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猪年春节，身体欠佳，呆在武汉哪都没去。没事的时候，翻阅以前拍的武汉老照片，勾起许多回忆。这些照片大多数是2011年春节期间拍的，还有一部分是那年夏天拍的。那时刚买G11相机不久，摄影热情高涨，趁着从襄阳回汉之际，天天往街上跑，拍的内容以武汉老建筑为主，只为那些老房子承载了太多的乡愁，还有难以排遣的少年情怀与儿时回忆。现在看来，这些照片的拍摄技术乏善可陈，但那些画面却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虽然才时隔数年，不少画面却难睹原貌了。例如现在的江汉关的身后是大片高层建筑，再也难觅昔日巍峨的身姿，中山大道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江汉路天桥不见踪迹，兰陵路、黎黄陂路改造后洗去了历史沉淀的包浆……是的，武汉，每天不一样，但有些东西却是不应频频变化的。不变的，是我心中的武汉记忆。
老汉口最早的标志性建筑—中山大道汉口水塔。由当时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建造，竣工于1909年。这座英国人设计的水塔高41.32米，曾是老武汉的最高楼。
汉口开埠的见证者—江汉关大楼。位于汉口沿江大道江汉路口，1921年破土动工，历时三年，1924年落成。楼高83.8米，为武汉当时最高建筑。
江汉关大楼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建筑质量，都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建成后的几十年里，它在中国众多的海关大楼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江汉关顶部钟楼典雅大气，为英伦建筑之特有风格。“江汉关”三个大字，系当时湖北省教育厅长、著名书法家宗彝所书。与许多武汉人一样，我也是听着江汉关的钟声长大的。
辛亥革命遗址—鄂军都督府旧址，又称红楼，位于蛇山南麓，武昌阅马场北端。这里原是清政府为抵制共和，串演“预备立宪”而建的湖北咨议局大楼旧址。
红楼广场的彭刘杨三烈士塑像。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执行武昌起义任务时被捕，10月10日凌晨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府东辕门前。为纪念三烈士，武昌阅马场旁一条马路命名为彭刘杨路。
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打通了我国重要的南北铁路干线—京广线，进一步凸显了武汉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
武汉长江大桥选址合理，造型壮观，工艺精良，质量出众，独具鲜明的民族特色。现在武汉已通车的长江大桥有九座了，但在我心中，最漂亮最出色的还数一桥即武汉长江大桥。
黄鹤楼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楼，江南三大名楼之首（其他两大名楼是湖南的岳阳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
黄鹤楼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以清代黄鹤楼（同治楼）为原型设计。楼高5层，总高度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它与蛇山脚下的武汉长江大桥交相辉映，京广铁路的列车从楼下呼啸而过。登楼远眺，武汉三镇风光尽收眼底。
百年名校—武汉大学。武大牌楼从左至右、从右至左均可读。从左至右是“学大汉，武立国”，使人想到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宣言，读来磅礴大气，意味深长。
武汉大学溯源于清朝末期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13年由国民政府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首批国立综合大学之一、湖北第一所高等学府。
武汉大学坐落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满园苍翠，鸟语花香。中西合璧的宫殿式早期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如画的风景和古朴凝重的建筑，使武汉大学有着“世界最美丽的大学之一”的美誉。
武大校园古木参天，园内建筑和道路依山而建，起伏有致，别有韵味。
