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商未周初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对于武王伐纣时间的确定，各家各说纷纭，没有定论，最后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他们的时间，他们主要是参考利簋铭文来定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利用的史料来定武王伐纣的时间，然后再用天文现象来考证一下到底这些时间的确定有没有与史料相符合，同时也可以考证这些史料的真实性。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零口镇发现了一个西周年间的器窖，其中有一尊西周青铜礼器，后来把他叫利簋，这件青铜礼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之所以叫他利簋，是因为这件礼器底的几行字，如下图（1）
这几行字是据各位国学专家翻译“珷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偃师，易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意思就是武征商，在甲子日的清晨，岁鼎克昏，夙有商。后面的就是几句从辛未开始讲的是一个叫利的西周王族或贵族的人为了感谢周武王的赏赐而在伐纣成功后的第八天铸的这个礼器，所以叫利簋；这个不聊，与天文现象无关
我们主要对“珷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这几句话来对比解读一下，先看一下40多年来各位大家对这句铭文的解读；
唐兰认为“岁鼎克昏，夙有商的”的岁鼎是越鼎，即夺鼎说，把岁解成越，戊为越，何炳棣和刘雨也认为是这样的。其实我认为岁和戊是有区别的，
于省吾持“岁鼎克昏”岁祭说和岁星说或认为是岁星当空说；我觉得岁是岁星是可行的，岁星肯定是出现在了当时的夜空，但是不是当空就难说了；
郭沫若和黄盛璋对“岁鼎克昏”持祭祀说，我们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见长，而岁祭最早见于甲骨文,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岁祭是合祀先公先王之礼，是在每年的年终举行，周因于殷礼，所以也在年终举行岁祭，当时武王正准备攻打殷商，在战前举行大型的岁祭活动，我觉得不可能；
张富祥对“岁鼎克昏”持“岁鼎即正岁说“，把其岁鼎认为是时间用语，这个是正确的解释，但这个时间用语是包括了当时的天象时间，而不是正岁说；
还有学者认为岁名利为字的，因为后面讲了右史利，晕，都到了牵强附会的地步了。下面就说一下我的看法；
而我认为，岁鼎克昏，夙有商是当是的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岁即岁星，也叫木星，古人当时就是把木星看成是岁星的，克昏，克是对冲，昏是指水星，因为是讲岁鼎，所以还有一颗星，这颗星就是金星，启明星，与他们组成了鼎足的天象，木星与水星在当时相对的位置分别排列在一条直线上，他们分别出现在在金星的两旁，木金水三星在这时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三足鼎立的天象，所以说是岁鼎克昏；其实就是一个天文现象；
而夙有商，也是天象，夙是早上的意思，就是夜晚最后一个黑夜时间，旦是天明第一个白天时间，天没有启明而星月可见的一个时间段，夙应该对应寅时， 有商，这个商不是仅指商朝，而是特指商星，也就是大火星，也是心宿二，为什么说是商是大火星呢?
