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评
作者=姜海波（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2020卷总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若引用请参照第161-175页。
摘要=邹诗鹏教授的《从启蒙到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与启蒙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与深入研究。在该书中，作者在现代性的多个层面上分析了启蒙的张力及其向唯物史观问题意识的开放，阐释了唯物史观超越启蒙的基本进路，从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宗教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自由主义批判、批判的社会学及经典社会理论论域四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转化，并进而对唯物史观所承接的启蒙遗产及其自身所面临的启蒙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有关现代性的研究当中，唯物史观是非常重要的视角。一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体系和时代观念，它源于崇尚“科学”、“理性”、“进步”的启蒙运动，现代性与启蒙密切相关。作为对现代性的本质洞察与批判，唯物史观是作为启蒙的一项伟大成果而出现的，唯物史观是欧洲启蒙传统之推进运演及其转化的必然结果。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性问题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也对启蒙提出种种质疑与批判，甚至不少人把启蒙误认为是一种过时的错误方案，与之相关，唯物史观也被宿命般地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并从属于它所超越的实证主义。这便给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提出了难题。在当代境遇中坚持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当代西方诸社会思潮，应当认真审视唯物史观与启蒙的关系，在现代性的研究中贯彻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扬弃。
邹诗鹏教授的《从启蒙到唯物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正是为探究这一难题而撰写的。作者认为，唯物史观是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洞察与导引，这本身就是针对唯物史观对欧洲启蒙传统的转化和超越而言的。在该书中，作者在现代性的多个层面上分析了启蒙的张力及其向唯物史观问题意识的开放，阐释了唯物史观超越启蒙的基本进路，从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宗教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自由主义批判、批判的社会学及经典社会理论论域四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转化，并进而对唯物史观所承接的启蒙遗产及其自身所面临的启蒙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邹诗鹏：《从启蒙到唯物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一 、启蒙的张力及其向唯物史观问题意识的开放
作为一场积极地把握现代性的思想运动，启蒙与现代性息息相关，可以说正是启蒙造就了现代性。在作者看来，启蒙不只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更是现代性的卫护，“没有启蒙，现代性难以为继，通过启蒙，现代性不断扩张并呈现出张力与活力。”[1]然而，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拓展，却带来了启蒙的一系列自我逆反现象，启蒙呈现了理性的边界并导致了诸多悖论，进而在现代性的多个层面上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作者在七个方面探讨了启蒙的张力及其自我悖反。第一，启蒙是理性的事业，启蒙精神从本质上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反思精神，但启蒙理性的逐渐工具化与形式合理性却反过来遮蔽甚至封堵了启蒙精神。第二，启蒙的精神气质是反体系的，但它却成就了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而遭到现代哲学非理性主义及反理性主义的批判。第三，启蒙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单一的进步历史观，它撑开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张力，却要面对自然主义及其浪漫主义的质疑。第四，启蒙的目标是反神学蒙昧主义、追求人类解放，但却带来了拜物教及其利己主义的膨胀，遭遇了虚无主义问题。第五，启蒙的主体是作为“特殊阶级”的知识人，由此形成了知性进步论的传统，但这也不断加剧了知识人的自我遮蔽，使启蒙主体陷入自我启蒙的难题。第六，启蒙的本义是宽容，但它同时也怂恿了现代性的专制与集权。第七，启蒙的话语表达的是世界历史与人类解放，但其实际权力及其价值却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并不得不面对非西方的多样性及其批判。
启蒙的张力体现了启蒙的边界。在作者看来，启蒙的自我悖反正是由于启蒙不满足于自身理性的边界而试图突破并拓展理性的结果。启蒙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反却强化了理性化之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生活而言，启蒙理性设定了“理”对“情”的约束，但这种“理”却是“无人身的理性”，在现实问题上，“理”总是要让位于“利”（利益）与“力”（权力）。物质利益的难题正是启蒙的难题，这是启蒙的真正边界，同时也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点。作者认为，正是由于物质利益难题，启蒙才向唯物史观及其问题意识开放。“启蒙的张力与边界，本身就提示了启蒙向现代性的开放，并指向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2]
在第一章的开头，作者分析了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在现代论域中被嵌入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意识：第一个方面是唯物史观形成后，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断复兴；第二个方面是“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反思与对理性的批判；第三个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三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在指向现代性问题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唯物史观，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被简单地指责为单一的进步主义或宏大叙事，当前的唯物史观研究由于较为缺乏个体的生命关怀自然成为被攻击的靶标。作者认为，启蒙的问题绝不只是当代的问题，而是自启蒙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的，因而应当把启蒙的现代性问题还原为理论史的问题，应当回到从启蒙到唯物史观转变的基本进路去寻找把握现代性问题的锁钥。在我看来，作者的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的学术态度，更是抓住了唯物史观的当代重建所需要澄清的基本前提。
