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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共七篇)
《庄子内篇》
内篇第一·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庄子逍遥篇终】
内篇第二·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偶。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蜇,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
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
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啮缺曰:“子不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
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
“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
此之谓“物化”。
【齐物论篇终】
内篇第三·养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养生主篇终】
内篇第四·人间世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
“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讵可乎!”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
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
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勃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楂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匠石觉而诊其梦。弟子曰:“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喻之,不亦远乎!”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醒三日而不已。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支离疏者,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繲,足以餬口;鼓荚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锺与十束薪。夫支离者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人间世篇终】
内篇第五·德充符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与庸亦远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谓也?”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徵,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
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众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寐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以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数十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而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汜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其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刖者之屦,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谓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吾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离无脣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德充符篇终】
内篇第六·大宗师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棻然而往,棻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另作“广”)乎其似世也,悗(另作“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音 xu1)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循。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循,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循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而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勘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闻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
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
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跰(另作“胼”)躏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以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疩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
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
颜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忘礼乐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坐忘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
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大宗师篇终】
内篇第七·应帝王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又复问。
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老聃曰:“是於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
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向示之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壶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
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另作“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应帝王篇终】
《庄子》从古本到今本的演变
今本《庄子》为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种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完全相同。但《子》五十二篇”,可见古本《庄子》为五十二篇。《庄子》从汉代五十二篇的古本到晋代三十三篇的今本有个演变过程。
《庄子》五十二篇本在汉代可能是通行本,故后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庄子行于山中”说:“庄子名周,乐之蒙人,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五十二篇古本到魏晋时仍然存在。唐代陆德明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经典释文·序录》)司马彪于晋泰始中为秘书郎,《晋书》有传,身世比较清楚。孟氏,陆德明已“不详何人”,清代姚振宗考证说,“似即注《老子》之大孟,或云即孟康”(《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五)。孟康是魏人,著有《汉书注》。也就是说,确知注解了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两位学者——孟氏、司马彪皆为魏晋时人。
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篇目构成,陆德明说是“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经典释文·序录》)。其中,“解说三”见于记载的有《庄子后解》、《庄子略要》两篇:
《庄子》“庚市子肩之毁玉也”,《淮南子·庄子后触〉曰:
“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文选》卷三十五张景阳《七命》“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论解”李善注)
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
(〈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江文通《杂诗三十·汉书·艺文》称“《庄 许询》、陶渊明《归去来辞》、任彦界《齐景陵王行状》等篇李善注)由此可见,〈庄子后解〉、《庄子略要》等“解说三篇”,似乎不是《庄子》所固有的篇目,而是其附录,是《淮南子》的作者对《庄子》的片段的解释或内容概述,应归属于《淮南子》,姚振宗正这样的见解,他说:“今《淮南》内篇无《庄子略要〉、《庄子后解》,或在《淮南》外篇三十三篇中。”(〈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之下)这样,古本《庄子》实际上应是四十九篇。
从《经典释文·序录》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庄子》一书除了孟氏、司马彪注解的五十二篇本外(孟氏注已佚),还有崔譔和向秀注解的二十七篇本以及李颐集解的三十篇本。崔譔,晋史无传,唯《隋书·经籍志》称其为“东晋议即”,但《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别传》说:“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所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可见《隋书》所记有误,崔譔生世当不晚于“竹林七贤”的向秀。崔譔的《庄子》注文在《经典释文》中有所存留,所以他是至今其述尚存的魏晋注《庄子》诸家中最早的。《经典释文·序录》记录:“崔譔注二十七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由其篇目的构成(内、外篇)和数目(二十七篇)的相同,可以推断崔、向所注可能是同一个本子。但其所出注的篇目可能不尽相同。