不便，很多人一辈子没进过城。民风、民俗还是沿袭古老的习惯。当地人结婚，新娘子要戴上风冠霞帔，蓝色花边上衣，红裤子、木底靴子。因山路太窄，无法用轿和车，要骑着毛驴送往婆家。新娘子进门，要老大伯哥背进去。山上有狼，夏天无人敢在场院里睡觉，傍晚家家都老早关门，怕受到野狼的攻击，村里墙上到处有白石灰画的大圆圈，据说是狼怕钻圈。百姓们还经常谈起山上狐狸精结婚的神话传说。总之，山里的所见所闻既古怪又新鲜。

山里的清晨既寂静又清爽，我们走上山头，唱首歌、喊两口二黄，顿觉精神愉快，斗志昂扬。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满天的繁星，呼吸着那新鲜的空气，真是如入仙境，至今还想念那美好的地方。但是转念一想心中又燃起一团怒火，要不是日本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又怎么能有家难回，有亲人不能相见，流落至此？虽然身处逆境，但是我们内心里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罢休！日寇注定要失败，中国不会亡国！

到五月份，省政府在山腰上的房子已经建好啦，警卫营和机关直属科室全搬到山上，医院、联络站与八路军办事处仍住在镇子里。

山东大学的学生到山曲后，受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影响，有一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十几个人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在省政府的大学生也成立了一个文工团。但是国民党不重视发动群众和宣传工作，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不久大学生大多数都去参加了八路军。

东里店镇是周围比较大的一个集镇，从东门到西门有两里路长。村民将房建在路两旁，由于战争的原因，山区生活比较贫穷，做生意的店铺基本上没有什么物资可供应，只有几个小吃店，卖些简单的吃食。但随着省政府机关的到来，这里一度繁荣起来这一时期，省内各地、市、县的官员、各抗日武装的领导，相继来晋见沈鸿烈主席，洽谈政务和抗日军机事宜。也有的是武装起来的群众组织来请求省府的承认，请发给委任状的。一时间，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山东抗日指挥中心。与我们邻近的是八路军徐向前的部队，当时省机关与八路军关系处理的很好。八路军话剧团常到省机关演出，表演抗日运动内容的话剧，演唱抗日救国的歌曲。当时由于条件所限，他们也没有什么乐器伴奏，只有一把二胡和几个口琴。而大学生们有专业知识和艺术水平，演出的节目鼓舞人心，尤其那个姓吴的女大学生独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激动人心，催人泪下，很受欢迎。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一片，使我铭记在心。解放后，我在报纸上还见到过她的名字。

后来，山东大学的学生有的去了延安，也有的去了山西参加抗日队伍，他们在八路军中大多数都当上了干部。

中央政府有时也用飞机给省府机关空投各种物资。我所在的机关当时是副官处，有专门的生活经费，有伙房，工资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30元，衣服是军服，夏发单、冬发棉。当时山区的馒头才一毛多一斤，我们的生活还算不错。而八路军生活很苦，中央空投的物资一点也不给他们。我有时也被派去八路军办事处送公文，办事处设在东里店镇，走到那里办完事歇一会，就随手拿八路军印的报纸看，看了几次被同事发现了说我：“别看啦，你不要命啦，小心被赤化了”！后来吓得我再去也不敢看报了。八路军的部队武器装备差，吃得不好，穿得更不好，下了霜还穿着单衣。我看见后心里很困惑，口头上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什么待遇不一样，从内心里同情八路军。

总之，在东里店这段时间里，国共合作气氛很好，抗日热情很高，山上山下相互应，真是振奋人心，盛况空前。

正值鲁南山区，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之际，这里也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调动一个师团的重兵，加上全省的伪军、伪警察，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兵分数路对我鲁南山区疯狂地进行大扫荡。

六月上旬一个中午11点左右，我们正在办公，日军出动飞机分两批空袭东里店山东省政府机关。头一批敌机七架、第二批八架，对我们驻地进行轮番轰炸。他们的目标是轰炸建在半山腰的省府机关，但因山头高，敌机不能低飞，俯冲下来，不便接着轰炸，所以炸弹全落在镇子里，只见镇子上空敌机黑压压的一片，疯狂地往下投弹，飞机刺耳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大地如地动山摇般颤抖，全镇变成了一片火海。空袭过后，省府警卫部队下山救火，救治伤员，我因为有个仁嫂在镇上，就下山去找她。我走到镇上一看，只见到处是浓烟大火，布满很多的约5米宽、1米多深的弹坑，全镇房屋几乎全被炸毁，省府联络站、卫生院、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伤亡很大，废墟下还不知多少人死于非命，活着的人哭叫连天，大人找孩子，孩子找父母。街上到处可见被炸得残缺的尸体，树上挂着炸飞的胳膊腿、内脏，地上的鲜血一片连着一片。好好一个村镇，瞬间变成人间地狱，那惨状令人恐怖，惨不忍睹。我见到仁嫂时，她赤着脚哭着对我说：“兄弟吓死我啦，家里人都死啦，房子也没啦，就剩下我自己啦”。这是我亲眼所见到的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犯下的滔天罪行，那真实的、惨烈的场面，印在我的脑海里终生难忘，每每想起来，心中都充满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