二、唯物史观超越启蒙的基本进路
唯物史观是欧洲启蒙传统演进的必然结果。作者对英、法、德三种启蒙传统分别进行了分析。英国启蒙传统整合了英格兰启蒙思想的国家学说、政府理论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市民社会理论，形成了功利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法国启蒙传统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的唯理论与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传统，形成了人类解放论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德国启蒙传统主要是指德国古典哲学，它在吸收、批判与反思法国启蒙思想的同时形成了包含浪漫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历史意识。“唯物史观乃英、法、德三种启蒙传统之推进运演及其转化的必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说，唯物史观乃法国启蒙的政治意识及人类解放思想、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意识之辩证的和批判性的合题。”[3]作者就此认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的说法富于洞见地确认了唯物史观与欧洲三大启蒙传统的继承关系。
对于从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作者认为它并不是直接的生成关系，而是从时代主题、问题意识到理论逻辑的内在转变。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三大启蒙传统交汇冲突，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相激相荡，启蒙的困境及其界限愈加凸显，欧洲的历史意识正在主动地从启蒙向唯物史观提升和转化。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马克思逐渐实现了对启蒙的超越与扬弃，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正是一条从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历程。作者所分析的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如下：
直到1842年，马克思都是启蒙思想的追随者。在此期间，马克思认同启蒙理性主义、无神论及其自由主义传统，推崇知性进化论与实证精神，通过接受黑格尔哲学展开了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与浪漫主义的告别，进而因为不满于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质转而追随青年黑格尔派。
从1843年《德法年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出离启蒙传统的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形成了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并同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进而很快转向共产主义。作者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的逗留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抑制了当时过于炽盛的德国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情绪。二是聚焦和整合各种激进社会思潮，为科学社会主义积累底蕴与能量。三是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作者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在作者看来，费尔巴哈其实是启蒙的落伍者，在启蒙的意义上，同时也在社会政治哲学方面，费尔巴哈甚至无法与法国唯物主义相提并论。“马克思从来就不是费尔巴哈主义者”[4]，他之所以在1843-1844年给予费尔巴哈高度评价，是要通过费尔巴哈来道出自己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其实“是把自己的观念及其社会构想设定为费尔巴哈的”[5]。“费尔巴哈那种自然的或靠宗教感维持的社会观，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巨大障碍。而这样一种社会观，同时也是唯物史观出离启蒙传统的最后一块障碍”[6]， 因而马克思很快就转向了对费尔巴哈的自觉批判。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马克思自觉地离开了启蒙传统，完成了从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通过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决裂以及新唯物主义的提出，马克思已经决定性地超越和扬弃了启蒙理性及其启蒙人道主义。作者认为，“唯物史观对启蒙的扬弃与超越的基础，是肯定历史逻辑对自然逻辑的超越，并把历史逻辑把握为人的历史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这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实质。”[7]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人类学的批判与超越，不仅扬弃了启蒙的一般人道主义，同时克服了启蒙的历史哲学基础，破除了启蒙的思辨传统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8]。
对唯物史观超越启蒙进路的思想史梳理并非作者的主要目的，作者是想以此为启发，以便更好地在唯物史观与启蒙的当代对话视域中，深化对唯物史观超越启蒙的理解。针对当今世界启蒙面临的诸多难题、启蒙的意义及其语境的诸种改变，作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唯物史观超越和扬弃启蒙的结果。“对启蒙的扬弃，以及启蒙传统的调整、反弹乃至于回复，同时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当代问题域。当代思想与学术见证了唯物史观与启蒙的互动。”[9]作者指出，唯物史观在扬弃启蒙的过程中，强化了革命逻辑、物质与经济逻辑、对历史进步论的辨析与巩固、对启蒙有关无神论思想的彻底化、社会主义的价值关怀与理念，唯物史观扬弃启蒙传统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欧洲政治思潮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带来了浪漫主义复活、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尽管在当代语境中唯物史观被解读为经济决定论而遭受诸多批判，但在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唯物史观始终在场，并且从深度上主导着整个讨论。“唯物史观才是现代性问题的谜底！”[10]
三、唯物史观超越启蒙的具体理路
在阐述从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之时，作者并未局限于单一的思想史进路，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等多个维度上分别加以论述，同时开展与现代诸多理论的批判性对话，以便于在现代性语境中更好地把握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在该书的第三、四、五、六章，作者详细地从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宗教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自由主义批判、批判的社会学及经典社会理论论域四个方面分析了唯物史观超越启蒙的具体理路。