有学者根据《经典释文》考计,《天运》、《至乐》、《达生》、《山水》、《盗跖》、《列御寇》诸篇,有崔注无向注,《则阳》、《寓言》两篇有向注无崔注,唯有《天道》、《刻意》、《田子方》、《让王》、《说剑》、《渔父》等六篇,《释文》于崔、向之注一无所取。由此推断,崔、向《庄子》二十七篇本,可能是五十二篇古本的重要篇目的选注本;这个选注本加上崔、向皆未出注的《天道》等六篇,可能就是以后郭象确定并注解的三十三篇本。魏晋时代,在玄风披靡的情况下,注解、诠释《庄子》的人恐怕是不少的,《晋书·郭象传》称“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于是出现了李颐的《集解》、李颐的身世,史无记载,不太清楚。但陆德明尚知其为“晋丞相参军,自号玄道子”(《经典释文·序录》)。他的《集解》本是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可能是和崔、向不同的另外一种在五十二篇本基础上的选注本。因为当时这五十二篇古本,“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经典释文·序录》)。
魏晋时代,在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基础上,除了有孟氏、司马彪的全注本和崔譔、向秀、李颐的选注本外,出现了郭象的三十三篇修订本。日本镰仓时代高山守所藏《庄子》残抄本,期天下》篇后有段跋语: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闲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土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奕)》、《意循(俯)》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数,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迁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而徒谁知,似因(困)后蒙,令沈滞失乎(平)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全平大体者焉为三十三篇者。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宋)蒙县人也。曾为漆国史(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者也。”
这段文词,清雅幽古,且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间奕、意修之首,危言、游是、子臂之篇,凡诸巧 杂,十分有三’”相符,故可断定为郭象所作。这就证明,今本三十三篇《庄子》是郭象在古本《庄子》五十二篇中,删裁去十分之三而成。郭象为但三十三篇作的注,思想精深独特,为历代所推崇;郭象的三十三篇《庄子》修订本,唐以后也就随之流传下来,逐渐成为定本,正如陆德明所说;“惟子玄所注,特会庆生之旨撤为世所贵……,今以郭为主。”(〈经典释文一·序录〉〉
《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标准
隋唐以后,《庄子》内、外、杂篇之分。“皆依郭本”,逐渐固定下来。这样,这种划分是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内、外、杂篇有什么区别?就成了学者们,特别是《庄子》注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了。
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唐代成玄英,他在《庄子注疏·序》中写道: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蹄”之类是也。很清楚,成玄英提出以标题之有无和内容之深浅为划分、区别内篇与外,杂篇之标准。很长时间内,许多学者一直承认、袭用这个标准,例如宋代罗勉道说。“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与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盖内篇命意已足,外篇、杂篇不过敷演其说尔。”(《南华真经循本·逍遥游》)明代陆长庚也说:“ 内篇七篇,庄子有题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内圣外王备矣;外篇则标取篇首两字而次第缩之,盖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南华真经副墨·骈拇》)令人冯友兰亦主张“秦汉以后流传之庄学论文,有有标题者,有无标题着,编《庄子》之书者,将有标题者分为一类,将无标题者分为一类。”(《庄子内外杂篇分别之标准》,载《燕京学报》20期)
以有无标题作为划分《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必须有这样的大前提:内七篇的篇名是《庄子》著者自拟。这样,编校整理者才能据以把它们划为“内篇”。然而从以上的分析看,这是绝难以成立的。
以内容深浅为划分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也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怀疑和批评。如宋代林希逸说:“此篇(杂篇《庚桑楚》)文字何异于内篇,或日外篇文粗,内篇文精,误矣!”(《南华真经口义·庚桑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亦认为,“杂篇多微至之语,学者取其精蕴,城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杂篇》)的确,以内容的深浅为标准来划分内篇与外、杂篇是很困难的,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相对的。《庄子》注家不时发现,外、杂篇中有不少篇、章、句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决不逊于内篇。例如陆长庚认为外篇《知北游》“所论道妙,迎出思议之表,读《南华》者,《知北游》最为肯綮。”(《南华真经副墨·知北游》)又被称道外篇《骈拇》“一部《庄子》,宗旨在此,篇”(《南华真经副墨·骈拇》)。陈深评论外篇《秋水》说:“《庄子》书有迂阔者,有荒唐者,有愤懑者,语皆未平,独此篇说义理阔大精辟,有前所未发,衍后儒所不及闻者着。”(《庄子品节·秋水》)杨慎盛赞杂篇《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优”一语是“数韵调绝伦,实诸子所不及”(《庄子解》)。王夫之注解《庚桑楚》“移是”章时说。“论至此而尽其扶藏……而庄子之学尽于此矣”,认为“庄子之旨,于此篇而尽揭以示人”(《庄子解·庚桑楚》)。等等。然而,细细体味也不难发觉,内篇与外、杂篇之间又的确存在某种在境界和风韵上的差别。内篇基本上是从整体上同时显示思想高远而不险奇幽深,语言自然而无精雕巧饰,名物古朴而并不怪僻驳杂;而这些在外、杂各篇中只是在或多或少的片断章节、段句上才具有的。
