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农村金融的新常态和农信社面临的新形势，结合自身优劣势，整合、发挥农信社的平台资源，创新金融产品和工具，不断发扬和巩固自身的本土化优势，找到一条适合农村中小银行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势在必行。未来，农村中小银行(主要是农商行、农信社)的转型应该根据营销的三层次展开——即满足现有需求;发现潜在需求并满足;创造新需求并满足，建设美国富国银行式的社区零售银行，将是大多数农村中小银行发展的战略选择。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笔者认为必须实现三个转变。
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平台资源的成功开发与利用，无论是淘宝还是腾讯都是先搭建了一个成功的平台——淘宝是商品流通平台，腾讯是社交平台。大众化的服务平台使其积累了大量用户资源，为其转型搭建金融中介平台奠定了基础。淘宝创建余额宝以来，其合作方天宏基金的规模曾以每月100亿元的速度扩张。腾讯微众银行将其掌握的社交信息转化为信用信息支持其信贷业务。互联网公司的金融化可以归纳为服务中介平台向金融中介平台的发展过程。
对于农村中小银行而言，在农村地区多年掌握的信用信息、客户资源和情感资源使其天生具有搭建平台的能力，需要拓宽平台建设的思路，从单纯的金融中介平台转变为综合服务平台，充分整合和利用自身积累的各类客户资源服务于农民的非金融需求。如针对农民购车、购房、建房、装修等其他消费需求，采取创新性的做法将农民的需求与银行自身商户资源对接，利系两端、情系两端，打通买房与卖方之间信息阻隔，打造服务的中介平台，让农民享受到银行的增值服务，同时通过推出买方和卖方的双向信贷产品，进而把农民、居民的其他需求转化为金融需求并满足，让农民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提高客户忠诚度。与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形成反向的发展路径，即通过金融中介平台向综合服务平台转变，将金融信息转化为商业信息，银行的职能随之拓展，并实现自身的平台化建设。
农产品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长期以来食品安全问题挑动着我们的神经，国人到外国去高价买米、油、奶粉等等，既让我们痛心，也提示我们农村市场有巨大的想象空间。转变传统的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经营方式，借鉴天使投资理念，利用资本市场的开放，投资农村产业化发展是实现农合机构转型的可操作性选项。
一是成为农村产业孵化器。农村中小银行的本土化优势使其无论定点扶贫还是投资龙头 企业都具有信息和情感优势，可以以“农村信用工程”为抓手和平台，探索建立农业投行部，以米、蛋、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为核心，充分利用自身、客户和大市场的“三级市场”模式，孵化农村产业。具体做法可以采取“订单+农户”“客户(资源客户)+农户”的方式，对信用评级高、诚信水平高、具有发展动力和前景的村、组、户，采取天使投资(信贷)的方式，明确农户的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其规范生产，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农户生产出的产品先由银行自身员工(包括其亲朋)队伍自然形成的“小市场”(一级市场)进行定向销售，银行对职工消费可以适度补贴，这样既实现了农户初期发展的销路问题也可以提高职工福利。当农户的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控制达到一定高度时，银行帮助农户进行生产升级和品牌建设，通过银行的牵线搭桥，将农户推荐到自身的客户群中，帮助农户能够共享银行的客户资源，对接银行客户资源形成的“客户市场”(二级市场)。当农户生产已经实现工业化并在原有客户群中建立了较好的品牌信誉后，帮助企业化的农户真正走向大市场(三级市场)，鼓励企业适时与资本市场对接，在创业板、中小板或新三板中实现上市，银行最终通过战略合作方式实现业务和客户资源升级。
二是成为农村财富管理者。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使农民有了快速积累财富的机会，鉴于农民财富状况的脆弱性(如单一的生产技能、主要生产资料的丧失、金融知识的缺乏等)，使农民财富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这实际也是金融平等的一种体现。由于农村中小银行与农民的天然联系，无论从商业还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而言，农村中小银行都需要成为农村财富的管理者，不断丰富自身的服务手段，从单一的存贷款机构过渡到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使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享受到平等的投资渠道，实现自身财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农民返贫。
基于此，农村中小银行必须按照农民可承担的风险水平开发出适合农民特点的理财产品和理财工具，产品和工具的设计需要强调其方便性、体验性，如按月付息的定期存款产品;有较高偿债保证的委托信贷产品;较低风险的银行间市场投资产品等等。农村财富管理者的角色定位，既可以找到稳定的资源池，又可以实现农村金融机构从传统的重资产经营模式向现代的轻资产经营模式的转变，即从“发起—持有”向“发起—分散”的转变，将有限的资产更多配置到小微、农户贷款等零售业务。
当今的公共治理已经发展成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其主要内容包括：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合作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等。通过与政府、村自治组织的治理合作，采取对农村、农户、农民的关怀行动和金融的乡村教育，促进农村诚信体系的建设，使农村金融治理重续解放前以梁漱溟、晏阳初等有识之士发起的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的自我管理，如通过金融公共教育，提高农民金融知识和意识;又如对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生活关怀;再如发动企业客户举行返乡农民工本土就业专场招聘，实施农民工就业关怀等等，将自身嵌入到公共治理网络中，与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在合作中体现自身的治理价值，从而取得较高的品牌认可度和情感依存度，与农户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贵州花溪农商行纪委书记、监事长邢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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