空袭过后。为防日军进犯，傍晚6时接到紧急通知，撤离东里店，连夜往南急行军，省府机关往南部山区转移。夜里行军山路很难走，随身带的东西丢弃不少。实在走累了，在石头路上躺一会，崎岖的山路上想找一块能躺下来的平地也没有，石头咯得全身疼痛。因省府警卫营担负保卫重任和弹药来源困难，为减少损失，尽量避免与敌正面发生冲突，日伪军来了，就与他们在山里无目标地周旋。

日寇进行大扫荡，采取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鬼子进村前先用炮轰，进村后就放火烧房子。我们站在山上，看见那个村子着了火，就知道鬼子进村了，日军扫荡的一个多月里，百姓们牵着牲口往山上跑，我们的生活没有了依靠，连喝水都很困难。山区里没有井，有时候半天找不到水喝，遇到河流边，泉水旁渴不渴都得喝个饱，吃饭、睡觉都很困难，没正式吃过一次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有没有东西吃，全凭运气。有时候在老百姓被炸毁的破屋里翻能可吃的粮食。找到豆子、瓜干、干菜叶等东西就煮着吃，找不到就只有挨饿。后来敌人又加强了攻势，不光白天追我们打，有时夜里也偷袭我们。眼看局势越来越危急，上级见我们机关人太多，目标太大就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兵力、各自为政、分组抗敌。

我们副官处与空袭后联络站侥幸活着的人员约20余人，分为一组，分组后的一天晚间，天上下起了大雨。我们摸黑走到一个叫燕子崖的山头，山后有个柳沟村，在老百姓房子里住下来，找了点吃的，用柴火烤干了衣服，大家实在太疲劳了，不一会进入了梦乡。天将明时，鬼子发现了我们，从村南往村里扫射。大家梦中惊醒，抱起衣服就往村北方向跑。慌乱中，有人穿了一件衣服，有人一件也没穿，就赶快跑，跑到村北的一条河边，因下了一夜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湍急，一个人无法单独过河，大家联起手来慢慢走，走到河中心突然冲下来一块大石头，把联络站的翁站长砸倒，被洪水冲走。这时敌人已经快要追上来，眼看着翁站长被冲走，也无法再去救他，各自逃命要紧。河水越来越大，才阻止了敌人的追击。

渡过大河，雨也停了，大家集结在北山顶上，此时东方已经大亮。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哭笑不得，因跑得太仓促，还有赤身没穿衣服的。大家只好均出衣服来，先照顾好女同志要紧，幸好是赶上夏天，要是冬天死不了也得大病一场，这样没坚持多长时间，局势更紧张了，上级又指示，为安全起见，不再集体行动，各自分散，自谋生路，听候命令。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如此，大家聚在一起时间长了，很难分手。此次分手，不知何日才能再次再见，心情特别难受，只盼早日相聚。

我与仁哥等4人投奔到莒县城北张仙镇，在仁哥岳父家住了一段时间。亲戚家的生活也不富裕，但待我们热情厚道，反劝我们不要不好意思，战争时期老百姓付出的太多了。

两个多月以后，鬼子的大扫荡结束了，当地的游击队传来消息，省政府和沈主席在沂水山区悦庄重新开展工作，命令各地疏散人员，全部向悦庄集中。我们4人约上其他几位同事，在向导的帮助下，通过八路军徐向前部队的防区，安全到达悦庄。同事们相见，格外亲切，人员虽然陆续回来报到，但是省政府机关各科室人员流失过半，给鲁南山区抗日武装造成的损失很大。同事们相见格外亲切，都说对方瘦了，我们年青力壮尚且如此，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可想而知。中央的空投物资接济不上时，省政府机关里有山东省民生银行的印钞机，印了不少五角钱的纸币，救了我们的急，省机关的工作还能运转。

通过这次反扫荡，我又成熟了很多。1939年下半年，由于我有点文化和工作能力，上级提升我为准尉司书，不久又提升为少尉文书。后来我们流动在沂水山区一个叫堡子村的地方。在这里我遇见了两个兖州老乡，颜店郑家郗村的郑逵生夫妇。我不知他前两年就开始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国的事。这次他是按原兖州驻军第二十师孙桐查的联络方式，找到省政府来请委的。他想扩大抗日武装，叫省主席任命他一个抗日游击队旅长的委任状。当时我正在传达室，为他登记后，沈主席办公室人员安排他与沈主席交谈。郑逵生从沈主席那里出来，我们二人又畅叙了乡情。在战争环境下，老乡相见格外亲切。我记得他高高的个子，晒得发黑的大脸，是个标准的山东大汉模样，他夫妇二人是在相互掩护下，辗转步行来到省政府的，一路上吃了很多苦，这对一个富家子弟来说，其抗日热情是难能可贵的。

