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是相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来讲的。
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随着历史的变迁，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成了读书人的专用。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
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泛称为古代汉语。古人的口语，我们是听不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算起，这样的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形，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期是指西元3世纪以前，即历史上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西元4世纪到西元12世纪，即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时期；近代期是指西元13世纪到19世纪，即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目录：
241.送虚白上人序 (高启)
242.郑庄公戒饬守臣 (左丘明)
243.唐雎不辱使命 (刘向)
244.管仲论 (苏洵)
245.齐国佐不辱命 (左丘明)
246.宋定伯捉鬼 (干宝)
247.病梅馆记 (龚自珍)
248.游虞山记 (沈德潜)
249.张衡传 (范晔)
250.讳辩 (韩愈)
251.送孟东野序 (韩愈)
252.子产论政宽猛 (左丘明)
253.论积贮疏 (贾谊)
254.赠白马王彪·并序 (曹植)
255.送穷文 (韩愈)
256.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257.子革对灵王 (左丘明)
258.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柳宗元)
259.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
260.论贵粟疏 (晁错)
241.送虚白上人序 (高启)
余始不欲与佛者游，尝读东坡所作《勤上人诗序》，见其称勤之贤曰：“使勤得列于士大夫之间，必不负欧阳公。”余于是悲士大夫之风坏已久，而喜佛者之有可与游者。
去年春，余客居城西，读书之暇，因往云岩诸峰间，求所谓可与游者，而得虚白上人焉。
虚白形癯而神清，居众中不妄言笑。余始识于剑池之上，固心已贤之矣。入其室，无一物，弊箦折铛，尘埃萧然。寒不暖，衣一衲，饥不饱，粥一盂，而逍遥徜徉，若有余乐者。间出所为诗，则又纡徐怡愉，无急迫穷苦之态，正与其人类。
方春二三月时，云岩之游者盛，巨官要人，车马相属。主者撞钟集众，送迎唯谨，虚白方闭户寂坐如不闻；及余至，则曳败履起从，指幽导胜于长林绝壁之下，日入而后已。余益贤虚白，为之太息而有感焉。近世之士大夫，趋于途者骈然，议于庐者欢然，莫不恶约而愿盈，迭夸而交诋，使虚白袭冠带以齿其列，有肯为之者乎？或以虚白佛者也，佛之道贵静而无私，其能是亦宜耳！余曰：今之佛者无呶呶焉肆荒唐之言者乎？无逐逐焉从造请之役者乎？无高屋广厦以居美女丰食以养者乎？然则虚白之贤不惟过吾徒，又能过其徒矣。余是以乐与之游而不知厌也。
今年秋，虚白将东游，来请一言以为赠。余以虚白非有求于世者，岂欲余张之哉？故书所感者如此，一以风乎人，一以省于己，使无或有愧于虚白者而已。
此文选自《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三，上人是对僧人的敬称。文章是高启给友人虚白上人的赠序。作者笔下的虚白上人，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他安贫乐道，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达官贵人不屑一顾，而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却是招待唯恐不周。而这一切，又是放在当时士大夫世风日坏，僧风日败的社会环境中来写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赠给虚白上人，而且也为了“风乎人”、“省于己”，是为了针砭时弊而作的。
242.郑庄公戒饬守臣 (左丘明)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序民人 一作：序人民)
郑庄公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在纷争多变的国际争斗中，郑庄公通谋略，精权变，善外交，将郑国经营的显赫一时。追求强势人生，郑庄公的一生无疑是强势的，因此他成了春秋霸主。同时他又是知礼的，因此他重用高渠弥，最终导致了郑国国势由盛转衰，令人唏嘘。不管如何，强势人生的观念值得推崇，活一天就要进取一天。
春秋时期，与郑国毗邻的地区有个中原之中的小国，叫做许国。许国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属于五等诸侯男爵。相传许国与齐国共一个祖先，都是上古尧舜时期的四岳伯夷之后，许国的始祖为许文叔。
平王东迁，许国也是坚定的拥立者之一，因而东周初年，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然而，好景不长。自东周迁都以来，王室势颓，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家常便饭，诸侯连周王室都不放在眼里，更遑论其座下的犬马小国。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虎狼环伺，豪强林立，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只好依附列强，夹缝求生，比如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但是即便如此，北方的郑国仍然对许国虎视眈眈。
郑国的国君名叫寤生，寤生又号郑庄公，郑庄公乃是著名的春秋一小霸。同时郑庄公也可谓春秋时期最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东周初年，他便借周平王东迁之机，一度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接下来郑国把自己的战略打击目标定为许国，弱小的许国，很快就沦落成为郑国欲与吞食的一块肥肉。
