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的女儿问我唐宋八大家的一些情况，我一知半解。遂查阅资料，整理如下，供需要者查阅。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韩愈（768－824）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字永叔，祖籍江南西路吉州永丰县(今属江西)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于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苏洵(1009—1066)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佑集》。
苏轼（1037－1101）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世称苏东坡。
苏辙(1039－1112)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颍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于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于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1019-1083)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属今江西)，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众，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于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又解：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即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由于他们在古文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明嘉靖间古文家唐顺之编《文编》一书，专门选录八家的作品；与唐顺之同属“唐宋派”的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编》的基础上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风行海内，“唐宋八大家”的名称遂由此产生。
以上所说的“古文”，是相对于唐宋之际盛行的“今文”或“时文”(即骈文)而来的。韩愈曾说他“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三代两汉”之文就是“古文”，是唐宋古文家心仪的写作模范文本。文学史上，将唐宋两代古文家写作“古文”以取代骈文的这个创作思潮，称为“古文运动”。
“古文”和“骈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两种文体。“古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散行之文，通晓流畅，没有种种形式上的束缚；“骈文”是古代散文发展到魏晋之际的一个变化——通体对偶而且讲究声律。骈文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个趋势，唐宋古文家创作古文，反对骈文，也是一种文学审美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此涨彼消，兴衰替代，其间还包含有社会的、哲学的原因，但主要是两种文体的因革变化。
先秦至汉魏的散文，其文体都是散行的，句子长短伸缩变化，大体保持口头语言的随意性、灵活性的风貌。魏晋之际，通体讲究对偶的文章逐渐形成，到齐梁间，受声律说的影响，文章不但通体对偶，还讲求四声的交错搭配，这就是骈文。自齐梁至唐，骈文盛行，几乎一切公私文翰，甚至学术文章都骈化了。
骈文的对偶和声律的美，反映了古代作家在散文形式美上的一种追求，而且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骈文作家和声情兼美的作品。但是，骈文的弊端也很多，主要是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由此导致的内容与形式的脱离，不但远离了社会人生，也远离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另外，因为对偶和声韵的追求，骈文的语言也难免陈陈相因、了无生气。于是，一批有识见的作家开始倡古文、反骈文，其中以中唐时的韩愈和柳宗元成就最大。
韩愈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古文理论的完整而明晰。他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把古文写作与儒学、道德、政治和教化联系起来，以纠正骈文写作的远离社会人生。表面上看，“修辞明道”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的自觉是个倒退，其实不尽然，因为当中唐之际，藩镇林立，佛道盛行，社会的弊病很多，要让文学与社会脱离是不现实的。另外，韩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也就是说，“修辞明道”的实质，不但要将古文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还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为抒发个人或群体生活困顿、悲哀、感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同上)。在散文语言的除旧创新上，韩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说：“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为了追求语言的创新，他有时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痴迷程度。
韩愈的又一贡献即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他写了大量优美晓畅的古文，在前代优秀散文之后，为后世读者树立了良好的揣摩学习的样板。韩愈的散文，多属应用文，但他尽可能将这些非文学的实用文写得富于文学性，诸如书启、墓志、记、序、哀祭……，他都尽可能写得有气势，有创新，有真情实感，为了增强古文的可读性，他常常把史传文学、传奇小说的叙事、描写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实用文体具有抒情之美、叙事描写之美，饶有“纯文学之情趣风神”(钱穆语)。至于在语言方面的创造生新，则更是不胜枚举了。
由此可见,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首,而在于上面所产述的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