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起来,张艺谋至今已拍摄了十四部电影,除去第二部《代号“美洲豹"》,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来(《英雄》、《十面埋伏》虽非直接改编,但编剧李冯作为小说家,主笔了电影剧本。《千里走单骑》亦然。)环视小说原著作家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莫言、刘恒、苏童、陈源斌、余华、李晓、述平……他们用精巧的构思和妙笔生花的语言写就的文章,被张艺谋注目、欣赏,买断后经过一番提练加工,以声光电影的形式展现于银幕之上。 张艺谋依据众小说的故事和情节,站在诸作家的肩膀上,把手臂指向五湖四海外的大洋彼岸,持竿放线投饵,几次三番,屡有斩获,载得鱼虾满仓而归。他就像富甲一方的财主,搜罗延请了一批江湖上名动一时的能工巧匠,按个人的喜好与心思打造属于自己的庭院。庭院深深,雕梁画栋,曲廊门柱,角角落落都烙着华丽形式的烙印;一花一草都昭示着个人的情趣。庭院竣工之日,也就是工匠们辞退之时。 这些在江湖上游荡的能工巧匠,人人皆有拿手的绝活,砌墙、粉壁、凿木、搭架,各有所长。到了这位张姓财主这里,循主人之意,献上平生的技艺,随后银货两讫,收拾包裹细软走人。动工时虽有东家指手划脚的干预,但屋宇檐柱之上还是能显出自己的手艺的,且有不菲银子入帐,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能令人家称心,他时对人讲起,说不得又是一桩买卖。知道的人也会一天天多起来,不愁没有生意。 张艺谋电影可看作一座处立于西北之地气派恢宏的财主大院,经过财主的谋划和工匠的营建,大院的名气已威震西北,扬声全国乃至世界。论及院墙之高深,面积之广大,建筑之奇巧,物器之华美,屋舍之连绵,几乎可堪与故宫媲美。让远到而来之人在历尽千山万水几多繁华几多荒凉之后仍为之叫好。 把电影说成一座院落,原著作者便是终日沿街卖艺的能工巧匠。工匠们受雇于人,听凭主人的使唤,手底下的话计几无本人的意趣在。而作家们的作品,在张艺谋的改编之下,诸多思想、内涵、风格亦消失殆尽,不见踪迹。 张艺谋的前期电影尚能忠实于原著,改编于莫言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的电影《红高粱》,主题风格上都符合原作。这与张艺谋本人当时的境遇有关。因往日备受压抑而渴求表达的急切愿望,小说对人性自由无羁的张扬与彼时心意的相契,全借初执导筒的兴奋一股脑称渲泄出来。他顾不得思考,也不想思考太多,完全沉浸于热火朝天、五风十雨的高粱地里,纵情地体味其中的轰轰烈烈任情任性的生命。 第三部电影《菊豆》与紧随其后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分别改自于刘恒的《伏羲伏羲》和苏童的《妻妾成群》,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变动,空间却发生了位移。《菊豆》里人物活动的地方由农家田间挪到了小手业者的染布坊;《大红灯笼高高挂》则由江南小院移至西北大院。空间的转移使人物的刻划大打折扣,起码在原小说里刘恒借农田为杨天青与菊豆的结合一步步铺陈,细致描绘了杨天青的心理及菊豆被杨金山欺凌而终于难以忍受的背叛,而在电影里则表现不足,染布间里菊豆主动大胆多了,生生把杨天青勾引。《大红灯笼高高挂》把原小说里很重要的意象井搬到了上面,成了死人屋,这一下不打紧,苏童小说绵婉神秘的味道顿时踪影杳然。到了《秋菊打官司》,场景由苏皖之地迁至导演熟悉的大西北,进城打官司的花费则从卖猪改作了卖辣椒。 不可否认,越往后,张艺谋越成熟,对原作的取舍更轻便随意(这也与作品本身有关,像《红高梁》、《活着》这般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近年来中国并不多。)往往是某个情节的触动,就有了某个电影的形成。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原作《晚报新闻》本是侧重男女关系分析的小说,结果与影片的重叠处只有“安红"这个女人与一把要砍人的刀。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截取施祥生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的学校背景和着墨不多的电视台寻人事件,中间的人物变了,主题亦有变化。《天上有个太阳》主要描述小学王校长热心教育,关心学生,无私奉献的事迹,而电影里的魏敏芝进城寻找学生张慧科多半是出于被老师嘱托信认的盲目和天生的执拗。《我的父亲母亲》的原作《纪念》着重于父母二人相濡以沫以及母亲留下父亲的书本《古万个为什么》作为永久的怀念,电影则大书特书母亲田招娣年青时为爱痴迷的近乎疯狂的劲头。由此历观张艺谋镜头下的女主角,都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作风。打官司打到市里犹不服的秋菊,寻人不止的魏敏芝,风雪中苦等的招娣,性格相近一如“谋女郎"诸人的面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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