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阮大铖

原创：阮鸷

古城安庆是国家文化历史名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是一座戏剧重镇——黄梅戏的故乡、京剧的摇篮。然而，对于安庆这座戏剧重镇贡献得最早也最为得力的明末清初戏剧大家阮大铖，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忘了。阮大铖（1586——1646）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百子山樵，世称阮怀宁。他是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戏剧奇才，一生写有传奇十一种，七种散佚，传世的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会》和《双金榜》四种。时人称赞他的剧作“簇簇能新，不落窠臼”，“大江南北，脍炙人口”，“梨园子弟，争演出之”；稀罕的是，他还拥有一个高水准的家庭戏班，自个也参与其间，粉墨登场。对这个阮家班，当时好评如潮，以至有“徽班映丽，自石牌（今属安庆市怀宁县）始”，“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之说。阮大铖死后，阮家班散落，献艺于安庆为中心的皖鄂结合部。它们对于弋阳腔、青阳腔、昆腔的传播和发展，进而对京剧、黄梅戏的孕育和形成，起着拓荒布种的作用。蔡昌荣先生撰文说：“如果说安庆是京剧、黄梅戏的摇篮，那么，阮氏和阮家班也是摇动这个摇篮的众多保姆之一”。如果直率些，说阮大铖是安庆这座戏剧重镇的最早奠基人，也未尝不可。可是，这样一位厥功至伟的历史人物，三百多年间，在家乡却一直坐着冷板凳；家乡人民甚至“不认其籍”，连户口都无处上。只是因其“品格低下，为人不齿，以至邑人不认其籍”（《安庆地区志·阮大铖传》），故尔旧《桐城县志》《怀宁县志》和《安庆府志》均不着一字；直至1995年新版的《安庆地区志》，才本着不因人废言的原则，为之立传，明确他是桐城籍。阮大铖身后遭此冷遇，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排挤迫害东林、复社清流人士，二是充当了迎降清军的急先锋。这两点是大课题，不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审视，从容讨论。在这里，仅举一个细节：阮大铖身居明朝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的高位，又是名重一时的戏剧大家，且届垂暮之年，在名缰利索的驱使下，居然不惜“以私财，广搜肥鲜，请名厨，遍宴请清帅。宴席之丰，使清帅惊讶不已”；这还不够，又“夜驻帐，则执板唱昆曲以侑酒。诸帅北人，不习吴语，乃改唱弋阳腔，皆称善。曰：阮公真才子也。看来阮大铖至今依然难被家乡人认可，只能若隐若显、不即不离地徘徊于安庆的地底，无法正儿八经地登台亮相。在我国戏剧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的他，却只在家乡留下了尴尬和无奈。

满清皇帝及其御用文人篡改了很多历史，很多被黑严重的反倒是忠臣烈士，如温体仁，马士英，阮大铖。明亡于党争，党争始于神宗，党争始于东林。满清皇帝及其御用文人极尽抹黑东林。却又将东林之人捧为英雄，却又将阉党之人抹黑为奸臣，前后矛盾。崇祯二年，东林复社再起。阮大铖东林创始人之一高攀龙的弟子，马士英与复社创始人之一张溥是至交。马士英阮大铖都有东林复社背景。阮大铖是最纯最正的东林巨子。戏曲《双金榜》是对自己冤屈的申辩。北宋亡于童贯高俅蔡京，明亦如此。