宋代以前,学者一般皆以为《庄子》是在周所著,只是对《庄子》的整建者划分篇目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宋代以后,自苏轼《庄子祠堂记》从一个特殊的、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角度——“庄子盖助孔者”——对《庄子》杂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是否为庄子所作提出疑问后,接踵而来,学者从名物制度、语言风格、思想旨趣等不同角度,对外、杂篇其它各篇也提出同样的是否为庄周所作的疑问(下节将作详论),并且最终形成了一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这一观点同时也就用来作为划分、区别《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一个新标准——作者之不同。可以断定,明代就有不少的学者明确地形成了这种观点,如郑瑗说:“窃意但其内篇是庄氏本书,外、杂等二十六篇或其徒所述,因以附之。”(《并观琐育》)朱得之说:“外篇、杂篇或有闻于庄子者之所记,犹二戴之《礼》,非出一人之手。”(《庄子通义·读庄评》)焦闳说:“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焦氏笔乘》)等等。在清代,王夫之、姚鼐等也持此种现点。王夫之表述得最为明确:“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庄子解·外篇》)这一观点簇拥者甚众,且由来有自,所以晚近学者视为传统观点。
当代学者以作者的不同为标准来划分、判定《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主要有三种对立的见解:
多数学者承袭传统的观点,认为《庄子》内七篇是庄子自撰,外、杂篇是其弟子所述。最有代表性的是高亭。他在《庄子新笺》一书的开头,提出六点证明,除了内容之深浅、风格之高卑、标题之有无等三项为传统观点所每必援用、然而却总显得疲软的论据外,还引证了三条《庄子》书中述及的、然而却是发生在庄子死后的事实:“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肢箧》),“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盗跖》),“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列御寇》)。这样的论据显然要比传统的论据坚强有力。
与多数学者的看法相反的是任继愈的见解。任氏认为《庄子》内七篇是汉初庄子后学所作,外、杂篇方是庄子所作,或者说方能代表庄子思想。他的立论根据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根据荀子和司马迁所见。司马迁在《史记·庄子列传》所举篇目《渔父》、《盗跖》、《肢箧》等皆为外、杂篇;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也就意味着他只看到《天道》、《天地》、《天运》等外篇。第二,根据《庄子》篇目。外、杂篇以一篇开头两字作题,保持古例;内篇有题目,从时代上看,应晚于外篇。第三,根据思想反映时代。内篇思想悲观厌世,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后期庄学”,在新兴强大封建帝国面前发出的寒蝉哀鸣。应该说,任氏的论据都是很脆弱的。他的第一个根据的不足,在于他没有充分注意到,司马迁特别举出《渔父》等篇篇名,目的在于强调表明庄子思想具有“诋訾孔子之徒”这样一个方面,属于黄老阵营。在汉代早期儒、道相争的学术、理论背景下,如此来显示庄子思想的中心或重心,本是十分自然的。司马迁丝毫无意认为其它篇皆非庄子所著,因为仅有这三篇绝不能就是“著书十余万言”。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极其准确的、深刻的。但这决不是因为荀子只看到“天道”、“天地”、“天运”这些有“天”之篇名的。主要内容是属于启然观的外篇(荀子时,《庄子》一书有无这类篇名尚属疑问),而是因为荀子看到在《庄子》中始终鸣响着。变奏着一个主张从人为的世俗负累中超越出来而返归本然自由的人生哲学主调,而这个哲学主调恰恰是在极后代学者划为“内篇”的七篇文字中表现量最为明显、强烈和一贯。
例如,《逍遥游》的“至人无己,圣人无名”;《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养生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人间世》的“一宅而寓于不得己”;《德充符》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大宗师》的“不以心捐道,不以助天”,“游于物所不得邂而皆存”;《应帝王》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等等。任氏第二个根据的失误,在于他没有估计到先秦诸子作品的写成与编成往往不是同一时代,也就是说,作者和掇拾成篇、拟定篇名、书名的编者往往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也就不能以编者的意旨来判定作者的思想,不能简单笼统地以篇目的某种特征来判定作品的写成的早晚。任氏第三个论据的无力,在于它的狭隘性。悲观厌世无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或一种心理情境,都不是某一阶级或某一时代所特有的,而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阶级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遭际中都可能具有的。认为《庄子》内篇中的悲观厌世思想一定只有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才有;奴隶主阶级的这种没落情绪的发泄只能是在汉代初年,这些见解都很难使人置信。
