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业负担问题成因的历史分析
回顾自1964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减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形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因素的确复杂，但总体上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结构失衡和重点学校入学竞争导致的升学压力，以及科举文化残余影响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对升学压力的放大效应，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最主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的相关教育统计数据来看，每当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表现突出时，其背后一般都存在某一级教育毕业生人数远远多于上一级教育招生人数的情况。教育结构失衡导致不同层级教育规模的发展匹配度不够，进而致使升学压力迅速增大，这往往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最主要的成因。此外，在各级教育毕业生和招生规模匹配度较好的情况下，选择重点学校的竞争压力，也会成为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就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实际情况看，这种由升学竞争带来的考试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仍然比较突出。中考压力突出，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希望进入重点的普通高中，而不愿进入职业高中和高考成绩不佳的普通高中。究其原因，除了职业高中毕业生大多处于社会底层等社会实际问题外，科举文化对升学压力的放大作用也不可低估。透过高考状元受到追捧、高考前祭拜孔子等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科举文化在我国社会的影响力，近年来不是降低了，而是不断增强了。种种因素相互叠加，将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
第二，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制度不科学，加上教学方法存在各种问题以及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不足，导致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下降，是形成中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的来自学校内部的主要原因。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够丰富，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课程设置过于单一，课程学习本身又缺乏选择性，难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人生规划来选择相关课程，不能满足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很多学生都在被迫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的课程。由于片面追求在应试方面的效率，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考试中能立竿见影的死记硬背方法使用过多，聚焦理解和运用科学原理的方法，往往由于耗时更多而使用不足，这也严重抑制了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还普遍存在重视课堂教学而轻视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指导的倾向，致使很多中小学生学习效率低下，大量无效学习徒增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学校教育内部的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学校教育内在因素。从我国中小学教育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所有学生都认为所有课程的负担都重。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课程，学生即便学习时间相对较多，也并不感到负担过重；不感兴趣的课程，很少的学习时间也可能形成很重的学业负担。认清造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学校教育内部因素，对我们通过教学改革来达成“减负”目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新时代的新形势下，政绩追逐推动下的改革话语生产失范，导致教育改革陷入迷途和困境，也是“减负”旷日持久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其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学校升学率和考试成绩成为相关官员的政绩之后，“减负”也就难免会沦为教育改革中的空口号和假动作。对中小学校来说，来自政府领导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压力，往往比来自家长的压力更加直接、也更加不容忽视。这种将升学率当作政绩的倾向性，也是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因之一。另一方面，当“减负”本身成为政绩之后，它也就从实实在在的改革行动变异成了一种制造教育改革泡沫的空头话语生产。这是近年来在教育改革中表现得日益明显的一种新现象。由于党和国家对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高度重视，“减负”本身反过来也成为少数地方政府领导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眼中的重要政绩。在追寻虚假政绩的推动下，以“减负”名义出台的各种教育改革可谓花样迭出，相关的教育改革政策话语不断翻新，但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往往效果不佳，甚至越减越重。这种来自政策领域的原因，导致“减负”陷入困境，也应当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可能的解决之道
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根据以往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面向未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应当尽快终止简单粗放的“减负”改革，找到问题的症结，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教育改革措施，从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总体而言，我们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改“办重点”为“办特色”，增加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同时将高考改革的工作重点从考试改革转向高校录取制度改革，引导中小学走多样化发展道路。
改“办重点”为“办特色”，将培养科技拔尖人才与培养高级工匠、高级农业工人等都同样视为办学特色，在特色中逐步消解重点。与“办特色”的教育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在全国中小学推行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为主题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从而大力丰富我国中小学课程体系，尤其是在高中阶段，更要大大增加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与此同时，还要在中小学全面启动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有兴趣，就没有负担。要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作课堂教学的中心任务，通过激发兴趣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作为配套改革，应当将我国高考改革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高校录取制度的改革上来，要求高校不同的专业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来确定录取要看哪些科目的高考成绩，确定不同科目的分数权重，制定本专业录取标准，并且在全国统一招生网络平台上向社会公布。在公布录取标准的同时，也向社会宣传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和毕业生就业去向。唯有通过高校招生改革，才能真正引导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逐步走向多样化和可选择，从而为青少年学生创造力发展拓展自由空间，为国家创新力提升奠定基础，使教育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基石作用。
2.调节各级教育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大量兴办综合高中，淡化普职差别，将职业选择和专业选择合并放到高考阶段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升学压力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最主要成因。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这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要改变这种社会现状，绝非朝夕之功。我们应当重视这样的国情，因势利导地进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也对产业工人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新时代新要求，我们应当在保留一定数量的办学情况较好的职业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综合高中，淡化高中阶段的普职差别，将职业选择和专业选择都放到高考中去进行。通过这样的改革，不仅可以缓解中考的升学压力，减轻初中生的学业负担，而且可以让学生在高中阶段丰富多样的课程选择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促进学生自觉进行职业定向和个性化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中阶段的学业负担。
3.通过社会改革进行阶层利益调整，拓宽社会流动渠道，突破科举文化在社会心理层面对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和制约。
教育改革从来都不应脱离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有些情况下，社会配套改革往往能够决定教育改革的成败。多年来的“减负”改革经验告诉我们，职业高中吸引力低，也是我国中小学生升学压力和学业负担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家长之所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学校，主要原因在于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孩子大多流入了社会下层。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重新建立并进一步完善国家技术工人职级制度，制定各级技工考核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国家最高级别技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应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大学教授的最低工资。所谓“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当然并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或高级领导干部，而是要让社会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能分享改革红利，过上体面的生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九品中正”思想残余一旦被彻底革除，“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化对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也就自然会被逐步化解，“减负”的改革目标也就有可能真正达成。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是一个困扰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半个多世纪的老大难问题。它不仅是我们教育改革之路上的拦路虎，更是影响我们培养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所需要的各行各业拔尖创新人才和优秀劳动者的一大绊脚石。回顾七十年来关于“减负”的教育改革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在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主要成因。在未来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只要我们抓住主要矛盾，紧扣问题成因，下决心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还青少年学生一片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自由空间。
详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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