阮大铖一生共创作戏曲十一种，另有《咏怀堂诗文集》数册行世，均已大半散失。黄裳先生曾分析阮大铖著作散失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铖诸集刊于崇祯季年，板存金陵，未几国变，兵焚之余，流传遂罕”；二是“况其人名列党籍，久为清流所不齿，南明倾覆，更卖身投敌，死于岭峤，家有其集，必拉杂摧烧之而始快也”。其实黄裳先生指出的两个原因中，第二个原因即人们憎恶阮大铖其人，也就连累到他著作的流传。这恐怕是主因。如今黄山书社收辑的虽仅戏曲四种，好在流传较广最负盛名的《燕子笺》、《春灯谜》以及《牟尼合》、《双金榜》都已在内，也可豹窥一斑、聊胜于无了。阮大铖现存剧作《石巢传奇四种》，创作时间与地点迄今仍争议不断。较为可靠的则是，阮大铖的四种戏曲作品，《春灯谜》创作于作者乡居安庆府城期间，其余3种即《牟尼合》、《双金榜》和《燕子笺》，均创作于南京生活时期，时间约为崇祯九年（1636）至崇祯十五年（1642）之间，具体写作地点在南京牛首山之祖堂寺和南京附近的姑熟，亦非只在南京一地。总的创作时间，是阮大铖陷入党争漩涡的十七年，在其隐居安庆府城和后因躲避战乱移居南京期间。

《燕子笺》的剧情充满传奇色彩。学子霍都梁进京赴试，因为安史之乱，试期延后，霍都梁暂时住到旧日情人华行云处。华行云是长安妓女，为了让华行云开心，霍都梁为她画了一幅《听莺扑蝶图》，拿去裱画的时候，因为匠人的疏忽，与朝官郦安道送来装裱的一幅观音像拿混。偏偏画上的华行云，相貌与郦安道的女儿郦飞云惊人地相似。郦飞云在画上题诗，那幅画又被燕子衔去，偏偏落到霍都梁的手中。种种巧合把一对青年牵连在一起，虽未识面，已然相思。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盛赞阮大铖家庭戏班子上演的主人自编戏曲“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一口气说了五个“出色”，真有赞不绝口的热情。马士英为阮大铖的诗文集作序，更称赞他为明代开国以来第一诗人。就连阮大铖的政敌、明末四公子之三的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也曾在南京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召阮大铖家庭戏班子去演唱他的戏曲。这三位公子“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醉而且骂且称善”，都承认他的戏曲写得不错，演得好。不仅如此，阮大铖出手也极快。他的朋友们在这些戏曲的序跋中曾介绍说：《春灯谜》一剧三十九场戏，阮大铖只写了个把月就完成了。《牟尼合》一剧三十六场戏，阮大铖只写了十六天。“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对他十二分的推崇。阮大铖在家乡时，多居府城，在今怀宁与枞阳，阮氏同时置有别业。平时遛遛的地方，大多在安庆市区和百子山、石门湖一带，此外便是市郊的梅林、枞阳的浮山和山。到南京后，先居于南京城西南隅的石巢园，即库司坊。库司坊是个不长的小巷，坐落在今南京城南门西的饮马巷前段。在这里，阮大铖文学与政治两手抓，两手还相当硬，他组织了“群社”，谈兵论剑，招纳游侠，希望能以边才起用。结果动静太大，过于招摇，引发东林后人的强烈不满。崇祯十一年（1638）秋，他们合伙贴出《留都防乱公揭》。阮大铖闭门谢客，从此深居简出，住到了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

对阮大铖的评说，野史笔记通常认为，此人在政治上虽然不才，但在文学艺术上却是大有才华的。这就把“小人”和“才子”看作是两不相干的了。其实阮大铖从来不是以戏曲家身份立身处世，而是以政客身份与世周旋的人物。他搞戏曲有其政治目的，搞政治投机和谋略权术也颇有出人意料的“才华”，能在作恶中显出与众不同的能耐，因此往往坏得出奇。只是咱们对“坏人”习惯于唾弃、不屑一顾，即所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此人之所以坏而能够坏，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时代、社会等问题，并不会比“好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少、浅、弱。所谓“小人多才”，指的无非是“小人”善于利用时势，利用社会条件，利用制度的缺陷等等，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诗词戏曲。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他认为阮大铖的病根是“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安庆民间，对官方史志的结论并不认同。早在清乾隆后期，桐城与怀宁两县文人间，即展开了数十年的笔墨官司：桐城文人认为阮大铖是怀宁人，怀宁文人认为阮大铖是桐城人，并且各有依据。阮大铖“怀宁说”的依据是官方史志，可以佐证的是阮大铖的经历：阮大铖诗文中明确记载自己幼年读书于三祖寺，即今安庆三祖寺街附近，同时还也以怀宁人自居；阮大铖“桐城说”的依据是科考史料：阮大铖为桐城秀才，南直隶举人，明代“进士题名录”载其为“桐城籍”，国子监中中的明代“进士题名碑”载其为“直隶桐城人”。这种表述是基于旧时籍贯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准确地讲，阮大铖的主要生活地是在今安庆城，是桐城籍的怀宁人，或是今安庆大观区人。