同上述两种观点皆相对立的是周通旦的观点。周氏返回到尚未对《庄子》外、杂篇发生怀疑的宋代以前的、更加古老的传统观点的立场上,认为《庄子》的内、外、杂篇皆是庄周所作。当然,周氏的立论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即对引起宋代以后学者怀疑和异议的内篇与外、杂篇的差别、不一致的问题提出一种看来是很合乎逻辑的解释:外、杂篇是庄子早期的作品,内篇是庄子晚年的作品。周氏对他的这一论点提出二个论据:第一,标题特征。外、杂篇以篇首字为题,内篇以概意为题,正是年代有先后的证明。第二,思想特征。外、杂篇语气激烈,受他派学说影响,思想体系尚未形成,正是年轻时代的表现;内篇消极悲观,恬淡调和,正是饱经忧患,思想自成体系的晚年的特征。周氏的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先秦典籍的篇名,可能的确是经历了无标题、篇首字为题、概意为题的几个阶段;人的心理和思想在青年和晚年也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事实比逻辑更有证明力。
《庄子》中至少也有两点事实既不能满足、甚至还否定了周氏这个虽然是合乎逻辑的推论:第一,不存在任何可信的根据可以证明《庄子》一书是庄子自己编定、分篇、拟名;更何况那些概意的内篇篇名,既概括不了该篇的内容,又内蕴着不是庄子自己所可能具有的思想观念?第二,也找不到有力的理由来解释庄子早期著作的外、杂篇中何以出现庄子死后的时代才会有的事件、名物和语言。所以,周氏用庄子个人思想的发展过程来说明《庄子》外、杂篇与内篇的差别,虽然在抽象的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印证具体事实却又是不通的了。然而用《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的差别来说明庄学在先秦的演变进程,则不但符合逻辑,而且符合事实。这一点正是我们下面要论述的中心。
佚篇钩索和佚文辑录
《庄子》古木(〈汉志》本、司马彪注本)五十二篇,今本(郭象注本)三十三篇,古、今两本相较,则遗佚十九篇。若不计《淮南子》的作者所作的三篇〈庄子》解说,则尚遗佚十六篇。这些篇章被郭象或“略而不存”,或“裁取其长”,即被删削或合并,本来面目已无从恢复、然而其篇目可考者尚有以下数篇:
《阎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这几篇篇名首见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渐引“郭子玄云”,后证以日本镰仓时代(约相当我国南宋时期)高山寺所藏《庄子》古钞本《天下》篇后的附语,断定为郭象《庄子注》的跋记,是极为可信的。因而也可以断定这些篇是《庄子》古本中所有而被郭象删割掉的。《文选》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诗》,李善注引“阔奕之隶,与殷翼之孙”云云,似是《阏奕》篇之文(《文选》卷二十二)。《太平御览》“游岛问黄雄”云云,似是《游凫篇之文(《太平御览》五百三十)。
《惠施》这一篇目见于《北齐书》。《北齐书·杜弼传》称杜粥“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著《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文苑》,并行于世”(《北齐书》卷甘四)。宋代王应麟据此判定《惠施》是赃子》逸篇(《困学纪闻》卷十)。晚近学者如王叔岷等则进一步推测《天下》篇末章(“惠施”章)即是此篇;谭戒甫更考定《庄子》五十二篇中的《惠施》篇,即是《汉末》名家类的“《惠子》一篇”,此是《汉志》篇名互见之又一例,是晋人李颐集解时将它和《天下》篇合并的。应该说,这一推断是可信的。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发生的:惠施是庄子的论友,刘向编校《庄子》时,将记述惠施辩者论点的一篇文字编入《庄子》,《汉志》又在名家类重出一次;魏晋学者注解《天下》篇时,又将惠施这段言论视为和墨翟、宋研、彭蒙、关尹、庄周争鸣的一家之言并入《天下》篇。这件给后人制造了紊乱的事,在当时其本身也是有完全可以理解的、十分合理的逻辑的。
《庄子》遗快篇目,大概只有上面六篇为确切可考者。此外,虽还有三个篇目曾为古今学者所提出,但尚难以被确认。
《畏累虚》《史记·庄子列传》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肢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允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既然“亢桑子”即“庚桑楚”,为《庄子》杂篇首篇之篇目,那么,类而推之,“畏累虚《亦当为篇名,故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这是一种理解。张守节史记正义》持异议,认为“庄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上’,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事实也。”这是另一种理解。清代学者俞正樊亦同意这一理解,认为“畏累虚”不是篇名,他说:“庄子逸文,畏累虚不当列入,历来诸家皆承《索隐》而误。”(《癸已存稿·司马彪汪集本跋》)比较而言,《正义》的理解为可信。