后来驻新泰山区的国民党省十二专区司令秦启荣的部队与八路军搞摩擦，鲁南山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转眼到了腊月，山区的海拔高，天格外地冷，山间田野里白雪皑皑，省府机关转移到了沂水广和峪山区驻扎下来。突然有一天，我三叔从老家来找我，叫我奉母命回家结婚。战争年代每天行军打仗结什么婚呀，念及三叔从遥远的敌占区，冒着生命危险，不知走了多少弯路，才找到这里，再者我自幼丧父，看见三叔后，更想念母亲，她老人家从小拉扯我长大成人，实在不容易。无奈之下，请假跑到青州火车站，坐火车回到兖州。

拿着本街士绅郭子中给准备好的“良民证”，才能进入日本侵略军重兵把守的兖州城。回到家，母子相见激动地热泪盈眶，为了节省，收拾了一下房子，腊月二十九连过年加结婚。虽说是母亲包办婚姻，我与夫人雨青同为苦命人，能在战争年代结婚，也是缘分，我也很知足。新婚的一个月里，没感受新婚的幸福，每日里听母亲和家人讲述，日寇占领兖州后，给家乡带来的种种灾难。

1937年腊月初四那个阴冷黑暗的日子，国民党军队弃城南逃，日军兵不血刃的占领了古城兖州，老百姓害怕日本兵烧杀奸淫，大部分人到南、北两个教堂里去避难，来不及避难的遭了殃，日军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抢，满城里找“花姑娘”。我们这个街上先后有两位妇女受强暴，日本人先抓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看她年龄大。不能如愿，使叫两日本兵用椅子拍着，在街上侮辱，戏弄，吓得老太太大小便拉在裤子里，他们丢在一边哈哈大笑，之后日本兵又闯进一居民家中，将其妻子强奸。那时满城里到处是枪声和百姓们的哭叫声。

日军为了便于统治，防止与八路军游击队有联系。强行在全县实行良民证，上面贴上照片，写上人名，出门上街都要挂在胸前，否则被发现后就得扣留，百姓出进城门，都要向守城门的日本兵弯腰鞠躬，不然张口就骂、举枪托就打，日伪军每天都到各区、乡摊派，叫百姓为他们出伏修机场、修公路、修工事，不光不给钱，稍不如意就打或放狼狗咬。有很多中国人被打死、打伤。

日军在新东门外（今九州大厦以南），建了一个鲁西南最大的宪兵队，专门镇压周围十几个县的抗日志士，其中大多数为无辜百姓，宪兵队长叫清水，主审官叫赖川，他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平常上街穿长衫、马褂，一身中国人打扮，专门混在人群中，看谁对日本人不满，就抓进宪兵队审讯拷打，各种酷刑闻所未闻。人们经过宪兵队都胆颤心惊地躲着走，里面经常传出受刑人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百姓们都称宪兵队是阎王殿、鬼门关。

看到、听到的当亡国奴的滋味真难受，每天担惊害怕，不知何时灾难降临在我头上，婚后一个月，我赶紧悄悄地返回鲁南山区省府机关里。为免受日本人追害，我堂弟王朝桐与我一起到山区找个生活门路。

回到省机关原驻地，省府已经转移，费尽周折才又在山里找到省府机关。我把朝桐弟引见到省政府技术学校，学习纺织和印染技术。毕业后因无法安排工作，经人介绍报考了中央军校。军校当时设安徽阜阳，去那里要经过敌占区的几道封锁线。叫他一人走我也不放心，年底我俩一齐回家，等过了年再想办法去阜阳。

回到克州没几天，就被住在本街上的一个汉奸，河北人张景岐发现了，他知道我在鲁南山区工作。我怕他报告日本人，就托同学曹振华说合着，请他到饭店吃了一顿饭。谁知他贪得无厌，提出叫我买一双50元的皮鞋送给他，我没理他。谁知他向日本宪兵队报告，说我是国民党地下情报员。正月十六夜里，我家里闯进来几个日本宪兵，进屋就到处乱翻，没翻出任何东西，就把我和堂兄朝梧、堂弟朝桐绑起来，押到日本竞州宪兵队，后来听说去抓我叔叔，因他不在家，才幸免于难，一同被抓的还有我同学曹振华、曹振鲁两兄弟。

我被关在日军充州宪兵队监狱里，一个号里住七、八个人，男女混杂，经过交谈得知，这里面既有八路军也有国民党，大多数是无辜的老百姓。只是因为在八路军进村时，给八路军说说话、带个路，后被告发，就被抓了进来，同号监房里有一个八路军女宣传员叫石白坚。监房内阴冷潮湿，地上铺点麦秸就是床，吃饭、大小便全在里面，特殊环境里，谁也没办法，大家都是中国人，都能相互体谅、同情。日军每天只给两顿小米稀汤喝，别的什么也没有，饿得人头晕眼花。只是在深夜里，难友们才敢悄悄地讲述，在魔窟里遭受的种种酷刑。