这篇古文记载的正是郑庄公攻克许都之后，对留守许地的臣子所作的两次训戒，这篇训戒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由这段戒饬之词实在是不难看出，郑庄公其人之精明能干，以及他为政的深谋远虑。
历史上历来对郑庄公的评价莫衷一是，不过后来的许多正人君子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无不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数的。而遵行礼制，不仅有利于治理国家，巩固社稷，更有利于子孙后代。许国不守法度就讨伐它，伏罪之后就饶恕它，度量自己的德行去处理问题，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为人处事，尽可能的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礼了。”
243.唐雎不辱使命 (刘向)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说 通：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展示人物性格变化的轨迹，是本文一个鲜明的特点。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安陵君其许寡人”，这种命令式的口吻，既表现了他的强横无理，又表现了他对安陵君的轻蔑。不料在安陵君那里竟碰了个软钉子，因此当唐雎出使来秦，秦王便在强迫对方服从的基础上，增加了胁迫威逼的气势，“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秦王恃强凌弱，不可一世的嘴脸渐露狰狞，“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面对秦王的盛气淫威，唐雎则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一个委婉的反诘句，既驳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也表示了对秦王强烈的轻蔑。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秦王自以为无人敢摸老虎屁股，而唐雎居然敢在老虎头上猛击一掌。秦王被激怒，于是以“天子之怒”相威胁，而唐雎则针锋相对以“布衣之怒”奋起抗争。唐雎以布衣侠士为榜样，挺剑而起以死相拼，迫使秦王屈服。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成功地刻画出唐雎不畏强暴的鲜明个性。
《唐雎不辱使命》是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的故事。唐雎（jū），是安陵国的臣子。安陵是附属于魏国的一个小国，安陵君原是魏襄王的弟弟。当时，靠近秦国的韩国、魏国相继灭亡，其余山东六国中的赵、燕、齐、楚，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早已被秦国日消月割，奄奄待毙了，又过几年，秦国就统一了天下。安陵在它的宗主国魏国灭亡之后，一度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秦王就想用欺骗的手段轻取安陵。出小诱而钓大鱼以骗取利益，是秦君的故技。秦惠王曾派张仪入楚，把商于之地六百里许给楚怀王，条件是让楚与齐断交，结果傻头傻脑的怀王上了当。秦昭襄王以十五城请易赵惠文王的和氏璧，结果骗局被蔺相如识破，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些事据唐雎出使，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秦王嬴政又故伎重演，安陵君和唐雎选择与虎狼之秦作争锋相对的坚决斗争。
244.管仲论 (苏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是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绩一向为人称道，连孔子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作者独能从其不能推荐贤人这一要害之处进行评说，其立论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因此，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
本文文笔犀利，逻辑严密，令人无懈可击，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为了说明管仲提出的竖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他把齐桓公和舜、孔子进行比较，说明齐桓公不可能除掉这三个人。退一步说，即使是除掉了这三个人，“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谈到管仲在临死时没有向桓公举荐贤人是一重大失误时，作者又用史䲡、萧何的事迹进行对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结论，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
本文批评了管仲在临死前未能荐贤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作者的观点颇为新奇，可以称为“翻案文章”。
245.齐国佐不辱命 (左丘明)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
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肖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晋齐鞌之战齐军败绩，齐国佐奉命出使求和，但面对郤克得苛刻条件，他从容不迫逐条驳斥，并且用齐顷公的口气——虽然国君已经交代有最后的底线，但并未如此明晰地表态齐国尚愿一搏——若无和解的可能，则破釜沉舟奉陪到底！这十足底气，只能源于齐国的实力。这是国佐外交最坚实的后盾。但是他说辞的逻辑无懈可击，果然是不辱使命！
246.宋定伯捉鬼 (干宝)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
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文。”
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