〈马捶〉〈南史·何子朗传》谓,子朗“尝为《败冢赋》,拟庄周〈马捶〉,其文甚江”(〈南史》卷七十二)。孙志祖据此认为“孟《马捶》亦〈庄子〉逸篇也、(〈读书脞录续编·庄子逸文》)。何子朗《败冢赋》今佚,“马捶”事见《庄子·至乐〉,是一则很完整的寓言故事: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髓然有形,撤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于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珠,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授骷髅,枕而卧。夜半,骷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于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间里知识,子欲之乎?”骷髅深膜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至乐》篇共有七章,第一章大体是议论无为即是至乐,第七章叙述万物循环相生,“出于机入于机”。中间五章是五个各自独立的、但内容意蕴也若有相连的寓言故事,“马捶”就是其中的第三个故事,表现的是人生则有累,死则快乐的人生哲学。王夫之曾评论其意境浅陋,“盖学于老庄,掠其肤说”(《庄子解》)者为之,甚是。这则完整的故事,在古本《庄子》中可能是“马捶”为题的独立的一篇,或该篇的首章。郭象修订《庄子》时,正以其文短义浅,有悖于庄子本义,把它别并入《至乐》篇。这种古本《庄子〉在唐以前的六朝时期的民间,恐怕还有散存,上述杜弼注《庄子·惠施》篇即是一证。唐以后,随着古本《庄子》的遗佚,“马捶”其篇亦不可见而只存其文于今本中了。按照这种理解,孙氏推断《马捶》为《庄子》佚篇是有其可能的。另外的一种理解是,何子朗的《败冢赋》可能与谢惠运的《祭古冢文》相似,叩问死者“为寿为夭,宁显宁晦,铭志湮灭,姓字不传,今谁子后,囊谁子先,功名美恶,如何蔑然”,抒发的也正是那种对无名死者的怅惆和哀念的感情。“拟马捶”是袭取《庄子》“马捶”章的恶生乐死之义,而不是拟其篇。按照这种理解,孙氏的推断则是不确的。
《重言》晚近,学者严灵峰曾提出这样的见解:郭象《庄子注》跋语中提到的篇名“危言”,日本高山寺本作“尾言”,“危”、“尾”字疑皆为“扈”字之形近而讹。今本《庄子·寓言》篇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扈言日出”,“危言”篇当作“扈言”篇。准此,似尚有《重言》篇。严氏的推断甚是巧妙,亦不为无理。但缺乏旁证,仅此孤证则尚难成立。
据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万言”,而今本《庄子》不及七万字,可见被刊落和被郭象删剧的《庄子》佚文是相当可观的。陆德明曾见司马彪五十二篇注本,由此可以推测《庄子》古本是在唐以后遗佚的。因而,从唐代以前学者著述的征引中和唐宋类书的荟萃中作搜寻,是辑录《庄子》快文的主要门路或方法。最早有南宋王应麟,他从《世说新语》、《文选》、《后汉书》的注解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辑出三十九条(载《困学纪闻》卷十)。阎若璩校订《困学纪闻》、孙志祖撰《读书脞录续编》、翁元圻注解《困学纪闻》,皆就之而补缀,分别增录八条、十二条、二条。这些新增缀的《庄子》佚文,因引据欠缺精确考订,故真实性亦为可疑。马叙伦曾批评说:“阎氏所补,乃误取伙严遵《老子指归》语,张琦已斥之。孙氏所录,并今本之所有而内之佚文,故翁氏谓其考之未详。而翁氏取《音义》所引〈逍遥游〉篇佚文之见于崔、向、司马者一事,则《音义》所取不止一事,亦何其疏也,”(〈庄子义证〉附录二〈庄子佚文辑录序〉)晚近学者辑录〈庄子〉佚文所得最多者为马叙伦、王叔岷。马氏援引二十余种典籍,合之前人旧辑,共得一百二十作条。王氏援引更广,乃至有佛典义疏,〈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净土三部经音义》、《因明论疏明灯抄》等,合之前人旧辑,共得一百五十余条,可为诸家之最。然其严谨似有所不足。
现已辑录的《庄子》佚文,大都是一些片断的历史故事和粗糙的博物知识,显示不出明显的理论观点或思想倾向,可能正是被郭象视为最“迂诞”、“鄙背”的芜杂材料而删削掉的。但现在看来,它们仍是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就庄学研究来说,它可以印证郭象在《庄子注》的跋语中所列举的被删削的“巧杂”篇章是确实存在过的,因为佚文中就有明显的、可断定是属于这些佚篇的文字。例如:
阔奕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三士相与谋致人于造物,共之无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见列星。(《以文选》颜延年《车驾幸京山待游蒜山诗》注引)
游岛问黄雄,曰:“今逐疫出魁,击鼓呼噪,何也?”曰;“昔黔首多病,黄帝立巫咸,教黔首,使之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锋,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春月,毗巷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夫击鼓呼噪,非以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玉烛宝典》、《太平御览》五百三十)
夫差瞑目东粤(《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注引)显然,这些佚文正是分别隶属于佚篇《阏奕》、《游凫》、《子胥》。另外,佚文的内容驳杂、广泛,远远超越了远古时期个人可能具有的经历和记闻范围,清楚地表明古本《庄子》决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从其中出现的名物称谓、历史事件,如“黔首”,“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太平御览〉四百三二七)等的发生年代来推算,古本〈庄子〉各篇也决不是成于一时,有些篇可能是庄子死后多年才由庄子后学创作出来。这一情况在今本〈庄子〉外杂篇中同样存在,它是先秦庄学发展的重要表征,下面还将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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