第一个方面，就政治解放与政治批判而言，作者认为这是从启蒙逻辑向唯物史观转变的枢纽。“对马克思而言，政治解放乃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途径，也是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途径。在马克思那里，宗教批判结束以后的'其他一切批判’，诸如实践批判、异化劳动批判、法哲学批判、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商品拜物教批判以及整个资本(主义)批判，都是以政治批判为前提或中轴的。而所有的理论活动，诸如对象性理论、劳动解放论、社会解放论、人类解放论、实践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都不能绕开政治解放。”[11]“启蒙的最后成果即宗教批判，而唯物史观的起点则是在'宗教批判’终结的地方转变为政治批判。”[12]
作者认为，政治是现代性社会的主题，更是资本主义的主题，对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批判，不能绕开政治批判，也不能把政治解放简单和笼统地归结为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正是由于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不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仅无法实现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相反却只是将唯物史观模式化和“过去时”化。
通过剖析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作者指出，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途径，但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只是局限于市民社会领域的解放，它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分裂，因而只有进一步转化和提升为社会解放，才能达到真正的人类解放。在作者看来，马克思1843年在激进民主主义的一次回溯式的逗留，其目的是为了对当时的激进民主状况作一次集聚，以获得多数力量的支持。马克思正是从对德国市民社会的批判中发现了无产阶级，从而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革命与政治解放转变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类解放。
第二个方面，就宗教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而言，作者着重分析了它的德意志特色。针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于德国而言，宗教批判已经结束，而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3]的论断，作者认为这表明青年黑格尔派的使命已经结束，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正是把所有的批判都确定为宗教批判，而马克思进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目的，就是要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宗教批判所衍生的方向，首要的即政治批判。因此，我们把政治批判看作是'其他一切批判’中的第一个批判。政治批判是马克思展开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切入口与出口，也是解决当时荆棘丛生的现实问题的锁钥。”[14]
作者从“鸦片说”展开对马克思宗教批判的讨论，认为“鸦片说”的基本语境就是宗教批判，而且是屈从于既有政治压迫之下的宗教现象学的分析与揭示。在信仰类型上，作者认为唯物史观不能等同于启蒙式的宗教批判，后者止于“祛神”的启蒙任务，而前者则要求深入到宗教的历史生成与社会基础，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蕴含着宗教社会学的内容。与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把一切意识形态的问题都归结为宗教的做法不同，马克思离开宗教本身，从宗教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入手展开宗教批判，追溯宗教的产生过程，由此形成了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批判。
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不直接接受特拉西意识形态建构现实的启蒙价值，而是要揭示意识形态之为虚假观念的机制及其社会权力，将意识形态置于超越启蒙的唯物史观论域之中。唯物史观批判意识形态的目的并非是要否定意识形态的启蒙价值，在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同时，唯物史观也肯定了意识形态自身所具有的肯定意义。针对现代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作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虽然延伸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主题，即资本主义批判，但由于它把现代性的一切都打上了“文化”的印记，也就无法跳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把握现代性的复杂性及其丰富内涵，要想将现代性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仍需要回到唯物史观的论域当中。
第三个方面，就自由主义批判而言，作者认为这是唯物史观超越启蒙传统的理论基点。依循对欧洲三大启蒙传统的分析，作者没有限于英国自由主义去谈古典自由主义，而是把法国自由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德国自由主义都归之于古典自由主义，并认为正是由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才成就了马克思主义。通过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作者概括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的揭示，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批判，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批判。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蕴含着对自由主义的一般逻辑的批判，并不会随着自由主义自身的发展转变而退场。
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蕴含着对利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作者把利己主义与私有制看作是从启蒙到唯物史观转变的关键。在作者看来，马克思虽然坚决反对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也承认了利己主义的现实存在，并将之作为进一步批判利己主义的前提。对利己主义的批判本质地要求深入到对私有财产及其私有制的批判，并通向以人类解放为目的的唯物史观。