昙华林位于武昌花园山北麓。花园山顶，坐落着一座孤单的古罗马风格的建筑，这就是1888年修建的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小教堂。
史料记载，1862年至1923年间，花园山一直是武昌天主教的中心。直到1926年，北伐军快打到武昌时，此处的修女全部撤到汉口。
花园山对面，是当年基督教英国伦敦会在武汉创办的仁济医院的一组建筑。它们站在这里已有110多年的历史。
仁济医院是当时武汉颇具规模的教会医院。1931年武汉水灾，曾在此设武昌赈灾机构。
1864年，著名传教士杨格非来武汉后建造的湖北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崇真堂。
昙华林“兰绣轩”，是清末北洋水师官员翁守谦的故居。
昙华林街区的修理匠，木门上用粉笔标明：“雨天在家修理”。
昙华林有一座被誉为武汉最美的咖啡馆—融园，原是一座教士公寓。
融园露天走廊的墙壁上，不经意间透露出老房子的年龄。
如今的昙华林也是武汉有名的创意艺术园，古老的街区与深厚的文脉共生共存，恬淡平和中散发出书卷韵味和文化气息。
古巷老媼。想她穿针引线的指尖上，流淌过多少昙华林的岁月与时光。当年攀谈时，老人告诉我“再过半年满八十岁”，如今她应八十七岁了。
位于汉阳城内翠微路尽头的归元寺，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浙江僧人白光、主峰来此创建的。寺名取佛经“归元性不二，方便有多门”之语境，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归元寺与宝通寺、莲溪寺、古德寺并称为武汉佛教的四大丛林，有“汉西一境”之称。
细雨中的汉口江汉路人行天桥。拍下这张照片后的第四年，2015年3月，这座服役30年的老天桥被永久拆除。拆桥前，许多武汉人专程赶到江汉路与它告别，合影留念。
江汉路上的中心百货大楼。与大楼一体的璇宫饭店文革前一直是武汉重要的涉外酒店。
始创于1921年的百年老店—汉口中山大道精益眼镜总店。
当年孙中山曾在这家店配过眼镜，并题词“精益求精”。
汉口中山大道南京路口的这幢大楼，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大楼是原金城银行汉口分行旧址，1931年落成，上海留美设计师庄俊设计。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这里成为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办公地。建国后改为少年儿童图书馆，如今，又被改造扩建为武汉美术馆。
位于汉口洞庭街51号的詹天佑故居纪念馆，建于1912年，是詹天佑任汉粤川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期间由他亲自设计监造的。詹天佑是近代著名工程技术家，曾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
被誉为江城“小吃之首”的三镇民生甜食馆（胜利街总店）。因离兰陵路老家近，以前从襄阳回汉小住时，大哥经常带我到这里过早。这家店的早点无论是豆皮、烧梅、煎包，还是热干面、豆腐脑、鸡冠饺，无不透着正宗的老武汉味，让人难忘。
始建于1903年的京汉火车站，又名大智门车站，法国人设计。解放后改名为汉口火车站，一度成为武汉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直至1991年整体搬迁至金家墩汉口火车站新址。
京汉火车站呈典型的法国四堡式建筑风格，曾是京汉铁路最为耀眼的亮点，甚至被誉为亚洲最壮观气派的火车站。
沧海桑田，昔日的火车站早已繁华不再，它的身后，是架空而过的城市轻轨交通列车。
汉口鄱阳街青岛路口的景明大楼，是武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外资建筑设计机构—英资景明洋行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六层大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景明洋行停办，此楼改为外侨公寓。解放后至文革前，该楼称为民主大楼，是武汉市民主党派办公楼。我上中学时文革爆发，虽没上学，但有一个玩得很好的同学胡天强住在景明大楼，因此少年时这座大楼我去了无数次。后来我无缘上高中，不满17岁下乡插队，胡天强一家也去了外地，再也没联系上。多年以后每次回汉路过这里，常常忍不住多看几眼。
汉口南京路北侧的洞庭村，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是汉口里份中建造较晚的设计较好、设备完善的高级里份。我中学时代另一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潘志强就住在这里，因此也是我那时常去的地方。我下乡后世事茫茫，与潘志强也失去联系。及至后来我上的武汉市二十一中也换成了小学牌子，当年的高级里份洞庭村也一片破败，让人徒生物是人非的喟叹。
