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继曹魏后又一个雄踞中原的王朝，它的开国帝王晋武帝则是司马家的后人司马炎，在这个国祚并非长久的王朝内先后实现了伐吴一统和海清河晏的太康之治，可为何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内就土崩瓦解？
很多学者认为是八王之乱和接下来的五胡乱华摧毁了晋王朝的统治，而我认为早在晋泰始六年至晋咸宁五年（270-279）的秦凉之变，就已昭示了西晋最终的结局。
晋泰始四年至五年陇西地区大旱，由于此地胡汉杂居，西晋中央遂派在抗吴一线的胡烈坐镇西北，并特地从雍、梁、凉三州划拨一部分地区作为秦州并使其担任秦州刺史。
晋武帝想要用重臣威制西北，使得聚居于此处的河西鲜卑不至于发生动乱，但是他忽视了西晋的当权者们对于戎狄的猜忌和敌视程度，当时的西晋朝臣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夏之防”等观点甚嚣尘上，所以当胡烈来到秦州后并没有积极的去安抚少数民族，反而屯兵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市清水河流域），后又派兵进占麦田一带（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靖远、中卫两县市交界地区）的“河西鲜卑”聚居地。
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控制住本就岌岌可危的西北局势，反而成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叛乱的导火索，由此晋泰始六年（270）鲜卑秃发部的首领秃发树机能发动了叛乱，秦凉之变就此拉开了序幕。
接下来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秦州刺史胡烈战死万斛堆，凉州刺史牵弘败死青山，凉州刺史杨欣陷于武威，三位在西北素有威名的边地重臣接连身死，而这八年内仅有汝阴王司马骏和其部将文鸯能够制约四起的胡族反叛，甚至于秃发树机能在咸宁五年（279）攻破西北重地凉州，但是这并不是最为另人不解的地方，最另人不解的还是在咸宁五年马隆仅仅率领三千五百人就击败了秃发树机能，成功平定了长达九年的秦凉之变。
这场叛乱的经过不禁令人感到怪异，数倍强于鲜卑的晋王朝为何会如此狼狈，又为何最后仅用区区三千五百人就成功平叛。
但当我们仔细去剖析历史的脉络，就不难发现秦凉之变中晋王朝的种种行径和弊端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同时也昭示了几十年后西晋灭亡的悲剧。
西晋中央任用边地官员过于重视其背景和资历而忽视了对于人的考察，西北之地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胡汉矛盾，而这种民族矛盾最需要的是不带有强烈民族偏见和善于调和的人才而并非善于征伐的武将，秦凉之变当中的秦州刺史胡烈，从当时的太仆傅玄上疏言“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使烈往，诸胡虽已无患，必且消弥，然兽心难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
可以看出当时晋廷任用胡烈在于其“素有恩信于西方”，但当他到任秦州反而侵城掠地，使本来可控的局势迅速恶化，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河西鲜卑的反叛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说凉州刺史牵弘，其是曹魏名将牵招之子，牵招作为北疆重臣，善于处理民族问题，但牵弘在凉州却失“羌戎之和”，群虏内叛，使其败亡于青山，接任其凉州刺史的杨欣亦失“羌戎之和”，与若罗拔能战于武威，兵败身死，凉州失守，河西断绝，《马隆传》云：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由此可见，西晋中央之所用非人导致了西北局势的不断恶化，同时加剧了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为秃发树机能提供了掀起大规模叛乱的土壤。
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在这场叛乱中也不容忽视，虽然有些史料已难以考证，但时任督关中雍凉诸军事的扶风郡王司马亮遣救不进，直接导致了胡烈战死于万斛堆。
时任督雍凉诸军事的汝阴王司马骏在凉州刺史牵弘被围困于青山竟也坐视不管，任其兵败身死。
而时任安西将军，督秦州诸军事的石鉴刚愎自用不听取安西军司、秦州刺史杜预的正确建议，转而诬告杜预，自己冒然进军，最终大败于秃发树机能。
而太子少傅任恺上疏表奏朝中重臣贾充前往西北平复叛乱，安抚诸胡，竟被其用其女与太子婚嫁，洛阳京都大雪的理由使其不得行，而史书中记录了贾充对此事的态度“深恨之”。
在马隆前往武库领取军备时，掌管武库的官员竟因与马隆有私怨而提供质量较差的武器，马隆争论，随后又被御史中丞弹劾，其中竟还有人言“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常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想见当时西晋朝堂之中的内部斗争是有多么的严重，统治阶级忽视家国大事，反而痴迷于争权夺利，不以平息叛乱为要务，不顾及手足同胞之生死，只为满足一己私欲，乃至于是否有人在利用秦凉之变的西北乱势在为自己增添政治筹码都犹未可知，被权臣所拥立起来的西晋王朝终将吃下政治斗争所孕育的恶果。
从秦凉二州刺史以及军事统帅的接连败亡，可以看出秦凉二州的军事力量必然不强，首先秦州是新设州，本就是划分雍、凉、梁三州鲜卑较多区域聚和而成，西晋中央本是想统一管理，但却造成秦州境内胡汉比例失调，更加难以控制。