作者并未限于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来谈自由主义批判，而是铺开在自由主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程中进行唯物史观自由主义批判的效应史分析。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直接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主义激进批判的回应。”[15]19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自由主义的终结和以G·格林、霍布豪斯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吸收，正是马克思古典自由主义批判所产生的思想史效应。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由于被解读为单一历史进步逻辑而遭到搁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后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源的参与严重不足，这就给马克思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当代性提出了新的课题。作者强调指出，自由主义虽然几经转变，依然只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拓展及其重构，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唯物史观的自由主义批判绝不只是对某种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是有着明确的历史自觉，那就是历史地超越资本主义，通向人的全面解放。
第四个方面，就批判的社会观而言，作者认为这是青年马克思所形成的一系列批判思想中最“靠近”唯物史观的理论环节。作者分析了马克思批判的社会观形成的两个前提，一是通过继承与转化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国家法哲学启蒙的“社会”观，将对社会的本质的理解从自然逻辑提升为历史逻辑，二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之实证主义的批判，肯定了哲学人类学，进而向社会化的人及社会主义理念敞开。在作者看来，这表明马克思从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维度展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洞察与批判，以形成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在批判性地把握现代性的同时，从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方面，从现代性中分离出资本主义制度，展开市民社会的历史批判，实践地超越并颠覆资本主义，从而把社会与世界的矛盾积极地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生成过程。”[16]
在对马克思批判的社会观进行剖析的时候，作者立足唯物史观对现代性社会批判与重构的视角，对晚近以来学界热议的“五阶段论”与“三阶段论”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作者对于国内学界有关“五阶段论”的质疑持保留意见，认为不能把社会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而应强调历史领域的主体性，强调事件及其境遇的具体性及可变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借此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抽象，进而展开对社会过程的描述。作者认为也不能把“三阶段论”看成是“五阶段论”的补充，更不能片面地将“五阶段论”视为社会发展理论而将“三阶段论”视为人的发展理论，从而将二者对立。无论是“五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都包含着人与社会的统一，都体现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和对未来社会的发现与重构。
作者不仅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进路展开对马克思批判的社会观的分析，同时也通过比较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与涂尔干实证的社会理论和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在现代性视域中展开了唯物史观与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批判性对话。作者认为，经典社会理论拓展了唯物史观的问题及其论域，强化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文化维度，给批判的社会理论注入了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将政治复杂性带入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研究。只有经过与经典社会理论传统批判性对话的环节，才成更为深刻全面地开启唯物史观的当代性研究。
四 启蒙的遗产与唯物史观面临的启蒙任务
唯物史观是在启蒙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扬弃，不是否定启蒙，而是深化启蒙，唯物史观继承了启蒙的遗产，并使其内涵发生了转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指出从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反映了从区域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反映了物质利益难题及其克服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唯物史观是对启蒙的提升与深化，那意味着，启蒙仍然是唯物史观的诚诺，不过其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与变化。唯物史观对启蒙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对启蒙本身，还是唯物史观之教化所面临的启蒙，都是如此。”[17]作者围绕三个关键性议题讨论了唯物史观所面临的启蒙任务。
议题一：革命之中介性的批判性审视。作者指出，从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化，需要革命的嵌入，“从启蒙到革命观的转变是唯物史观得以建立的历史前提，唯物史观本身也是启蒙到革命的内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唯物史观意味着总体性革命。”[18]然而，作者同时强调，革命不是目的，而只是中介。不同于启蒙传统之为精英、知识人的事业，唯物史观是人民大众的自我教化。唯物史观需要引入激进的革命以走出资产阶级局限性，但如何让人民大众内在地生成为面向未来社会的“新人”而不至于沦为民粹，却是一项艰巨的启蒙任务，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做了诸多努力，皆以失败告终。
议题二：物质利益难题的持续挑战。作者指出，唯物史观作为对唯物主义（物质主义）的历史诚诺，将面对物质利益难题的持续挑战。唯物史观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包含着利己主义的需要，如果批判利己主义过于激进，则容易造成唯物史观与社会事实相疏离甚或对立。在现代性视域下，唯物史观容易被解读为一种物化逻辑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这使唯物史观必然遭遇信仰问题。相比启蒙传统，唯物史观面临着物质利益难题的更为艰难的启蒙任务。
议题三：唯物史观何以向东方社会开放。作者指出，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必然要求超越启蒙历史观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向东方社会开放，唯物史观蕴含着东方社会的价值诚诺。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现代性意味着西方性，现代性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的现代化道路必然要求借势甚至融入西式资本主义道路。唯物史观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理论，需要在东方社会的历史实践中得到发展与创新，中国道路如何对唯物史观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将是一个持续性的时代课题。