三天后，日本宪兵对我提审，先做了笔录，问姓名、籍贯、职务。然后问我是国民党地下情报员吗？你来兖州的任务是什么？我说不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就开始对我用软刑。软刑就是双手、双脚撑住地不能动，动就打，我被连打几十次。用过软刑，又用摔刑，摔刑就是叫我站好，日本宪兵将我踢倒、或者扛起来，再摔在地上，直摔得我头破血流、胳膊、腿都摔破。连摔十几次，见我还不承认，又把我双腿绑到老虎凳上，往脚后根上加砖头，加了几块，我疼得昏死过去，再用凉水喷醒，见我还是不承认，就把我拖回监房。

第二天，我腿疼得站不起来，日本人又把我拖出去再审。问我考虑好了没有，到底是不是情报员，我说真不是，只是个文书，怎么能承认？正月里天寒地冻，日本人把我按在一个盛满凉水的大缸里，盖上木盖，上面站着个日本宪兵往下踩，连续几次，我被连冻加呛水昏死过去后，再用凉水激醒我，又叫我回脸朝上，用皮水管子。往嘴里灌凉水，灌了一肚子凉水，涨得要命，又冻得要命，这是日本宪兵对我用的水刑。最历害的就是放狼狗咬，我从小就怕狗，更怕那八九十斤重的日本大狼狗，站起来有一人高，张着大嘴，鬼子兵叫它咬那里，它就咬哪里，直到大狼狗咬累了，不愿意咬了，还不算完，等狗歇一会，叫它再咬。咬得我浑身血肉模糊，吓得死过去几次，心想承认也是死，不承认也是死，就只好承认下来，鬼子拿着笔录叫我按下手印，才把我拖到牢房里。日本鬼子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待，根本不讲什么法律，全是酷刑拷打，叫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自古以来哪里有这样的刑律，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日本宪兵队这个魔窟之中。我永远也忘不了审讯我的日本宪兵清水和赖川两个恶魔的名字！

初稿于2011年5月，修改于2012年10月

宁做丧家犬 不当亡国奴（连载之二） 

王朝楹口述 杜心广整理

（本文根据王朝楹先生散记自传和对其采访的录像整理）

日本宪兵队里有十几种酷刑，我只受了这几种就已奄奄一息了。回到牢房我浑身发高烧不退，不想吃饭，头痛得难受又昏又涨，到半夜里突然鼻腔往外窜血不止，光罐头桶就接了三桶血，后来昏迷得不省人事，狱友见我病重，喊日本人救人。日本人进来见我昏死过去，就把我抬到院子里，不光不给救治，还用凉水一遍又一遍的泼到我头上激。到后半夜，我突然又醒了过来，望着满天星辰，心想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想动一下，浑身疼得钻心，一动也不能动，嘴里嘟噜了两句话，被日本人听见了，又把我抬进牢房里。这时我因失血过多，又连续发高烧，口渴难忍，狱友们向日本人给我要点水喝，日本人连理也不理。我渴得发烧，烧的鼻子、嘴里如火烫油煎，两眼发黑，几次昏死过去。我渴得实在受不了，求狱友们尿点尿给我喝，他们又不忍心。只等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多，狱友们给日本人浇花，两位狱友架着我，去喝浇花的凉水，我连喝了五罐头盒凉水，才觉得浑身的火气才消了下去。喝完凉水，回到牢房里，我倒头便睡，半夜醒来，身上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了，顿时觉得不发烧了，病也觉得好了许多。我坐起来，同号里狱友们都很惊奇，叫我躺下别起来，我说多谢你们救我一命，我的病好了，狱友们以为我发烧说胡话，都说我，你的命真大。过了没几天，我头上的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不到一月满头的头发都掉光啦，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是受日本人酷刑之后，连被折磨加受惊吓得了个“血汗病”的病，西医又叫回归热。虽然掉得没了头发，却好歹死里逃生保住了一条命。后来我母亲知道后，花钱托在宪兵队做饭的北关人林长春，每天给我买几个肉包子，送点水喝，我的身体才慢慢好起来。

我同学曹振华，曹振鲁兄弟俩因和我说过话，也一起被抓进宪兵队关了几天。可怜曹的母亲，每天到汉奸张景岐家屋后头去哭，一连哭了几天，老人在寒夜里受了风寒不久便病死。

过了一个月左右，日本宪兵队又从外县抓了一批所谓“犯人”，东西屋十二间监牢里已是人满为患，日本人就把一批年轻力壮，认为“罪行”较轻的，装进火车运往东北抚顺煤矿做劳工，我堂弟王朝桐就在其中。除很少年老无力有病的，或者“问题”轻微的，家里人花钱保出去的以外，没有无“罪”释放的，我们一行二十几个“重犯”已定案，又被押解到县政府监狱内监禁。到旧历四月底，我们这一批“重犯”，其中就有颜店郑家郗村的郑逵生，被用绳子拴上，排上队押到火车站，送往济南日本宪兵机关法务部判决。

这时候，家里人听说我被押解去济南法务部，心想这下可完了，在火车站母亲和我妻子来送我，如同送死刑犯上刑场，真有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这时我虽然病有好转，但身体很虚弱，浑身没有力气，头上也没了头发。母亲说：“怎么看不见朝楹呀？”我看见母亲后，使劲地挥手，母亲才看见我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儿子。

