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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搞掉魏忠贤,手段高明却处置失当,其中道理他自缢前才明白

崇祯煤山自缢前,据说陪侍身边的太监王承恩,曾发出过一句感慨: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将明朝灭亡的直接根源,归咎于崇祯即位初期,对魏忠贤阉党集团的连根拔起。

王承恩的话自然不能归为明朝覆灭的正解,但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势力,陡然间全部退出明末政治核心权力层,的确加速了明朝灭亡的步伐。

请各位看官们注意,是“加速”。

众所周知,明朝灭亡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在辽东满洲八旗与中原农民起义的两线作战中疲于奔命,使得兵员和财政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被放血榨干。最后崇祯实在拿不出钱,只得放下皇帝的身段跪舔群臣募集军饷,但那些个铁公鸡哪里舍得拔毛,这才有了崇祯自缢的那一幕悲剧。

因此,崇祯的身死国灭,基本可以与明朝的财政崩溃划等号,说白了就是两个字——没钱!

回到王承恩“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观点,就要分析魏忠贤的存在,是否真就可以缓解明王朝的财政压力?

明朝中后期,藏富于官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朱姓皇族和官僚集团,是导致土地兼并、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两股主要势力。

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徐阶退休回乡后,购置大量田产当起了地主,整个松江府地区徐家占地多达24万亩。财大气粗又有高级退休官吏的身份,徐家子弟经常仗势横行乡里,后来海瑞出面打算秉公办案,反倒被熟悉官场潜规则的徐阶暗箱操作给摘了官帽子。

万历时期,为补偿爱子福王朱常洵未能当上太子的遗憾,万历皇帝一口气赏赐给他庄田4万淮盐1300,以及四川盐井和茶叶的税银,以至于民间流传出了先帝耗天下以肥”的说法。

像福王、徐阶这样的特权阶层,白白占据大量的土地,却享有不纳税的经济特权,偏偏政治地位又很高,在地方上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发展到最后就连朝廷都拿他们没办法。

土地农业税收的锐减已经基本无解,皇帝转而在“开源”上动脑筋。

为聚敛钱财,万历皇帝将目光盯上了日益兴盛的商业税,把矿监税使”派往全国各地的矿场、手工业工场、盐铁茶叶榷场监督收税,并且还在苏州等工商业重镇设卡征税。

这些矿监税使”,他们的成员主要是皇帝的亲信宦官。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天与巨额税款打交道的宦官自然也少不了吃拿卡要,可想而知收上来的赋税也都是扒了几层皮,最后才落到皇帝的腰包。

可即便如此,宦官势力仍然在农业税之外,为商业税的征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可以把明朝末年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大致划分为朱姓皇族、官僚集团、地主乡绅、工商业富户和底层农民5个群体。

站在社会阶层的角度,宦官势力仍然属于官僚集团。

明末宦官与东林党之间难分难解的缠斗,究其本源其实是宦官背后的浙党和楚党,与东林党围绕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争夺。而浙党和楚党之所以投靠宦官组成阉党集团,又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权力分配模式使然。

明朝自成祖朱棣开始,宦官群体以东厂的面目抬头。宣宗朝期间,太监秘书化的趋势越发明显,宫廷中甚至设立了专门培养宦官文化知识和行政能力的“内书堂”。到了英宗朱祁镇手里,终于孕育出了权重一时的大太监王振,随后曹吉祥、刘瑾等权阉层出不穷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轮到魏忠贤上台,太监涉政已经固化成了行政机构的模式。

当时的行政运作模式,是由文官集团的内阁首先对帝国各项事务出具对策方案,这个环节称为“票拟”。随后,再由皇帝对内阁的票拟作出批复因批复的文字是由朱砂笔书写,于是这个环节被称为“批红”。

太监的权力来自于皇帝下放的对票拟的“审批权”,因为明帝国的事务实在太多,而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精力旺盛巴不得一个人包打天下的皇帝又越来越少,所以明朝中后期太监参与“批红”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最后终于形成了“司礼监”这么个正式的行政机构。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大体就是在“文官内阁——司礼监太监——皇帝”的三权制衡模式下运转。

魏忠贤的机遇,除了成熟完善的司礼监制度外,更难得的是赶上了沉迷于木匠技艺不能自拔的天启皇帝,三权制衡直接简化成了阉党与东林党的双边对决。

而此时,朱姓皇族、官僚集团、地主乡绅、工商业富户和底层农民这5个社会群体,其中的工商业富户逐步呈现向朱姓皇族、官僚集团、地主乡绅靠拢或转型的趋向。

比如福王朱常洵经营四川盐井和茶叶榷场,郑成功的父亲海商郑芝龙接受朝廷招安成为福建总兵等。

魏忠贤作为阉党集团的头目,虽然也参与对社会财富的聚敛和盘剥,但一个与文官集团势均力敌的宦官集团的存在,却在客观上维持着对工商业阶层征税的渠道,使得明朝财政体系得以继续运转。

崇祯的短视在于,他没看清一个分散,且又阉党(浙党、楚党)与东林党相互制衡的局面,最符合皇帝的利益。

换句话说,崇祯可以拿掉专权上瘾的魏忠贤,树立他这个新皇帝的权威,但却不应该轻易废弃“文官内阁——司礼监太监——皇帝”三权制衡的政治运作模式。

太监势力退出核心权力圈的结果,是工商业阶层与东林党的彻底合流。失去宦官机构这样一个工具,单凭崇祯个人起早贪黑的努力,根本改变不了文官集团集体抗衡皇权的局面。

权力失衡的外化表现,就是帝国商业税收的锐减,朝廷不得不重新将征税的对象调整到了农民身上。于是,明帝国陷入了无可挽回的死局:

辽东战局恶化,增加饷银——摊派在农民身上的赋税增多(辽饷)——农民破产加入起义军,赋税来源减少——明朝与八旗军、农民军两线作战——帝国财政崩盘,崇祯自缢。

估计崇祯后期,也明白了对魏忠贤的处置失误,又回过头来开始派出宦官到地方军队中充任监军,并且还让亲信太监曹化淳参与北京城的防务。然而就是这个曹化淳,为李自成的大顺军打开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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