2007年6月在安庆市大观区十里乡凤凰村凤凰山附近，阮大铖书丹的两块墓志被村民发现。书丹是碑刻术语，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由阮大铖书丹的明代两块墓志均为青石，皆有残损，从残存的文字可以看出，此为一汪姓男性墓志，落款为“赐进士第通口大夫加正三品服俸太常寺少卿前吏科给事中入侍经筵奉”，文尾有两方印，上为阮大铖印，下为“丙辰进士”。至阮大铖出生前，阮氏家族出仕明朝为官者即达十四人。累世簪缨，富甲一方，明代的山阮氏已广布今枞阳、桐城、怀宁、东至等地，田产、庄园并非限于一城一乡。《阮氏宗谱》载：阮丽珍三子曹柽（即阮柽），被立为阮大铖继孙。《阮氏宗谱》载：阮柽“字延公，康熙戊午北闱举人，丹徒教谕。”《阮氏宗谱》载有阮大铖十二世裔孙，其后及居住地不明，或居江宁，或居桐城，难以考证。一些著述中言说的阮大铖之子，指的是特立独行的阮濬。身世模糊的阮濬，被称作因痛恨其父阮大铖讳言身世。据方中履《汗青阁文集·阮季子墓表》等，阮濬一生的经历，与阮大铖高度交集，但方中履等皆未明言阮濬的身世。明末清初桐城书画家刘鸿仪，与阮濬交往甚多。阮濬嗜酒，好诗书，有才华，终生隐居，闭口不言自己的家世，无论冬夏，只穿一件破衲，故别号“一衲”。因刘鸿仪知其身世，故阮溶临死时再三嘱托鸿仪，其墓碑上只题“此饮者阮子一衲之墓”九字。诸多文字欲言又止，阮濬会不会是阮大铖之子？就阮门而言，科举香火曾经数十年绵延不绝，从抗倭名将阮鹗起到阮大铖四代，就有五人中进士，二人中举人。如此出身，同辈中又有几人能够与之比拟？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马士英在他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文武兼备、能够负实际政治责任的人，他不反对任何一个党派，而是希望把各党派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超然的人才内阁，只要大家都愿意服从他的领导，他很愿意做和事佬，把以前的党争放下来，共同为国效力，这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实际上他弄得两头不讨好。东林党一方面留下的历史记录，异口同声地把他叫做阉党，但是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自己主办逆案，镇压阉党是毫不留情的。他也是主张追究魏忠贤的历史责任的，只是他没有像那些东林党激进派的文人那样主张斩尽杀绝、主张扩大化。他认为在弘光朝廷刚刚建立时确定的那个镇压名单就已经足够了，这件事情应该到此为止，历史问题交给历史，大家应该重新开始，当时镇压名单上面没有镇压的那些人，就算是当真有罪，朝庭也应该讲信用，不再重新追究，以后还是应该量才录用，凡是有才能、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党派背景，都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样的人如果生活在宋朝的话，大概是会进忠臣传的，但是生活在党派情绪比宋朝更加激烈、恶性竞争的氛围更加恶劣的情况下，东林党人或者说是大多数文人都不能原谅他：因为第一，他是一个失败者，就凭他是一个亡国首相这件事情，他做得再好别人也不能饶了他，何况他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有很多，失败者就应该是被人泼脏水的，他当然逃不了这种命运；第二，他那种中庸主义和混融主义的做法，在东林党人看来就基本上是比敌人还要可恶，敌人至少是形象比较鲜明，而和稀泥的人呢，又想装好人，又想庇护敌人，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可恶了，比真正的敌人还可恶，你要么就直接投到敌人那边算了，可是你还偏偏不，你还要先说你是自己人，一面是打着自己人的牌子，一面又是用我们自己人的道德威望来庇护那些坏人，马士英之所以会被骂成阉党人或者是被骂成是投降派，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从他在职期间的表现来看，他根本不是阉党人，尤其谈不上是投降派。他是大明的忠臣，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忠臣，但是史可法和其他人也一样的没有能力。所以东林党对他的评价是没有什么依据，也谈不上公平的。据《明史》及诸书记载，阮大铖因和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是在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职，是冬十一月。