她婆媳二人认为这是见我最后一面，绝望地痛哭，我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也觉得这次去法务部必死无疑，一切都完了。

济南日军宪兵队法务部内，全是由日军宪兵组成的特务机构，专门镇压山东全省的抗日志士。日本宪兵挎着大洋刀，穿着大皮靴，个个如凶神恶煞一般，在牢房外走廊里走来走去地巡逻，我们被关在一个监房的人，不许互相说话，彼此之间谁也不知谁是干什么的。一旦听见有人说话，日本宪兵就打开牢门，朝着说话的人身上用洋刀乱戳。时间长了才听人悄悄地说，只要进了这法务部，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这里处决“犯人”都是在半夜里，而且是处理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据说是将人审讯后，把人固定在电椅上，电死后，直接送进地下阴沟里。果然到夜里十二点，提出几个或十几个人，处决后无影无踪。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与我们一块押来的郑逵生，就是这样被日本人残害的。（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郑逵生夫人杨玲杰来我家打听郑的下落，我也是这样回答她的。）

我在监牢里整天担惊受怕，不知那天夜里噩运降临在我头上，我也只有听天由命。还真侥幸，我命不该绝，被关押的十多天里，白天提审了我二次，还容我申辩，我说我真不是国民党情报员，是受人陷害，受刑不过屈打成招。另外，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年轻力壮，适合做劳工为日本人所用，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从牢房里提出我们一行40多人，到院子里集合。当时我们都非常害怕，不知日本人怎样处置我们，有人估计说：“这不是夜里可能死不了”。等站好队，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官出来讲话，日本军官说：“你们这些人通通地死了死了的有”。停了好大一会又说：“皇军宽大你们，死了死了的没有，通通要到东北的干活。”接着又宣判我们每个人的刑期，每个人年限不等，我被判了两年。当即就把我们这些人送进“救国训练所”听政治训练课，听伪山东省省长和汉奸们讲课，讲“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等，宣传日本人的好处。待了近一个月，就把我们与很多劳工一起，用闷罐火车厢拉到沈阳锦州煤矿。

到了锦州煤矿看到这里有很多劳工在矿上做苦力，心里才算安稳了一些，不管怎样暂时是死不了，以后的事只有听其自然吧。两天后就开始下煤窑干活。我头上戴着一顶装有电石灯的柳条帽，走在巷道里能照明，初次下煤窑到处乌黑担心受怕，经常被上面掉下来的煤块砸破手和脚，看似不大的小煤块，砸到人身上觉得有好几斤重，据说是由于地心的吸引力所致。时间长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最担心的是矿井内的瓦斯气。日本鬼子以最廉价的成本，掠夺中国的财富，根本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连最基本的防止瓦斯气体爆炸的设备也不安装。每天上下班都有日本兵和监工把头看管，不许乱跑乱动，劳工经常被监工的日本人打死、打伤。一天两顿高粱米做的饭，还吃不饱，没有菜，一点油水也见不到。到了冬季，由于劳动量过大，营养不良，南方来到东北的劳工，大都因为水土不服，患病后又不给医治，每天都要死几个人，病死的累死的都有，人正好好的，说死就死啦。东北的冬天特别的冷，死后的劳工就冻在院子里摞成垛，一冻就是好几天，等死的人多了才一块埋。吓得胆小的劳工夜里不敢上厕所，我因为死过几次了，倒不害怕啦。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锦州煤矿的劳工，死于瓦斯爆炸和病死、打死、累死的就占很大一部分。

长期的饥饿，繁重的劳动，肮脏的住处，残酷的毒打，使一个个劳工被折磨得如同病鬼一样。黄瘦的面孔，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胡须蓬乱，披散着乱发。赤光的上身瘦骨嶙峋，破烂的下衣泥水淋漓，根本不像人的样子。可是那些口里讲着“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日本侵略者，却毫不怜惜地把这些终日为他们劳作的苦工，一批又一批地驱向死亡的深渊。真是当了亡国奴，连牛马都不如呀！

第二年四月里，日本人又把锦州煤矿上的劳工和才运来的国民党被俘官兵、八路军战士等抗日人士，约有五百人左右，一起装上闷罐车厢运往抚顺煤矿干了一段时间。日本人野心很大，为防止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和准备将来与苏军作战的需要，又把我们这几百名劳工装上闷罐车厢沿佳木斯运往黑龙江虎林，去中苏边境上修公路。

