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首都师范大学成立65周年。为热情讴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回顾和总结首都师范大学建校65年来走过的光辉岁月，大力弘扬爱国、爱校精神，激励广大教师为把我校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我校开展了“祖国颂·首师情”主题征文活动。
广大离退休教职工积极响应，踊跃投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首都师大人为学校改革发展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面貌和炽热情怀。现将部分征文选登，也欢迎更多的离退休教职工投稿！
历史学院创业者们
的远见卓识
作者：邹兆辰
历史学院退休教师
首都师范大学这所新中国成立初建立的大学，已经走过了65个年头，并向“双一流”的目标阔步迈进。历史学院的前身历史系，是学校最早建立的系之一。今天，她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影响力已经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抚今追昔，不能不赞叹建系初年创业者的高瞻远瞩和身体力行的创业精神。
1953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建立北京师范学院，市教育局把筹建历史系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历史组。当时，历史组的三位青年教师戚国淦（35岁）、成庆华（38岁）、宁可（25岁）承担起建系的任务。戚国淦担任筹备组长。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上过名牌大学。戚国淦入学在北京大学，后毕业于燕京大学；成庆华入学北京大学，后毕业于辅仁大学；宁可肄业于北京大学。可以说他们都见过世面，知道名牌大学是怎么回事。虽然当时建立师范学院的目的是要解决北京市中学教师的严重空缺，只办一年制、二年制的专科，但他们想到很快就会办本科班，不仅要培养能够胜任教学任务的合格教师，将来也会和综合大学一样，招研究生和进行科学研究。
戚国淦（第一排左一）、成庆华（第一排右二）与1958级本科毕业生的合影（摄于1962年）
他们意识到，创办大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组建教师队伍。挑选什么样的教师来系里担任教学工作呢？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选拔教学能力强的中学教师，要在校内外有影响；其次是要选拔年轻一些的，他们有闯劲，而且可以多干几年；第三就是要有潜力，现在能上好课，以后可以搞科研。于是，他们跟教育局要了候选名单，三人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市各中学去听课。两个学期里他们听了几十位教师的课。最后选中了育英中学的齐世荣（27岁，入学燕京大学于清华大学毕业）、北京一中的谢承仁（29岁，北京大学毕业）、北京二中的黄一欧（28岁，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等几位骨干教师。建系时，戚国淦先生担任系主任，成庆华先生是唯一的副教授。后来，由东北师大调来了副教授、老革命滕净东先生，戚先生让贤，滕先生担任系主任，戚先生担任副主任。
开创历史学科三个博士点和重点学科的三位老先生（右一为世界近现代史博导齐世荣，左一为中国古代史博导宁可，中间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博导戚国淦。摄于上世纪90年代）
从建院初到60年代初，系里又陆续引进了多位大学毕业生，如西北大学的田培栋、北京大学的李淑兰、山东大学的蒋福亚、苏俊良等。此外，引进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和从自己培养的本科生中选拔教师也是扩大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系里先后引进多位东北师大和北京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又在1959级、1960级、1961级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一批青年学子充实教师队伍。为了加强对新引进、新留校青年教师的培养，系里选派多位教师到国内著名高校、学者那里去进修或读研。如派张海瀛到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那里学明史，陈曦文到复旦大学耿淡如先生那里学世界史，杨生民到中山大学梁方仲先生那里学经济史，彭云鹤到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那里学清史、陈云鸾到华东师大吴泽先生那里学习中国古代史。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历史系比较早地建立起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日后这批青年教师成了教学的骨干力量。改革开放后，很多人成为教授、副教授、学科带头人和研究生导师。如北师大毕业的陈曦文成为世界史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过系主任；本校1959届毕业生杨生民成为秦汉史专业的教授、博导；1960届毕业生翁俊雄成为隋唐史专业的知名学者、教授；1961届毕业生于友西成为历史教育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他的历史教学法著作在全国影响很大，还担任了全国历史教学会会长。蒋福亚在山东大学时就是著名学者王仲荦的研究生，1962年来系工作，改革开放后成为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完善教学体系和相关配套设施，也是历史系建系初期的重要任务。在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两门最主要的基础课，都需要配备较强的教学力量。两门课程中，世界史的教师相对更缺乏。筹备组的三位教师中，成庆华、宁可是搞中国古代史的，加上搞中国近代史的谢承仁实力较强。谁来担纲世界史呢？戚国淦先生国学基础很好，在燕京大学上过明清史名家邓之诚先生的明清史课，毕业时的论文写的是清代外交家曾纪泽的年谱，指导教师是著名元史学者翁独健。但他的英语基础很好，世界史功底好，也教过中学的课，面对形势需要，他就承担了世界史的教学任务。再加上燕京大学毕业的副教授田农先生和清华毕业的齐世荣先生，世界史的实力也是很强的。
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奠基人齐世荣先生（摄于20世纪80年代
北京师范学院是一所地方院校，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考虑具有地方特色。历史系决定开设北京史课程，安排讲授中国近代史并熟知老北京典故的贾善长先生来开设这门课。以后，雷大受和李淑兰继续上这门课，成为历史系重要的保留课程。近二三十年，历史学院建立了城市文化专业，如今又发展成文化遗产学系和北京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而北京史的教学始终是这些专业的重要内容。
建系不久，系领导鼓励教师开设选修课，扩展教学的内容，提高学生的素质。最早开出选修课的是谢承仁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率先开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选修课。从林则徐讲到孙中山，他主要讲授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他对史料的熟悉和讲课的生动，深受学生欢迎。改革开放以后，谢先生成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培养研究生的方向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这是与他在文革前的深厚积累分不开的。