247.病梅馆记 (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病梅馆记》是清代文学家龚自珍创作的一篇散文。作者托梅议政，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压抑，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打破严酷的思想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全文共三段。第一段，剖析产生病梅的根由。第二段，表明自己疗梅的行动和决心。第三段，抒写自己辟馆疗梅的苦心。
248.游虞山记 (沈德潜)
虞山去吴城才百里，屡欲游，未果。辛丑秋，将之江阴，舟行山下，望剑门入云际，未及登。丙午春，复如江阴，泊舟山麓，入吾谷，榜人诡云：“距剑门二十里。”仍未及登。
壬子正月八日，偕张子少弋、叶生中理往游，宿陶氏。明晨，天欲雨，客无意往，余已治筇屐，不能阻。自城北沿缘六七里，入破山寺，唐常建咏诗处，今潭名空心，取诗中意也。遂从破龙涧而上，山脉怒坼，赭石纵横，神物爪角痕，时隐时露。相传龙与神斗，龙不胜，破其山而去。说近荒惑，然有迹象，似可信。行四五里，层折而度，越峦岭，跻蹬道，遂陟椒极。有土坯磈礧，疑古时冢，然无碑碣志谁某。升望海墩，东向凝睇。是时云光黯甚，迷漫一色，莫辨瀛海。顷之，雨至，山有古寺可驻足，得少休憩。雨歇，取径而南，益露奇境：龈腭摩天，崭绝中断，两崖相嵌，如关斯劈，如刃斯立，是为剑门。以剑州、大剑、小剑拟之，肖其形也。侧足延，不忍舍去。遇山僧，更问名胜处。僧指南为太公石室；南而西为招真宫，为读书台；西北为拂水岩，水下奔如虹，颓风逆施，倒跃而上，上拂数十丈，又西有三杳石、石城、石门，山后有石洞通海，时潜海物，人莫能名。余识其言，欲问道往游，而云之飞浮浮，风之来冽冽，时雨飘洒，沾衣湿裘，而余与客难暂留矣。少霁，自山之面下，困惫而归。自是春阴连旬，不能更游。
噫嘻！虞山近在百里，两经其下，为践游屐。今之其地矣，又稍识面目，而幽邃窈窕，俱未探历。心甚怏怏。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辄尽者，始焉欣欣，继焉索索，欲求余味，而了不可得，而得之甚艰，且得半而止者，转使人有无穷之思也。呜呼！岂独寻山也哉！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249.张衡传 (范晔)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仗，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张衡传》 为传统名篇，选自《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是一篇精彩的人物传记。文章以时间作为叙事线索，描述了张衡在科学、政治、文学等领域的诸多才能。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张衡年轻时就擅长写文章，曾到“三辅”一带游学，趁机进了洛阳，在太学学习，于是通晓五经，贯通六艺，虽然才华比一般的人高，但并不因此而骄傲自大。
250.讳辩 (韩愈)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过滥。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说理痛快。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作者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
251.送孟东野序 (韩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风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252.子产论政宽猛 (左丘明)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子产执政二十年，内政外交都政绩卓著。“宽猛相济”的主张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所说的“猛”，实际是为了预防犯罪，重点还是“宽”，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其实，事物本来是错综复杂的，宽与猛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互相渗透的，无论立法执法，都应斟酌情理，宽严结合。成都市武侯祠有副对联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是对本文的补充。现代诗人流沙河又改为“不遵宪，即宽严皆误”，更说到点子上了。
全文通过子产授政、大叔用宽以及孔子的评价，阐明了为政应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是郑子产执政二十多年内政外交的经验总结，也是先秦儒家对历史政治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后来，它便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 文章观点鲜明，层次清楚，结构完整；善于运用通俗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道理；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塑造了子产、大叔、孔子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一篇颇具文学色彩的历史短文。
253.论积贮疏 (贾谊)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节自《汉书·食货志》
《论积贮疏》选自《汉书·食货志》。文题为后人所加。是贾谊23岁时（前178）给汉文帝刘恒的一篇奏章。
西汉建立初年，社会经济一片凋敝。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那时米价昂贵，饥馑遍地，人与人相食，物资匮乏，连天子出行都弄不到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将相只能乘牛车。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予民休养生息和“重农抑商”的政策，到汉文帝时，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但商贾、地主侵夺农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因破产而纷纷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官僚、商贾的淫侈之风也日益增长，这些都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的积贮，很不利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同时北方匈奴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况，贾谊就向文帝上了这份奏疏，建议重视农业生产，以增加积贮。题目《论积贮疏》的意思是：论述有关积贮的重大意义的奏疏。疏，指分条陈述；作为一种文体，它是古代臣下向皇帝条陈自己对某事的意见的一种文件，也称“奏疏”或“奏议”。