由于劳工多车厢少，日本人又把车门关得太严，一个车厢内装六七十个人，一天一夜没开车门。车内温度升高，全车人挥汗如雨，憋闷地难受，呼吸困难，有的人已昏死过去。好不容易忍受到站，停车的时候，大家一齐砸车厢，日本鬼子才给打开车门，一看劳工病倒不少，怕劳工死得太多，没法去修路，这才找来医生给我们打针吃药，给我们治疗。如果再晚一会，全车厢人都将闷死在里边。回想那个滋味，真不是人所能忍受的，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日军把我们押解到离中苏边界约10公里的地方，搭上劳工住的简易窝棚后，就叫我们修公路。这个地方没有村庄，全是荒地很少能见到人。山林间到处是野鹿，河塘里有很多鱼也没人逮。面对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作为亡国奴的我们没有半点心情去欣赏，只有像牛马一样，在日本侵略者威逼下，任其役使。我们先是修路，后来又建桥。到了九月份，这里天气开始下雪，大地开始上冻，没法再施工了，日本人又把我们这五百多名劳工押回到抚顺煤矿，继续下矿挖煤。

在这里干了不久，抚顺煤矿1号、2号矿井连续发生瓦斯爆炸，劳工死亡惨重。这个煤矿是高瓦斯煤矿，随时都会发生事故，我们之间都互相商量着怎样能逃出虎口，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一天半夜里，我和家在滕县的孙树兴趁出去解手的机会，躲过日军岗哨，逃出了日寇的魔掌，往西南逃命去了。这时的东北已到了冰天雪地的季节，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不敢走大路，只好在满是没膝深积雪的小路上，摸索着往前走，时时提防着有没有人在追我们。

在刮着寒风的雪地里，约莫走了十几里路，我们怕走迷了路，冻死在雪地里。老远看见一个叫李家寨子的火车站，我俩一商量想坐火车去奉天。走到站上一问，车刚走不久，要等两、三个小时才能有南去的火车。车站上很冷，我们想到附近村子里烤烤火、吸袋烟压压凉气。刚走进一个小商铺门内，迎面看见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口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走道的。”他说：“到什么时间啦，还说是走道的，一定是逃跑的矿工，跟我走！”两个人说着就抓住我们往前推。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这俩人说：“我们是劳务局的，专抓你们这些人，跟我走上派出所。”

我一听坏啦，才逃出虎口，又走进狼窝，被送进派出所后，少不了得挨一顿毒打，打完还得送回原矿区，到那时日本鬼子还不要了我们的命吗？我心一横，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捡起一块砖头，冲上去就砸，与他拼个你死我活。这俩人见我们要拼命，吓得拔腿就跑。我们也不敢停留，离开路，从雪地里往南跑，害怕他们喊来人追我俩，一个劲地跑呀跑，地上全是深雪，看不出哪里高哪里低，一下子掉进了一个雪坑里，坑很深，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来，上来后发现，由于跑的太急，一只鞋跑坏了，冻成个冰疙瘩，再也穿不上了，只好扔掉，用包头的手巾包上脚继续往前走。这时冻得我俩脚手麻木、浑身冰凉打哆嗦，连冻加饿的又走了一段路，摸进了一个村庄里。

走到村里遇见了一个好心人，把我俩领到一个场院屋内，抱了些高粱秸叫我们烤火，并嘱咐我们说：“你们已被冻坏了，烤火要离开火堆两米之外，否则会把耳朵烤掉，把脚烤烂。”我因没有在东北烤火的经验，离火太近了，烤了一会，那个好心人说：“这里离日本人住的地方也不远，我不敢留你们，你们赶快走吧。”无奈何我们只好再往前走，这时觉得两只耳朵涨得慌，脚上流起水来，才知道是由于烤火太近所致，两只脚疼得钻心，一步也不想再走，可是又不能不走。

实在是走不动啦，我俩来到一个村子的关帝庙里歇歇脚。刚进庙门，里面突然站起来一个人，吓了我们一跳，仔细一看才知是一个要饭的，他睡在一个用高粱秸搭的地铺上。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可怜我们实在是冻坏啦，又抽了几把高粱秸，叫我们烤火，他可怜我被冻伤，让我躺在他被窝里睡了一觉。临走我买了他脚上的一双破棉鞋，才算是救了我的急，在雪地里走了半夜，终于能穿上棉鞋啦。

天明以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饭没吃一粒，水没喝一口，还是咬着牙，一瘸一拐地，没命地往西南跑。跑到中午十一点左右，在路上遇见一位善良的老人。交谈之中，得知他很痛恨日本人，同情我们的遭遇。走到一个路口，他突然提醒我们，你们快从小路上朝西南方向奉天跑吧，这里经常来日本人的军车，看见有逃跑的劳工，就抓到本溪去，那里比这儿还冷，快跑！

我听后再也顾不得脚疼，姓孙的难友架着我赶快跑。约跑了一里多路，回头一看大路上，由西往东飞驰似地来了一辆日本军车停在路口，当时吓得我俩胆战心惊，我不由地说，这哪是遇到了什么老人，分明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指点我们再次脱离虎口，我从内心里为这位可敬的老者祝福。

天黑以后七点多，终于来到奉天，按照我的记忆，找到一个难友的表哥开的旅社，住了下来。这个店主很同情我们，看在亲戚的关系上招待我们很好，在他的掩护下安稳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奉天火车站，因钱不够，车票只能买到济南。中午车到达山海关，到站后进关还必须填写入关表，看我们同是受难的中国人的份上，车站工作

