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先秦典籍也多有记载，故事存在的本身不容怀疑，但具体情节却存在着矛盾。故事说，尧舜时代中国存在大洪水，大禹把中国所有的大河都疏通、治理了一个遍，最终把洪水导入大海，解决了问题。毫无疑问，把全国的大河都治理一遍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这些人力物力不说，即便是有，也是无法组织和调动起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全国统一的集权式的政府。
所以，大禹治水的真实版本应该和流传下来的有很大差异。那么真实版的大禹治水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许印度版的大禹治水可资参考。没错，印度也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当然其主角不是大禹，而是印度早期婆罗门教的主神“因陀罗”。
现在一般把印度文明的始点定在雅利安人的入侵。雅利安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其起源地被认为或是东欧或是中亚的大草原。入侵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与中国商朝的兴起同期。婆罗门教就是雅利安人所信奉的宗教，其经典被称为吠陀经。最原始最古老的吠陀经是《梨俱吠陀》，其中的一些神话故事反映了雅利安人初入印度时的历史真实。在这些神话故事中，经常出现一个故事情节，“因陀罗”杀死“弗栗多”，“解放河流”。“弗栗多”是黑色的恶神，他经常盘踞在河水中。因陀罗的一个名号就是杀死弗栗多者。
因陀罗杀死弗栗多的情节意味着什么？一度这被解读成下雨。但是，现代的印度史学家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做出了新的解读。弗栗多的历史原型是人工修建的拦河坝。因陀罗杀死弗栗多，就是推倒拦河坝，赶走修建拦河坝的人，让河流恢复自然的通畅的状态。
印度考古学已证实，雅利安人到达时，印度已存在一种比较发达的文化，叫“哈拉帕”文化。这种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种植小麦，但其种植方式却非常特别：在河中修建拦河坝，让河水溢出河岸，人为制造洪水，用这种方式灌溉河岸两边的土地。
“哈拉帕”是古印度旁遮普地区的一个古城，其存续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300-公元前1500年。巴以分治后，旁遮普归属巴基斯坦。哈拉帕消失后不久，这里变成了沙漠，哈拉帕古城也永远被埋在了黄沙之下。1920年代，被意外发现，然后进行了考古发掘。雅利安之前印度已经存在发达文明的事实才为世人所知。
尽管雅利安人源于大草原，是游牧民族，但是，到达印度之时，已经很大程度上农业化了，已经熟知农业。但在种植技术上，雅利安人与哈拉帕人存在根本的不同和激烈的冲突。雅利安人也种植小麦，但是，却不需要灌溉，是一种“旱小麦”，主要靠雨水灌溉，而非河水。从灌溉方式看，雅利安人的农业是雨水农业，而哈拉帕人的农业则是河水农业。因陀罗杀死弗栗多的故事，实质上是两种农业模式冲突的折射，两种文明冲突的折射。
中国的大禹治水与印度的因陀罗杀死弗栗多存在着高度相似。如果说因陀罗的对应着是大禹，那么弗栗多的对应着就是“共工”。共工是中国五帝时代的传说人物，属于蚩尤的九黎族，是中国水利工程的始祖。但此人又是个坏蛋，因为他制造了洪水。至于他是怎么制造的洪水，以及他为何要制造洪水，中国的水利工程师祖师爷为何却是个反面人物，文献却没有任何记载。
印度的情况恰恰可以填补这些文献缺失的遗憾，揭开疑团。共工制造洪水的手段可能也是修建拦河坝，而制造洪水的目的则也是灌溉两岸的土地以种植小麦。所谓的“大禹治水”，不过是破坏掉那些人工修建的拦河坝，让河水恢复天然的流畅状态，其工程量不会太大。所谓的大洪水，并非自然灾害，而是人为的，其规模也不可能太大。大禹治水所反映的历史真实也是两种农业模式的冲突，两种文明的冲突。
支撑这一新解释的证据来自两个方面。
先说第一方面。
考古学已经证实，小麦起源于西亚，大规模的种植是在古两河和古埃及地区。在这两地，小麦的种植都是需要河水灌溉，而灌溉的方式是“自灌溉”。无论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还是尼罗河，都会定期泛滥，河水自动溢出河床，浇灌两岸的土地。只是两河泛滥周期的稳定性不如尼罗河。在公元前2500年前，两地并无大规模的人工沟渠，主要依赖河水泛滥所造成的自灌溉。
印度哈拉帕和中国的小麦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古两河-埃及传入的。中国的传入时期是在“五帝时代”，也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大约在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4100年之间。而印度的传入也恰恰基本与中国同期。
印度和中国的河流与两河流域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埃及的尼罗河相比，泛滥规模很小，甚至很少泛滥、不泛滥，无法实现自灌溉。当小麦传入这两地时，他们就修建拦河坝，人为制造洪水，达到自灌溉的效果。实际上这是一种粗放的人工灌溉模式，但比开沟挖渠的方式节省人力物力。
再说第二方面的证据。
与小麦一起传入印度和中国的，不仅有小麦及其种植方式，还有源自古两河-埃及的，与种植小麦伴生的文化。无论印度的哈拉帕文化，还是中国共工所属的九黎族文化，都与古两河-埃及文明存在密切的联系和高度相似。
共工属于九黎人，其头领是大名鼎鼎的蚩尤。文献记载显示，九黎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有着本质不同，是邪恶的象征，所谓的“九黎乱德”。这个邪恶的九黎文化是在黄帝时期突然出现的，而华夏文化自是中国所固有。但是，九黎文化来自哪里，文献则没有记载。
然而如果拿有关九黎、蚩尤的文献记载与古两河-埃及文明的考古学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存在高度相似。譬如他们崇尚祭祀，崇拜公牛，是中国宗教的肇始；会制造青铜武器，是中国金属兵器的肇始；他们崇尚刑罚，是中国刑罚-法律的肇始；他们注重对水的利用，并有专门的治水“工程师”，是中国水利工程的肇始。所以，可以断定，九黎文化源自古两河-埃及文明，与小麦一起传入中国。