有个典故出自左传 昭公元年的一个故事：“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这个故事讲昔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阏伯，小儿子叫实沈，因为他们两人日寻干戈，以相征讨，所以高辛氏把他们一个迁到商，一个迁到大夏，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两人永不相见，以止干戈；夏人把参星做为自已民族的主星，而商人把心宿二做为自已民族的主星，夏历和商历（火历）也就这样来的，这不不说，以后再另文讨论，也就是商星，商星即大火星，心宿二；
这个故事中的参商星永不相见，做为后来浪漫相思的一个文学题材。
但是参商在古代是在有条件天文现象的情况下，是能够相见的，这个以后另文讨论。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商，这时指的是大火星，也就是心宿二就可以了。
当时商星在这一天的早上3点到初晨5点57分，都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颗商星，所以叫夙有商。
原来利簋上面铭记的“岁鼎克昏，夙有商”是一个天文天象，而这个天文现象就是木金水三星在这一天的清晨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可以肉眼观察到的三足鼎立的天象，而且在这天早上，心宿二这颗商星也能在早上见到差不多三个小时；能同时满足这个天文天象的只有公元前1042年12月21日清晨5点57分，请看下图（2）：
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问：对于武王伐纣时间的论断，起码有44家以上，有天文史专家江晓原认为武王伐纣时间的时间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清晨，而且夏商周断代工程定的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清晨，有人会质疑，为什么你那么肯定武王伐纣时间是这一年这一天（公元前1042年12月21日清晨5点57分）？为了方便论述，一方面我们可以引入另一则可以确定时间的史料，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侧面证明一下江晓原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定的时间和日期符不符合这个天文天象？
在《国语·周语下》中，伶州鸠回答周景王七律正确的时候，引用了武王伐殷时天象“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对于这则史料，有些专家认为不可靠，有些专家认为是可靠的，但是从这则史料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样。
比如李学勤认为'岁在鹑火”一段话是《周语下》的原文，不可能为后世窜入”，“周朝乐官世代相传着一套与武王伐纣事迹有关的乐律及占候的理论，其起源很可能早到周初”,“伶州鸠家世任乐官 ，武王时天象应为其先祖所传述”这是对这则史料持肯定态度的，我认为也值得可信，但是与他们所得出的武王伐纣时间并不一样。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则史料不足信，因为他们认为用他们的方法推论不出这样的天象。你不能推论不出就武断的说这则史料不足信吧。
这个也情有可原吧，因为这则史料有些方面涉及到了术数的推算。
因为学考据的不一定会术数，会术数的又不一定懂文献考据。现在我们从岁在鹑火这句开始一句一句来解读；
周景王问伶州鸠七律的大致时间约在公元前530年左右12月21日，“岁在鹑火”这句话，当时的岁星（木星）黄昏时大约在牛女宿之间，也就是星纪位， 而星纪就涉及木星运行位置的十二次了，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就用木星所在星次来纪年，这叫岁星纪年法；还有就是用十二地支来纪年，因为我们古人把一周天分为十二周天，用地支来纪年。
古人把地支纪年叫太岁纪年，又因为地支纪年和岁星纪年是相反的方向运行的，而且太岁是古人假像出来与岁星运行方向同步相反的，所以在他们的初始位置定好后，就可以推出太岁所在的辰，这叫地支纪年法；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推出是什么干支的年份了；
而伶州鸠在公元前530年左右12月21日黄昏的时候看到西边的岁星在牛女宿之间（木星在右下角）如下图（3）：
而从星纪位逆行到鹑火是八步，所以从太岁寅位顺行八步是在酉位，这就是当时伶州鸠认为当时武王伐纣的时间，我做了一个表如下：
也就是认为是在丁酉年（公元前1044年），要知道岁星木星的的运行周期不是正好十二年，而是11.8622年，伶州鸠当时并没有考虑过岁星超宫，伶州鸠的祖先所记录的天象并没有错，只是伶州鸠把当时的“岁在鹑火”的天象当成了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的天象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清晨时的天象，也就是天文学家江晓原认为的时间，看有没有符合利簋铭上的星象，如下图（4）：