人员为我们办理了入关手续。在山海关车站，我用仅有的三毛钱喝了一碗稀饭，饿得前心贴后背。车到大汶口站，车长突然来查票。说我的票只能坐到济南站，叫我不补票就赶快下车。我说我被冻伤了，实在是不能再走路了，万般无奈只好向同座的一个滕县沙沟的一个卖粮食的老兄硬借了三块五毛钱，补了车票，才算过了这一关，弄得人家那个老兄很有烦感，我一再地表示，以后有钱一定会奉还你。

亲身经受了两年多的做亡国奴的苦难经历，九死一生的我，终于来到了我的故乡—兖州城。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让我这个比要饭的还凄惨的人，混进了日本兵把守森严的新东门城门，回到了家里。母亲和雨青已经不敢与我相认，以为我早已死于日本鬼子之手。看见我回到家里，如同做梦一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我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不知我是人还是鬼。我拉住她们的手，一个劲地说：“娘，我就是朝楹”，她们缓过神来，才悲喜交加地失声痛哭。母亲看我浑身是伤，心疼地说：“这些王八孙子日本人真狠心呀！”

回到家后的第二天，我到东街一个日本医生开的谷角医院，治疗我的冻伤，右脚因伤势很重，有的肉已经坏死必须切除，两个脚趾甲也要退掉，两个耳朵也脱了一层皮。治疗了两个月才痊愈。这个时候在日军占领下的古城之中，人人自危，不知何时灾难就降临在你的头上，更何况汉奸张景岐还住在这个街上，长期躲在家里也不是办法。我托人找到本街的士绅郭子中，他推荐我去宁阳县找伪警察所长卫震川，请他帮忙谋个职业混口饭吃，也趁机隐藏起来，以免再遭到不测。经过济宁警察训练所四个月艰苦的训练，我被分配到宁阳县葛石店伪警察所二分所当了个户籍警。在这个山区伪警察所里张所长及同事和周围村民都对我挺好，我也感觉很安全。不知不觉间在山区里待了两年，1945年8月15日，终于等到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天。我高兴极啦，我终于不用再躲着日本人啦，终于可以获得自由啦。很快我就向张所长声明，辞职回家。他很支持我，临走还祝福我能走好运。

走到家乡兖州城，人们都在欢庆抗战的胜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与母亲、妻儿团聚，当时虽然家庭生活困难，可总算是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自己家中，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先是务农，后来经在日本宪兵队里认识的一位难友介绍，到滋阳县警察局工作。由于我有工作经验和文化，局里安排我在督查室任督导员，有了这份工作我感觉很荣幸，受罪的老娘和我媳妇也很高兴。工作中我认真负责，受到局里领导和警察们的好评。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件，是由于我处理公务中最失误的一件事，也是特别惊险使我后怕的一件事。那是194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分所来人报告说：“中御桥的交通岗被绥靖公署通讯营的一个排长打啦。”为处理这事，局里安排我带10名警士前去处理。走到一问才知道是由于通讯营自己工作失误，出了事打骂警察，看不起警察。我一听气得打了通讯营那个打人的排长两个耳光。见我动手后，十几个警察一起抄家伙动手打那个排长，痛打一顿后，我怕打出人命来，赶快吹哨收队。

刚回到警局，绥靖公署通讯营来了几十个士兵把警局包围起来，房子上也站满了人，往局里面乱打枪，大门口有人用机枪堵上，谁也不许出门。前面的人进院就喊：“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抓王督察的，快把他交出来！”接着就乱找乱翻地找我。早在他们进大门之前，幸亏我灵机一动，叫人把我锁进了拘留所，并与同事和犯人都已说好，通讯营的士兵被蒙骗过去，才没到拘留所内搜查，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不一会绥靖区副长官、县长、宪兵队长、稽查处长全到警察局来处理此事，追查打伤人的原因，我还是躲在拘留所里不敢出来。多方处理的结论是：警察不敢先动手打国军排长。由警察局长向通讯营长赔礼道歉，负担伤者的医疗费。直到那个排长出了医院，局长又请了一桌酒席才算解决了此事。事后，我被记大过一次，好长时间我都不敢穿警服上大街。同事们还夸我是英雄，为警察出了口恶气，可我也很后怕，在那个乱世，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如果不是我躲的快，早被愤怒的士兵乱枪打死啦。

1948年夏天，在解放兖州战役中，我身为警察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在攻城的枪林弹雨中，我随国民党军队冒险突围出城，差一点没被打死。兖州解放后，我与南下的国民党部队经徐州到达南京，辗转多时才找到原来的同事，经过他的介绍，才又找到当铨叙部部长的沈鸿烈，叫我当上了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里的一个文书，暂时找到了落脚之地。到了冬天，淮海战役失败消息传到了南京，市面上到处排队买东西，人心慌慌、物资紧缺，造成物价猛涨。国民政府通知各部门，不愿去广州的就地发路费遣散，我也在被遣散之列，人心涣散不知何去何从。1949年正月初一，我与几个同事由南京坐汽车去杭州，一路上见到许多百姓拱手拜年，到天黑才到杭州。这时候杭州市面上也很混乱，国民党大势已去，当官的都准备收拾细软南逃。四月份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后，一路南下，不久杭州也解放啦。这时候我与同事们在杭州东坡路合资开了一个北方饭店。因为战乱期间实行封关，市面上见不到钱，大小商铺生意都很萧条，不久杭州市场逐渐稳定，生意也逐渐兴隆起来，我们心想在杭州这个天堂般的美好城市干出一番事业来。杭州的夏天特别的热，在饭店里忙了一天睡不着觉，就到西湖边上凉快，到半夜才回饭店，因此我受了风寒，一天突然胸闷吐血不止，走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得了肺结核。这个病当年是很难治愈的，是死亡率很高的一种传染病。