唯物史观是破解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虽然在理论建构、形态演进、范式转换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通过借用当代西方诸思想的问题域及其话语方式来解读唯物史观，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唯物史观的当代重建注入了新的元素，但也往往因为缺少对当代西方诸思想之理论史的考察与性质的分析，反而强化、加深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困境。就此而言，作者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理论示范效应。作者关于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转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就其学术价值而言，该书对唯物史观与启蒙关系的研究深化和拓宽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该书基于理论史的深入剖析而展开的唯物史观与现代诸社会政治思潮的批判性对话，为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现代性困境，为在现代性论域中重构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就其实践意义而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折射出从启蒙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与深化，该书不仅可以为理解与把握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提供启示，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
正如任何一部好的作品必然会带来广泛的讨论与争议，该书自然也不例外。该书站在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扬弃的立场上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路进行了重新梳理，但对于作者有关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却并不完全认同，这里试列出两点与作者商榷。第一点，在对费尔巴哈的定位方面，作者认为“费尔巴哈其实是启蒙的落伍者”，在启蒙的意义上“无法与法国唯物主义相提并论”，“他（即马克思，引者注）对费尔巴哈看上去还是作了一些过高的定位与表达，需要重新审视”[19]。然而我认为，如果从当时德国的思想史背景来看，费尔巴哈非但不是启蒙的落伍者，相反却是德国思想启蒙的积极推进者，这从恩格斯高度评价《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所具有的“解除魔法”、“炸开体系”的作用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与卢格创办的《德法年鉴》直接吸收了费尔巴哈的“高卢-日耳曼原则”同样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所具有的启蒙意义，马克思才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第二点，作者在对马克思出离启蒙传统的分析过程中，认为“赫斯（不是费尔巴哈，也不是施蒂纳）乃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一个环节”[20]。我认为，虽然我们必须肯定赫斯对于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所对应的英法德三种启蒙传统来看，赫斯看起来结合的最为全面，但就此把赫斯作为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环节则是对赫斯的评价有些拔高了。赫斯的行动哲学虽然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一定关联，并且以此展开了对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最后的哲学家”的批判，但这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立场的影响，这一点从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赫斯在经过一番动摇之后才与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看法一致，以及《最后的哲学家》参考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评价之后才于1845年5月发表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并且赫斯的行动哲学及其共产主义，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泛爱论，并没从根本上超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依然适用于赫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立场在施蒂纳那里达到了极致，没有施蒂纳的刺激，马克思很难做到完全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正如恩格斯所言，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就其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因而作为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环节，如果从青年黑格尔派内部来看，应当是施蒂纳而非赫斯，如果从青年黑格尔派之为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来看，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无疑才是马克思最终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进而创建唯物史观的关键。此外，该书对唯物史观与启蒙传统在理论效应史的分析，主要围绕从青年马克思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形成展开，在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结合方面有所不足（这一点作者在该书引言的结尾已明确指出），该书在运用唯物史观所承接的启蒙遗产去讨论东方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方面也有些意犹未尽，不过作者的研究并未因该书写作的完成而终止，例如与该书同年出版的《虚无主义研究》便可视为该书所讨论问题的继续。
[1][2][3][4][5][6][7][8][9][10][11][12][14][15][16][17][18][19][20]邹诗鹏：《从启蒙到唯物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页；第3页；第62页；第97页；第101页；第97页；第108页；第241页；第131页；第142页；第143页；第145页；第195页；第312页；第352页；第401-402页；第402页；第4页；第8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页。
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2020卷总第5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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