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拥兵30万，打不过只有两万杂牌军的左宗棠”，这指的是宝庆会战。
但这个描述不太准确，石达开所谓的30万，是号称，实际上没那么多，大概在10万以内。与之对敌的清军也不是只有2万，至少6万，双方兵力差距没有那么大。
至于杂牌，清朝正规部队只有八旗军和绿营，不要说左宗棠募集的兵马，就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湘军”也是汉族大地主的地方武装，即乡勇团练，严格说来也是杂牌。
在晚清时期讲究正规军与杂牌军是很可笑的，要不是正规军早糜烂得不堪一击，清廷怎么会下放军事权和地方财政权，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汉人组织团练武装？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晚期，在战场上与太平军厮杀唱主角的，就是湘、淮、楚等杂牌军。清廷对曾、李、左等人也是既用且防，但也没办法，你行你上啊，谁让八旗子弟只顾着提笼架鸟，绿营官兵只顾着当一手红缨枪一手大烟枪的“双枪兵”了呢！
然而，军权的转移再快也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具体在宝庆会战这场战役上，就是左宗棠并不是主要指挥将领。那时他刚崭露头角，是晚清政坛新秀，虽有众多高官显贵看好他，在咸丰帝面前一再推荐，但他的实际职务只是湖南巡抚的幕僚。
当时左宗棠虽有个四品卿衔及兵部郎中的虚衔，却没有权力独自指挥这样的大型战役，因而在宝庆会战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或者说，宝庆会战不是某位清廷将领的个人秀，没有谁过于突出，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宝庆会战的始末。
天京事变发生后，石达开为了保全自己，同时也为了避免天国再次内讧，率军出走西南，一直坚持与清军作战。后又转战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试图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连成一线。
但石达开大概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军事能力，以为是自己成就了太平天国，却不知其实是太平天国这个集团成就了他。失去平台光环的石达开，是屡战屡败、四处碰壁，后来他决定开进湖南，再至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在这种战略构思下，1859年，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湖南，攻打清廷治下的宝庆府。宝庆不大，按照石达开的设想，拿下并不难。
而且他非常善于学习，模仿湘军攻取九江的战术，从三面包围了宝庆，围而不打，构建营寨、挖掘壕沟，控制了城中通往各地的交通线，将宝庆围得铁桶一般，想令城中湘军自溃军心。
如此一来，不但城中的守军慌了，清廷也慌了，咸丰帝严令曾国藩前去救援，但大臣们认为应该先除“西南之患”，也就是截断太平军入川的通道。
这从侧面表明，清廷已洞察石达开的下一步战略意图，并对安庆会战缺乏必胜的信心，才会抢先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动性。
不过，虽然曾国藩没去，救援的清廷将领可不少，前期有刘岳昭、刘长佑、刘坤一等人，后期有湘军悍将李续宜，他所率领的是湘军中的精锐，战斗力很强。
这些将领本来是要去攻打太平天国所占的安庆府，现在全来救宝庆了，在城外与太平军展开连番大战。
刚开始，太平军胜局居多。据某位湘军将领回忆，他参与了宝庆城下八十多次大小战斗，输了六十多次。但最后太平军还是败了，石达开无奈撤军，退往广西。
论兵力，太平军和清军也算是势均力敌，可石达开战败的原因何在？
一方面，石达开孤军深入，后续无援。
别说此刻石达开和天王洪秀全之间已经产生芥蒂，就算洪秀全不计前嫌，他也调不出兵马来援。所占的各处城池都有清军虎视眈眈，自保都难，无力援助。事实上，要不是石达开牵制了几万清军，洪秀全的处境会更艰难。
反观清廷，虽说各地都有人起义造反，但还掌控着大局，四面八方的援兵，源源不断开向湖南。并且，清军的主力是湘军，湘军的老家就是湖南，人人都想保卫家乡，士气倍增，远非客场作战的太平军可比。
另一方面，太平军的后勤保障跟不上，石达开打不起持久战。
太平军到达之前，左宗棠就命人把宝庆城外的房屋庙宇全部烧毁，粮食全部运进城中，做到坚壁清野，让太平军无法就粮于敌。
前面说过，石达开已经和天京“决裂”，又没能找到新的根据地，生存模式是率领着队伍辗转各处，且战且退，具有流动性。这就代表着他没有稳定的后勤、兵力、武器来源。
如果只是一场行军迅速的攻坚战，那么这些隐患一时还显露不出来，像以前一样边走边征粮征饷就行，但大军一旦停住问题可就大了。宝庆附近的粮草一被用完，太平军就得饿肚子。武器用坏了也得不到补充，这无疑会打击到士兵们的作战意志。
十万大军一天的消耗量是惊人的，石达开坚持了三个月，已经到了他的极限，再撑下去，清军就可以来捡便宜了。
这不能不说是石达开的战略错误，没有稳定的后方，如何与敌军展开持久对战？
对于湘军的增援，石达开考虑得也不是很周详，湖南有战，湘军必援，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他却似乎没想到，未能拿出有效的防范措施，也许是有心无力吧。
换句话说，就石达开手里的那点兵马，根本不具备搞围点打援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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