当时我如五雷轰顶，几乎昏了过去。这个病需要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因为缺钱，治不起病，住的不方便，我怕连累大家，决定辞职回家。

哎！我这是什么穷命呀！每当要干的事业兴旺起来之时，总有一件倒霉的事情发生。如若不然，我能在杭州干下去，公私合营以后，也许在杭州当了正式工人啦，就不会再有这之后出现的事啦。

回家后，母亲和媳妇因为给我治病，几乎变卖了所有家当，两年后总算是治好了我的病。兖州解放后，因为我有复杂的历史问题，我被管制劳动了一年多，因为我表现不错，不久政府恢复我公民待遇，还把我评为民主人士。1954年我加入了兴隆农业合作社，由于工作积极还有文化，选举我当了记工员。第二年因在工作中给干部提意见，得罪了人，而且我据理力争坚决不认罪，再加上我曾干过多年国民党的事，有的事由于没形成事实而没交代清楚。受极左路线迫害，我蒙冤入狱多年。但我始终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在劳改农场，我积极劳动改造，领导先后安排我干统计和保管工作。每逢节日还叫我组织文娱活动。1958年，我在济南钢厂劳改时叫我担任小卖部会计。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营养不良，我患上黄胆性肝炎，严重时已经出现了肝昏迷。钢厂医院的一个领导，曲阜的孔大夫安排我住了一年多医院，给予我很好的治疗，直到我肝病痊愈。病好之后，领导又安排我参加钢厂医务人员培训班，学到了不少医学知识。

1970年，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做出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我的公民身分，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回到生产队后，我积极劳动并用我学到的医学知识和做菜的手艺免费为群众服务，不怕脏和累。多年来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誉，我觉得能帮助别人做点事，自己感到很高兴和自豪。

我现在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人，我一生之中遭受这么多苦难，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活到这么大岁数。现在我依然自己能上街买东西，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我的自传。总结我这复杂、曲折、苦难、到老了以后，又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一生。最令我无法忘记的就是，我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鲁南山区大扫荡中，空袭东里店后的那一幕，和在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以及在东北做劳工的悲惨经历。我要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真是连个流浪狗也不如呀！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有尊严的大国！祝愿我们的国家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家强盛、人民幸福。

整理后记：

窗外白雪茫茫，遭遇百年大旱的鲁南大地，今天终于迎来了去冬今春的第一场雪，空气顿觉清爽了许多。望着这迟到的雪花，心中不免产生了岁月流逝、人生苦短的感慨之情。忙完了春节前后的家庭琐事，不由地提起笔来，想写一写去年收集来的文史资料。而今年开春头一篇，我一定要先写去年年底在兴隆塔下，遇到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个95岁的世纪老人。

他一生经历坎坷，受尽无数的磨难，九死一生。如今他虽然白发苍苍，有些弯腰驼背，但仍思维敏捷、谈吐自如、声如洪钟。我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就写过有关兖州日本宪兵队的资料，没想到六年之后，在这里我见到了当年的当事人，可见我与他老人家有缘。我过去只是在电影、电视和书籍中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今天他这个亲历者的讲述，更能真实地再现那一段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是兖州被日军侵占后亲历者最真切的讲述。他是我遇到的那段历史的唯一见证人，他的讲述更具有历史价值和说服力。为能保存这位历史见证者的难得的宝贵资料，我特意为老人做了200多分钟的录像采访，老人又拿出近几年写的零散的回忆录叫我收藏。

在那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老人谈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仍忍不住伤心地老泪纵横。我连声对他说“对不起，又叫你伤心啦”。他用颤抖的手在回忆录上写下标题“宁做丧家犬，不当亡国奴”！

我为我能采访到这样一位传奇老人而感到欣慰，这也是我写作生涯中所遇到的一段奇缘。我一定要在老人有生之年，将这篇资料整理出来，以慰藉这位世纪老人。我在这里也不仅是想叫人们记住仇恨，我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在古城之中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在和平年代，不要忘记那惨烈的战争！因为现在日本国内仍有人在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罪行；不断篡改有关侵华战争的教科书。拒不为千千万万受战争迫害的中国劳工和慰安妇做出赔偿。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将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我要将这真实的历史整理出来，以此警示我们的后代：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不忘这段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历史，但愿旧中国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让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共同奋斗。

（本文初稿于2011年2月，修改于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