而凉州更是发生过群虏内叛之事，由此想见凉州防务比上秦州并未好上多少，而且咸宁元年（275）晋武帝诏汝阴王司马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也间接反映出凉州的军事力量难以维系日益紧张的西北局势，晋廷对于秦凉二州军事建设的忽视也同时显露出来。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达官贵人眷养“胡婢”、奴役少数民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甚至于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也被迫成为奴隶，而由于晋武帝对于世家大族实行宽松优渥的纵容态度，使得这种行为没有被禁止，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实际上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同时破坏了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和下层人民对西晋的好感，酝酿了仇恨的种子，使得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也为少数民族领袖掀起叛乱提供了舆论支持。
晋武帝对于世家大族缺乏绝对的约束力，这是终西晋一朝一直存在的弊端，也是日后八王之乱爆发的重要原因，其实晋武帝在任时期的民族政策是相对缓和的，他对于归化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远民”和“近民”的区分，相较于汉人的税赋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减免，在遭受饥荒等天灾时也会免除赋税以资抚恤，并且对于少数民族的领导层也多有优待，像沙漠汗、刘渊就是其中的典型。
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并没有能够改变西晋朝野上下王公大臣们对于少数民族盲目排斥的思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仍旧是西晋朝堂上的主流，正所谓思想是行动的先声，我们不难想见纵使晋武帝有意改善民族关系，但他的臣子在政策的实际实施中，恐怕也是消极应对，收效甚微，胡烈不赈灾不安抚反而去掠夺河西鲜卑的土地，由此可见一斑。
有的人认为西晋朝臣们所信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不正是在日后的五胡乱华中所应验，也就是说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正确的，是具有预见性的，这种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是却忽视了这其中思想与结果的关系本就是一个悖论，用果去阐释因，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不正确的。
但是由此引申，我们不得不说西晋在民族关系上的又一大弊端，那就是晋武帝对于部分少数民族领导层野心的忽视和对于大量内附少数民族缺乏妥善安置，秃发树机能作为业已归化的鲜卑秃发部的领袖，竟还能够轻易调动部族的力量对西晋发起叛乱，足见西晋郡县管辖制度的无力，而在秦凉之变间（270年）西晋北部南匈奴的中部帅刘猛也发动了叛乱，在泰始八年（272）才堪堪平定，而南匈奴亦是已经归化的匈奴部族，也可见“五部分治”与司马监督制度的不足，造成西晋永嘉之乱的南匈奴领袖刘渊曾在晋武帝时活跃于京都。
明人张大龄《晋五胡指掌》卷上《匈奴刘氏》云：“当晋全盛时，渊以壮年游京师，与诸名士遨游成均，持论上下，固彬彬隽爽才也”，刘渊受到了来自西晋高层的赏识，先后被任命为匈奴左部帅、北部都尉，可是晋武帝对于其野心的忽视以及西晋对于其一贯的厚待和优恤，让匈奴刘氏忘记了尊卑，通过激化民族矛盾的手段，打起“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的口号，最后挥起屠刀，终结了西晋的统治。
这些叛乱自然与其领袖关系紧密，但是西晋大量接纳少数民族内附，且无法对其进行妥善的安置也是导致叛乱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史料记载魏末晋初，少数民族归附达“八百七十万余口”，江统《徙戎论》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诸地，皆为戎居”这些记载虽有一定夸张成分，但足见其归附人口之多，业已使得边地出现胡汉失调的情况同时也为接下来的叛乱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其实秦凉之变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274年曹魏名将邓艾被钟会诬陷身死之时。鲜卑秃发部早在曹魏征讨蜀汉之时就被邓艾招入麾下，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蜀汉被平定之后，钟会对邓艾的诬陷以及曹魏内部（司马氏争权）的斗争，导致了这位半生戎马的悍将被赐死，同时这场政治风暴也波及到了邓艾的部下，除了杨欣以外，包括牵弘、秃发树机能等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在当时得到应有的封赏。
更关键的是邓艾对于秃发树机能有知遇之恩，他并没有像旧例一样对鲜卑秃发部打压和控制，而是招降他的部族为曹魏效力，邓艾其人相较于其他的汉人大将也更能够与秃发部等少数民族友好相处，他的死亡无疑是对秃发部的沉重打击，由此可见秃发树机能对于西晋的怨恨并非空穴来风。
司马氏对于邓艾事件的不当处置，可能为这场动乱埋下了祸根，而且邓艾其人在处理民族事务上颇有远见和手腕，曾在西部广筑界墙关塞、修建城堡，抵御了泰始年间羌人的进攻，保护了关内的安全，预见了匈奴左贤王刘豹合并匈奴将会对朝廷造成的威胁，而后刘豹其子刘渊果叛，凡此种种皆可见邓艾能够在西北之地的纷乱局势中进退有度，不至于酿成秦凉之变这样的巨祸。
关键的是秦凉之变中西晋中央所信任的多数边地重臣，像胡烈、牵弘、杨欣等都是其旧部，而叛乱的领袖秃发树机能亦是其旧部，倘若邓艾未死，我想秦凉之变恐怕难以发生，即使出现叛乱，其波及面，持续时间也绝不会如此惊人，可以说邓艾之死为西北局势的混乱敲响了警钟，也足见司马氏之短见。
秦凉之变暴露出了西晋的众多不足和弊端，而这些或多或少也成为了日后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起因或助力，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希望我们能够以史为鉴，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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