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促使人们离家旅行？ 著名旅游撰稿人Bruce Chatwin将这种游荡主义称为扎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习惯性的冲动“。现代社会的大规模流动也证明了当今时代的繁荣并没有使人类演变成安分的物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报告显示：2011年，有近10亿人旅过行，2亿人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之外。
无论是暂时还是永久，这种形式的大规模流动与网络、全球贸易以及社会政治发展一样，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与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息息相关，如城市化、环境破环、资源稀缺以及移民问题——移民是没有返程票的旅行。
《圣经》中的人类旅行源自一次驱逐。那些上帝选择驱逐的人们同时也被指责"漫游“——不仅仅是漫游，同时也疑惑：为什么我们被流放？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和家乡之间的分离可能结束吗？冰岛史诗《基亚美修》和《奥德赛》都与旅途中的生活相关。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角色对旅行的看法与现代人类并不相同。古时关于旅行的文学作品并不认为旅行的作用在于休闲和自我提升，而赋予旅行神秘的意义。而现在，人们更偏向于根据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来定义旅行。不过文学作品仍将旅行描绘得十分宏伟，也仍然有很多人的旅行如史诗般危险而宏大。
对于幸运的人来说，旅行是习惯性的、以娱乐或个人发展为目的的活动。我们将旅行从寓言般的宏伟中剥离，变成日常事务——正在处于”行动“状态的日常事务。旅行的动因不再是为了甲骨文、为了朝圣、为了上帝，它已经变成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是现在这里就好。
圣奥古斯汀相信：“上帝为他自己创造了人，因此人类的心将永远躁动不安，直到它驻入上帝的心中。”我们总将躁动不安视为弊病，因此焦急地追溯它的词源——“持续的躁动、对行动的渴望”——来说明我们对自身及自身环境之外的好奇心。但迷失方向并不是诅咒——对于我们身处何方、吃何种食物、使用何种语言本来就会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焦虑本身就是人们寻找生命多种可能性的钥匙。
旅行的范畴十分广泛：它是致命的远征，也是奢华的邮轮之旅；它没有内在的道德特征，也没有必要结果；它可以珍贵，也可以一文不值；可以生产，也可以破坏；可以使人崇高，也可以自我满足。旅行的回报可以仅仅是在过程中我们给予自己的。那什么将意义深远、硕果累累的旅行与旅游区分开？ 什么将旅行由自私的逃走主义转化成寻觅？
George Steiner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类应学会作客。”我们通常关注这种“好客”的道德要求以及做一位慷慨宽容的主人的责任。然而，在旅途中时，我们开始寻求“好客”。这当中既体现了我们的脆弱，又要求具备一定的力量。正如同做一位好主人，做一位好客人需要确认自己的前提条件：你在哪里？你是谁？ 这表明我们趋向于将旅行浪漫化，成为一种孤独的追逐。实际上，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应运而生。
旅行是对意义的寻觅——不仅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在别人的生命中。真正的旅行所需要的谦卑正是它的相反极端——旅游所缺少的。
现代的旅游并不保证转变，而仅仅是离开、归来，没有任何变化或挑战。也许仅仅因为过程十分短暂，游客十分享受；而关于旅游的回忆，总是会比它本身来的更好。旅行是意料之外的、得以改变人生方向的，而旅游是安全的、受控制的、事先决定的。我们休假不是为了发掘一个新世界，而只是为了从当下平淡的生活中获得一丝喘息。
尽管扭曲并自我，旅游中仍然有朝圣的痕迹。朝圣者们在旅行中寻找碑文、坟墓，去废墟、空荡的教堂、占地、纪念碑等处。他们的媚俗建立在被清洗的历史以及胸有成竹的保证上——保证所有过去的故事终将得到救赎，即使仅仅是游客错误的到访救赎了它们。没有追寻、没有挑战，因为情感上的旅程已经被提前设计好——这世界小得可怕。
我们的星球没有变化，但我们过分膨胀的自我却使它剧烈地缩小。我们自以为了解我们的邻里、城市、国家，可实际上我们对其他的个体了解甚少：不知道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栖息地当成家。
当指向不同的文化时，这种缺乏了解显得尤为明显。媒体对我们狂轰乱炸，发送大量远方的图片，使我们认为远方的人们看上去不那么陌生，并不是与我们毫无关联，不那么有威胁。不过这很明显是幻象。我们梦想的旅行应该经得起不确定与不舒适。尽管旅行不是极限运动、不必然带来痛苦和精疲力竭，我们仍需要允许自己显得笨拙、不专业甚至有点孤单。对于旅行，也许我们永远都不能与祖先持有相同的看法：世界是开放的、关联的、世俗的、不神秘的，但我们将需要对旅行这项英雄事迹进行追溯：它是对交流和最终自我认知的追寻。
我们的漫游以回归自我为目的。这多么矛盾：我们出发去冒险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我们旅行去超越自己的极限。旅行是我们的躁动不安寻找表达的出口，我们必须重新相信，旅行是一种寻觅。
Ilan Stavans是Amherst College的文学教授。Joshua Ellison是文学期刊Habitus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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