阮大铖本传记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不到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中补入吏部，一直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即又去官。事实上，阮大铖大约在天启四年春三月前后只上任了没几天，就辞职离京返回了安庆老家。而杨、左等六君子于天启五年三月入罪，六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当在四月。也就是说，天启四年春到五年四月这至少一年的时间段内，阮大铖居家不在北京。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时，东林诸君纷纷助阵，并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一度颇为危险，甚至要率数百披甲太监才敢奉天启上朝，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陷害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的落后的通信、交通水准，此说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等人，实为魏、崔等人自身夙愿，盖因杨、左诸君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庆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乃至于魏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迹近儿戏。而阮大铖在崇祯初获罪归乡闲住，组建“中江社”时皖中名士一时响应，此也可见其当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复社名士钱秉镫亦曾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其时和阮大铖来往颇多，他在《皖髯事实》中就说，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这就是阮大铖名列逆案的大致过程。其实撇开人品不论，阮大铖之名列“逆案”，实在是很有些冤枉的。阮大铖确实是拍过阉党的马屁，但是当时好像没几个人不拍阉党的马屁的，包括东林党的许多人，在阉党当权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说过几句违心的话或者是维持一些表面上的关系的。要说有很深刻的关系或者是巨奸大恶，阮大铖也算不上是这种人。同时，天下多事，正是战争时期，马士英本人之所以要争着当首相，就是因为他是当时士大夫当中比较少的懂军事的人——他自以为自己懂军事，别人也认为他懂点军事，他也要找几个比较喜欢谈兵说剑的人，而阮大铖恰好也是这种人。这不是他个人的特点，东林党方面其实也是这样的，东林党推崇史可法，其实也是因为大多数东林党人一点军事经验也没有，史可法的战斗力也不怎么强，但是他至少跟张献忠打过几仗，稍微有一点直接接触，比起那些除了读书以外什么也不会的人来说要强得太多。所以马士英一直到南京陷落，带着皇太后向南方逃走以后，都还在继续坚持他原有的政策，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和衷共济、收纳一切党派的人才，而且始终是忠于大明朝的，无论哪一方面的人，只要是符合他这个基本路线他都要接受，所以他最后一直还在跟清兵打仗，最后被清兵俘虏而杀害。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为求官而已。而求官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一脉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阮大铖的个性中并不具备职业政客那种深谋远虑的机心，而是一个些许得失就挂在脸上，自傲又颇为意气用事的人，确切地说，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自矜偏狭的文人意气。有清代明，大约用了六十年，阮大铖恰恰生活在这六十年。天崩地裂的时代，阮大铖的一生复杂而多面，并非脸谱化的“奸臣”二字而能一言以弊之。一旦有人愿意用他，他的的确确是忠心耿耿，像一个诚实的商人一样用他自己的才干来为愿意保护他的宗主服务的。因此，《明季闲谭》绝非为阮大铖翻案之作，而只是更为客观地还原了他的真面貌，将其人生选择与整个历史环境相关连。对于阮大铖人生中的一误再误，国人只用绝对的是非观作出判断，这是缺乏历史、文化背景分析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