贾谊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不像世俗之士一样，一味地粉饰太平；而是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时弊。他从太平盛世的背后看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在他向文帝上的《论积贮疏》中做了大胆的揭露，并提出了他的改革政治的主张。
254.赠白马王彪·并序 (曹植)
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衡轭 通：衡扼)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慇懃。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髪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曹植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这是曹植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写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当年，曹植和他的同母之兄任城王曹彰，以及异母之弟白马王曹彪一道来京师洛阳参加“会节气”的活动。于此期间，“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三国志·任城威王彰传》）的曹彰突然暴死。据《世说新语·尤悔》篇记载，曹彰是被曹丕一手毒害的。会节气过后，诸侯王返回各自的封地。弟兄三人一块来的，如今回去的却剩下两个人，曹植心里已经非常难过；更没想到朝廷还派了一名监国使者叫灌均的人，沿途监视诸王归藩，并规定诸侯王在路上要分开走，限制他们互相接触，这样就使得曹植越发难堪和愤怒。面对曹丕这样的阴险无情的手段，曹植百感交集，怒火中烧，于是写出这首传诵千古的名诗《赠白马王彪》。
梁代萧统将此诗收入《文选》，唐人李善为之注，在诗前增有一《序》。李善注称：“集曰于圈城（当即鄄城）作。”可知曹植的文集的诗题是《于圈城作》；今题，当为后人据《序》所改。另据《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载，曹彪于黄初三年为吴王，黄初七年才徙封白马王，与此《序》不合。后人于此多有考辨，而意见不一。或谓曹彪于黄初四年徙白马王，上述引之史料略而未载（黄节《曹子建诗注》）。也有人认为此时当称曹彪为吴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序》的年份，与《三国志》曹植本传相合。本传称：“（黄初）四年，（曹植）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不过，黄初三年，曹植为鄄城（今山东濮县东）王。鄄城同今在河南滑县的白马，魏时同属兖州东郡，故能同路东归。黄节认为，曹植在东归鄄城之后，才徙封雍丘王的。
255.送穷文 (韩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粮，牛繫轭下，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涂，窃具船与车，备载糗粻，日吉时良，利行四方，子饭一盂，子啜一觞，携朋挚俦，去故就新，驾尘风，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
屏息潜听，如闻音声，若啸若啼，砉敥嘎嘤，毛发尽竖，竦肩缩颈，疑有而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志不在他。子迁南荒，热烁湿蒸，我非其乡，百鬼欺陵。太学四年，朝韮暮盐，唯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於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车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子苟备知，可数已不？子能尽言，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主人应之曰：“予以吾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俦，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转喉触讳，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恶园喜方，羞为奸欺，不忍伤害；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执神之机；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行殊，而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怨。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于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
《送穷文》写于唐宪宗元和六年春，时韩愈45岁，任河南令。韩愈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终于官运亨通。35岁那年，韩愈被擢为四门博士，翌年又拜监察御史。虽然不久被贬阳山令，但元和三年被召还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改真博士，升河南令。然而，《送穷文》却把作者一肚皮的牢骚发泄得淋漓尽致。这一篇寓庄於谐的妙文，主人翁（韩愈）认为被五个穷鬼缠身，这五个穷鬼分别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个穷鬼跟著他，使他一生困顿。因此主人翁决心要把五个穷鬼送走，不料穷鬼的回答却诙谐有趣，他告诉主人翁，这五个穷鬼忠心耿耿的跟著他，虽然让他不合於世，但却能帮助他获得百世千秋的英名。韩愈写“送穷”，实则是“留穷”。韩愈以诙诡之笔抒发了抑郁不得志的愤慨，留下了这篇千古奇幻之文。 自嘲的笔调，戏剧性的对白，诙谐的风格，奠定了《送穷文》的文学成就并使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56.