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与古两河-埃及文明的相似度更高，联系也更密切，甚至两者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所以，可以断定，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与中国的九黎文化是一对源自古两河-埃及的兄弟文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哈拉帕人和九黎人一定是直接从两河、埃及地区移民，而更可能是渐次影响、阶梯传播的结果。
以上论述的是中国和印度两个版本大禹治水的相似性，并用印度的情况来重新解读中国。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又存在根本的不同。
在印度版的大禹治水中，冲突的两方，无论早一些的哈拉帕文化，还是后来的雅利安文化，对于印度这片土地而言，都是外来的新文化，都缺乏更深的历史根基。印度的大禹治水只是新文化与更新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最后取胜的是更新的文化。
在中国的大禹治水中，冲突是在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展开。作为印度哈拉帕文化的兄弟文化，中国的九黎文化是一种新文化。而以黄帝所代表的华夏文化则是中国所固有的旧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在印度，哈拉帕人和雅利安人所种植的作物都是小麦，只是两者的种植方式不同，其冲突只是不同品种、不同种植方式的小麦文化的冲突。在中国，九黎文化种植的是小麦，而华夏文化种植的则是小米和大米，主要是小米，两者的冲突是小麦文化和小米文化的冲突。小麦为西传，小米、大米则为中国所固有。印度没有本土固有的作物，不是农业的起源地。
中国版大禹治水的发生时间比印度要早500年，后者更象前者的翻版。事实上，下面将会指出和证明印度后来的雅利安文化与中国古老的华夏文明有渊源，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明的子文明。
中印大禹治水的不同还表现在冲突模式上。
在印度，哈拉帕与雅利安文化的冲突非常短暂和简单，哈拉帕文化被迅速、彻底击溃，并最终消失。
在中国，九黎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冲突漫长而复杂，持续500年左右，并且可以识别出三次，也是三个方面的大冲突。最终，古老和固有的中国华夏文化战胜了新生外来的九黎文化。
最开始是黄帝蚩尤大战，这是直接的武力对抗，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其次是发生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颛顼宗教改革，即中国上古史中著名的“绝地天通”，废除源自古两河-埃及的祭祀宗教，用中国固有的易经思维，将其改造为一种“天帝教”，这是全球一神教的起源。第三次，也是最后的冲突即是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实质上是中西文明的冲突。源自古两河-埃及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的华夏文化发生冲突和对抗。最终结果是，中国文化战胜了西方文化。
事实上，“大禹治水”是公元前3500年之后，中国文明的典型存在模式，因为周期性地遭遇西方文化并与之对抗成为一种常态。在对抗中，中国文明最终战胜西方文明也成常态。
公元前1600年左右，随着商朝的兴起，西方文化再次传入中国，商朝的宗教虔诚度自夏以来最高，引入了作为一种祭祀手段的甲骨文，并且重视以煅烧甲骨为道具的“有神论”的占卜术。但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随着周朝的兴起，商朝的西方因素开始淡化和消失。对祭祀的重视程度下降，用作祭祀手段的甲骨文开始减少并最终消失，占卜手段也开始转向更注重中国固有的“无神论”的易经占筮。
公元前600年左右，直接形成于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法家专制文化传入中国，导致礼崩乐坏，各国都追求富国强兵和侵略征伐。法家专制文化在中国的鼎盛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然而14年后貌似强大的秦政府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崩溃。无论是楚项羽，还是汉刘邦，都是反法家的。项羽直接分封天下，在形式上回到了三代。而汉朝统一天下后，实行的黄老的“无为而治”，这实质上是回到更早的伏羲神农时代。至汉武帝时，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也好，儒家也罢，其思想内核都是中国文明所固有，都是反法家的，他们最终都取得可胜利。
东汉以来，直接产生自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在隋唐达至鼎盛。然而至唐晚期，自韩愈、李翱起便开始排斥佛老，重振儒学。到了宋朝朱熹时，儒家终于取得中西对抗的胜利，以理学的形式出现，佛教则被逐渐边缘化。
1840年以来，伴随着坚船利炮，直接形成于西欧的物质主义、权力主义、科学主义文化侵入中国，中国再次面临中西文化冲突。目前依然处于冲突之中。如果历史还起作用的话，结果一定还是那个结果。
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在西方文明传入和影响中国的同时，中国文明也传入和影响了西方。公元前3500年以来的全球文明史，实质就是中西文明的交流、冲突、影响史。推动历史前进的正是这种文明的交流。中西文明的冲突是中西共同面对的课题。
然而，面对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的最终结果就不如中国幸运。在中国的每一次中西文明冲突中，中国文明都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中国文明史是一部循环史：当遭遇西方文明的影响时，一开始会偏离自身的文明，但最终会又回归自身。而在西方的每一次文明冲突中，西方原有的文明最终会失败并消失，被一种融合了中国因素的新文明所替代。所以，西方文明史是一部不断“前进”的历史。所谓的前进，就是不断地融入中国文明的因素，不断地接近和靠拢古老的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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