武汉防洪纪念碑，位于汉口滨江公园内，建于1969年。碑高37米，上有毛泽东亲笔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汉口江滩位于长江武汉市区北岸，面积相当于八个上海外滩，为世界级的大型滨水绿化长廊。汉口江滩恢宏大气，开敞宁静，绿意盎然，可临江听涛，可滨水赏景，音乐喷泉、水上乐园、戏水梯台等处处体现了亲水的主题，让人既感受到长江恢宏的气势，又能体味到江南小桥流水的韵味，为市民提供了具有滨江特色的公共健身娱乐和亲水休闲活动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具体评价褒贬不一，而汉口江滩无疑是美誉度最高的广受市民称道的大手笔杰作。
黎黄陂路，是我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地方。这条路及周边街区，是武汉记忆中我最难忘的部分。
这条路全长604米，建于1900年，1925年前曾称阿列色耶夫街、夷玛街。因两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是黄陂人，1946年改称黎黄陂路。此路是旧时租界的缩影，16幢欧陆建筑物背后均有故事，是汉口一处典型的街头博物馆。
位于汉口沿江大道黎黄陂路口的宋庆龄汉口旧居。始建于1896年，原为华俄道胜银行，是座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建筑。大革命时期，为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后为民国中央银行汉口分行。1927年，宋庆龄在此工作和生活过八个月。
黎黄陂路上的汉口俄国巡捕房旧址，建于1902年，为工部局的警察科，前后共有外籍和华籍巡捕30人，1924年撤销。
黎黄陂路上的美国海军青年会旧址，建于1915年，现为武汉基督教青年会。
同是青年会，性质却不同。一座大楼，记载了历史的变迁，唯有岁月的光影亘古不变。
黎黄陂路上的惠罗公司大楼旧址，由英商怡和洋行于1915年兴建。三层楼房顶上，建有一个很小的白色圆顶瞭望塔，犹如在大脑袋上兜上了一个滑稽的小圆帽。但正因为这顶小圆帽，惠罗公司原本中规中矩的建筑格局蓦然增添一份灵动的色彩。
惠罗公司主楼向西延伸不远就成为一列整齐的三层楼房，这就是侧临鄱阳街的惠罗公司的员工宿舍。中共著名的“八七会议”就在惠罗公司员工宿舍召开。
中共“八七会议”会址。前几年整修一新，只见艳丽不显沧桑，驻足观望，很难体验当年与会者面对危局，力挽狂澜的惊心动魄之感慨。
与惠罗公司隔路相望的信义公所，其投资者是美国的传教士，设计者是德国的建筑事务所。信义公所最初是为华中地区的信义会传教士提供住宿和联络的处所，现在是武汉市基督教协会所在地。它的用途自建成到今天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这在汉口众多的老房子中极为罕见。
走进黄陂一里，抬头朝阳光投向的窗户望去，其中两扇的窗后就是当年我家，清楚地记得门牌号码：黄陂一里12号。那时巷内清洁温馨，进家要登上油漆木楼梯，屋内铺地板，隔壁达飞家还有一架风琴。记忆中的故里绝不像眼前这般衰败。
在黄陂一里住了几年后，我家又搬到与黎黄陂路一街之隔的兰陵路。兰陵路和洞庭街、鄱阳街、黎黄陂路四路交错处，是一座V字形平面的红色洋房，这就是汉口有名的巴公房子。巴公房子属近代古典复兴式建筑，1901年始建，1910年建成。景明洋行设计，永茂昌、广大昌营造厂施工，为武汉较早的多层公寓。
巴公房子的命名源于它的第一任主人—杰克巴罗夫。此人身份地位显赫，为俄国贵族出身，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兄弟。1869年来到汉口，1902年前任俄国驻汉口领事。巴公房子犹如一艘红色的街心巨轮，内部房间多达230套，供汉口的五国租界洋行高级职员租住。解放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百年老房子内栖息着200多户人家，远远超过旧电影中“七十二家房客”的规模。
巴公房子V形的尖端处转成一个弧形，弧形的入口处，沿阶梯而上，就是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理发厅。解放后，它也一直是汉口有名的理发厅。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这里理发。前些年这里挂上了中医美容院的招牌。如今，整座巴公房子已被砖墙围了起来，里面人去楼空，大概要重新整修吧。这几年黎黄路、兰陵路都已整修，只是整修过的街区总觉得洗去了岁月的包浆，少了历史积淀的韵味。不知巴公房子日后会以何种形象重现。但不管环境怎样变化，记忆中的老街与其承载的故园情怀将会长久珍藏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