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公元1056年，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去京师，在京城得到了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第二年，苏轼、苏辙兄弟高中进士，“三苏”之名遂享誉天下。苏辙在高中进士后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上枢密韩太尉书》。 关于本文的主题，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苏辙想通过这封书信拜见韩太尉。苏家并非世族大家，苏氏父子三人出蜀进京，虽然兄弟二人同科进士，一时荣耀无比，但在朝中却是人不生地不熟，无人提携扶帮，日后的路也并不好走。何况宋时进士已是多如牛毛，虽然苏轼在礼部的考试中一鸣惊人，但苏辙却仍是籍籍无名。当时文有欧阳修，武有韩琦，能获得两人的支持和帮助是苏轼兄弟在政坛站稳脚的基础。苏轼已经因为一篇文章让欧阳修赞不绝口，收为弟子，苏辙就只能韩琦这方面打开通口了。时韩琦任枢密使，可谓位尊权重。苏辙想通过这封信来打动韩琦，从而得到他的接见和赏识。
有的解释说，原来，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试礼部中第，后又参加制科考试，因直言时政得失，得罪当道，故被列为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他嫌位卑官小，辞职不去。由此才写这篇文章讨好韩琦，希望获得上位。这是非常荒谬的！苏辙与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是在1061年，是在守完母丧再返回汴京后，此时的苏辙已经二十二岁，而并非文中所写的“辙生十有九年”，苏辙写这封信明确无误的是在高中进士后。
中进士虽然荣耀，但是只是进入仕途的初始，日后的路还长得很。进士的名次也不能决定日后成就的高低，要取得朝廷的重视，就必须有得力的人推荐，这样，新科进士逐一拜见朝中显要，展示才华，而朝中显要也是十分愿意与这些新科进士结交，提携后进。这本是惯例，不足为奇。某些人认为苏辙这是刻意奉承讨好韩琦，却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苏辙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并非与韩琦讨论怎么“作文”，因为韩琦不是欧阳修，韩琦不是文人，也不热衷于“作文”。苏辙此文的目的只是兜售自己的作文观点“文气说”，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作文”才华。“文气说”属于纯粹的原创性观点，在当时也算是颇为独树一帜的，读之自然令人耳目一新，想必韩琦读了立即就把这封信从无数的拜谒信件中挑出，对这个年仅十九的少年刮目相看。苏辙兜售自己的目的也就完成了。
至于其中某些对韩琦赞美的话，也并不为过，韩琦屹立四朝，确实为国之柱石，苏辙作为一个刚刚考上进士的后辈，自然对之仰之弥高。何况，即使一般的后辈对长辈写信，也会写些恭敬赞美的话，让他开怀吧？苏辙此文本来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以获得韩琦的提携。如果不写赞美的话，难道还写骂人的话不成？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257.子革对灵王 (左丘明)
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
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
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
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鏚柲，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
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258.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柳宗元)
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栝羽之道，圣人以为重。豆卢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馁为惧，恤恤焉游诸侯求给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专志于学，饰乎外者未大，吾愿子以《诗》、《礼》为冠屦，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为佩服，琅乎璆璜冲牙之响发焉，煌乎山龙华虫之采列焉，则揖让周旋乎宗庙朝廷斯可也。惜乎余无禄食于世，不克称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诗而序云。
这篇序文是柳宗元在送豆卢膺南游启程时所作的。文章中讲到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在柳宗元看来，好的作品，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要极其重视的，不能有所偏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章要想有好的形式和内容，这又和作者自身的品行和修养是分不开的，提出了内外兼修的思想，反映了作者对内外修养的重视。文章条理清晰，言辞中肯。
259.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滨，大江之坟，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匹俦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
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獱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於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韩愈，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时写给别人的求荐信，故名“应科目时与人书”。
260.论贵粟疏 (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