为了搞好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文物室的建设是不可缺少的。成庆华、戚国淦、宁可等先生都大力主张建立文物室。系里向学校提出建议，学校特批了2万元。为了让这2万元买到更多的文物，谢先生与熟悉北京文物市场的学者沈从文先生联系，请托他帮助购买文物。雷大受先生参与了整个购买过程。在这2万元文物基础上建立的文物室，使历史系具有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文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教学的需要，而且为后来建立学校的历史博物馆打下基础。今天的历史学院建立了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成为具有博士授权的一级学科，当年建立的文物室还在发挥作用。当时购买的文物，今天恐怕无论花多少钱也是买不来的。
位于校本部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
稳定了教学工作后，历史系的初创者们开始向科研进军了。宁可先生对教学和科研同样重视。每当他在教学中发现一些必须通过科研来搞清楚的问题时，他就在课余钻研这些问题，并将科研结果写出文章发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问题是热门话题，学术界有争论，学生们有疑问，他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文章。学术界在运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时，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向，背离了历史主义的精神。结合学术界的讨论，1963-1964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两篇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他也注意到一些微观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史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个时期有所积累，所以文革以后他立即在历史系建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带领弟子们分头进行攻关，使历史系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的重镇。
在1958年，各行业在大跃进。戚国淦先生也想在师院历史系建立一个英国史研究室，把世界史的科研集中在英国史。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具备条件的。但戚国淦先生把这个愿望暗藏在心里，教学工作之余为世界史的科研做准备。60年代初，他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为汉译外国史学名著进行翻译工作，与夫人一起翻译了《查理大帝传》《法兰克人史》等名著，文革前即已完稿。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通过有限渠道了解英国史学的最新动态，把注意力集中到16世纪前后即英国都铎王朝时期。1979年，形势大变，学校同意他建立英国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20年前的设想，终于在他60岁时实现了。几年以后，师院历史系的英国史研究室成为国内高校中搜集都铎王朝史料最全、研究实力最强、研究成果最多的单位。
戚国淦先生部分著述和译著
上世纪60年代初，上级号召有条件的单位组织力量参与翻译、批判西方史学名著，并且开列了书单。齐世荣在读清华大学的时候就在雷海宗先生的引导下阅读过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但这本书从内容到表达方式都特别晦涩、难懂，很少有人能读完它。他认为，书虽然难读、难译，但我们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分工合作来攻克它。获批准以后，他邀请了田农、戚国淦以及林传鼎、傅任敢、郝德元等几位先生一起翻译了该书英文版的第二卷，即与历史有关的这一卷。为便于读者了解该书的思想内容，齐世荣先生撰写了长篇序言。该书于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大革命以后，该书又重印了3次。这部书的翻译，对于中国学人了解西方史学思想起到了作用。
谢承仁先生教学方向是在中国近代史，但科研工作重点在中国古代史。因为1958年他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人物丛书”编辑之约开始写作《戚继光》，宁可先生也参与了写作。特别是在结识吴晗先生以后，谢承仁先生更多地参与了明史的研究。60年代初他协助吴晗先生组织编写《中国历史常识》，以后又参与了吴晗先生编撰简明明史的工作，侧重于明代后期的历史。明末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做了大量的笔记，具备了撰写李自成传的条件。文革之前他就完成了初稿。1982年，他又亲自到陕北进行考察，核实了部分史料，重新改写他的书稿。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李自成新传》，成为李自成研究的重要成果。
田培栋先生在建系之初就从西北大学来到了历史系，成庆华、戚国淦先生都十分看好这位来自陕西的青年学子，鼓励他在明史研究方面下功夫。他在教学工作之余刻苦读书，抄写了大量有关明史的资料，其中包括很多陕西地方经济史的资料，这些资料为他日后从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在他1988年退休之前，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资料完成史书的撰著。然而在他退休以后，在新的环境下焕发出了学术的青春，连续推出《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明史新探》《明史批拣集》《陕西社会经济史》等学术著作。如今，90多岁高龄的田培栋先生还在等待他的新著问世。他的这一系列的成果，也是与历史系初创时期教师们那种刻苦努力、勤奋治学的学风分不开的。
历史学院的创业者们在教学、科研中，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当时，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是教师们的一项基本功。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每人都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宁可等先生还筹备开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概论的课程，并在全国率先开出此课。80年代后，历史系不仅继续开设史学概论课，还在研究生中开设经典著作选读课。宁可先生还招收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博士生。今天的历史学院能够培养史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生，也是与本系的这个传统有关的。
博士答辩会（第二排左一为刘新成博士，右一为刘城博士，第一排右三为导师戚国淦先生，摄于1991年）
回顾建校65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感到，由于当时能从长远考虑来安排各方面工作，今天历史学院的学科发展没有出现许多大学的“瘸腿”现象，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都成为强势学科，特别是世界史在全国排名超过了一些综合大学。历史学院具有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这在全国高校历史系中都是极少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今天历史学院的那些创业者们大多已经陆续谢世，但是历史的效应往往并不是在当时就能够立即显现出来，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以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披荆斩棘、夙兴夜寐的前辈们所创下的基业，不禁油然生发出一种尊敬之情、感激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今日的辉煌，正是来自于前辈们的卓识与勤劳，他们的创业之功我们是永远不应忘记的！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本文原载于首都师范大学离退休干部处《秋韵》第50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