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木星到了角宿上面，月球中天，心宿倒是可见，只有金星在东方球半空，木星岁星也不在东面；并没有利簋铭上的木金水三星鼎足的星象， 所以说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武王伐纣时的天象与出土的利簋铭上的岁鼎克昏，夙有商的记载不相符，可以排除这种观点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出来的时间：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清晨，看有没有木金水三星鼎足的天象，如下图（5）：
可以看到这一天清晨时的的天象，星空中没有木金水三星，显然更不是利簋铭上所记的的“岁鼎克昏，夙有商”的星象。那到底是那一天呢？
我们看一下从星纪再顺行一步星次试一试，现在从析木寅逆行到鹑火是九步，这时太岁从卯位顺行九步是亥位，这对应已亥年，看一下公元前1042年12月21日5点57分的星象图，再通过公元前1042年与干支推算，公元前1042年就是已亥年，所以知道当时武王伐纣时间是公元前1042年是已亥年，这种换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用1042+3/60，再用60来减他的余数，所得数就是对应60干支的年份），大家百度一下这种方法就能自已公元前后与干支换算
我们知道：析木所对应的是尾箕星宿，我们打开公元前1042年12月21日清晨5点57分的星象图看一下，如下图（6）：
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前1042年12月21日清晨5点57分，岁星（木星）正好在东面，与木星对冲的是昏星即水星，在他们的上方，有一颗金星，他们正好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的天文星象，而在东半球半空，可以看到心宿二，这颗心宿二就是大火星，也叫商星，所以叫夙有商，从这一天的早上3点到黎明前的5点57分，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利簋铭上所记的天象。再看左下角，岁星（木星）正处在尾箕星宿附近，也就是析木星次，而这颗岁星，在武王出发前就能很清楚的看到；在（《荀子·儒效》）中有写武王出兵之前就能看到东面的岁星，“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这个行兵之日后面再讲。
现在看月在天驷这句，大部分学者专家都有解读，都认为天驷是神马，是房宿；但我认为，这个天驷解读为神马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但是如果认为是房宿，这个天象就与房宿一点边都沾不到了；我们再来看一则史料，《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周书·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当作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这是武王当时出兵前的情况，从武王行兵之日的天象看，往前推16天左右，如果从12月5日的天象看，如下图（7）：
通过12月5日清晨这一天的天象可以看到，月球在长垣下边，正好在轩辕十四星的正前方，我们知道，轩辕的是古代的一种车，这种车如果有帷幕的话，就叫“轩”；在车前面用来驾牲口的那根直木，叫“辕”,轩辕十四星也是这样的叫法，可以看到，月球正好在那根直木前面，可以说月球在轩辕的前方神马架车的地方，也可以说这时的月球像一匹神马拉着轩辕十四星。月在天驷这句的天象很清楚了。
下面讲一下“日在析木之津”，析木刚才讲了，他在尾箕处，而尾箕正在银河旁边，而津与析木放在一起讲的时候，就是天上的银河，实际上那天太阳离尾箕并不远，因为古人用的肉眼观察，太阳一出来，就把尾箕两宿给隐没了，所以认为当时的太阳位置在析木位置，而析木又挨到之津（银河），这也与这一天的天象相符；
辰也就是说，要在这段时间内要有日月相会的机会，既死魄也叫日月合朔，在公元前1042年12月5日到12月21日中间十多天的清晨，日月合朔只有12月15日这天，而这时的合朔，正好与越五日甲子朝的时间基本相符，而这时的合朔，正好在斗宿旁边，也叫南斗，斗有南斗和北斗之说，而这里不是在北斗的斗柄，这里的辰与北斗离开十万八千里，所以只能是南斗，这里日月相会实际天象并不是在南斗的斗柄，而是在南斗的斗魁位置，在甲子朝五日之前，有过死魄的天象出现，也就是有过日月合朔，如下图左下角日月合朔图（8）
太阳和月球这时其实在地平线以外，人的肉眼并不能观察到，当时也只是按日月运行的规律推算
而“星在天鼋”这句，这里讲的星是水星，公元前1042年的12月5日到12月21日当时的水星并不在玄枵位次，天鼋即玄枵，玄枵在虚危宿附近，而当时的水星却在斗宿柄旁边，属星纪星次，与天鼋的虚危宿相差牛女两宿的间隔；虽然星纪是在东北偏北的方位，但在这里讲水星在虚危宿并准确，只能说在星纪丑位东北偏北方，这也能讲是在北方，这也许是想为了想凑成这句：“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所以，我认为以上史料是基本正确的，而武王伐纣的时间应该定在史料与星象相符合的时间，其他时间都没有么多史料与天文现象巧合的天文现象，在已亥年甲子朝这天，武王的军队经到达了牧野这个地方，趁着殷商远征东方的军队没有返回来，在当天武王伐纣成功，时间定格在这就是公元前1042年12月21日清早5点57分。
2018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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