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五月，我父亲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家医院住院，为第五次心脏搭桥手术做康复治疗，但是，医生检查了他的心脏，让他做第六次手术。老爸脸色苍白，我生平第一次见他这么消瘦。护士借给他的毛绒玩具熊歪放在他的腿上，他们告诉他，每次起身或坐下时都要抱着这只小熊，以免胸部伤口撕裂。我进屋时夸了小熊一句，他瞅了我一眼，下巴拉得老长，闭眼时眼珠一轮。他在各个场合都是这种神情，但总是表达同样含义：鬼才信！
我们家人（老爸和我至少各有一次）与滨江卫理医院小有渊源。我12岁参加少年棒球比赛时，曾被十万火急地送往滨江医院。当时，我的右小腿两根胫骨骨折，当哨音响起的时候，我坐在球场上向下看，发现脚尖与正常方向呈180度，这一眼让我在50码线的位置上陷入轻度休克，躺倒在地，仰观天边流云。
我似乎记得，或可以推断出，老爸不紧不慢地从球场边线走过来，在紧急关头表现得临危不乱、异乎常人。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处置我的脚时，他无疑有些惊慌——也有一点儿遗憾，可能是因为他是职业体育记者，20多岁时曾是杰出的全能运动员，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棒球教练，他铁定知道我再也无法上场了。
在滨江医院，医生把我的骨头接错了。两周后拍的X光显示，如果不能断骨再接的话，我以后走路都会一瘸一拐。伤愈两年后，我在哥伦布市西北部的二楼卧室内，听到一楼走廊传来微弱的“哎呀”声。当时家中只有我和老爸，我害怕极了，连跑带跳地下了楼，拐弯时，差点被他的头绊倒。老爸仰面躺在地上，人事不知，一半身子倒在大厅，腿脚伸向浴室。到处都是血，不过，尽管我摸遍了他的头，却找不到伤口。我把他扶上沙发，打电话叫医生。医生做了检查，说他的血压“高的吓人”。因此，他们把他搬到担架上，送往滨江医院。
后来得知他只是在小便时晕倒了。医生告诉我们，40多岁的男人会碰上这种事（他当时45岁）。晕倒时，他的鼻子碰到了水槽，血顿时涌了出来。这件事把他吓得够呛，迫使他再一次尝试戒烟 ——出了事才想起戒烟，反正戒烟失败是家常便饭，再多一次又何妨！
老爸嗜烟如命。想他念他的时候，总觉得一股烟草气息如幽灵般钻入我的鼻孔。有时候想不起他的人，却能忆起被烟熏黄的左手食指和中指，吸气时红棕色胡须的撩动，还有他撮起嘴唇，收紧两颊，让烟雾从鼻孔袅袅升起，他强调上述动作要一气呵成。
他们说，老爸这种人“不知道照顾自己”，很多杰出的体育记者都这样。就我所知，他顶多只有一两项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习惯，其中包括嗜睡和爱笑这两样。他不光烟抽得很凶，也很能喝酒，啤酒论扎喝，冰箱上的威士忌常换常新，尽管会喝醉——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只是闷头大睡而已。他吃的也不健康，超重，有时候非常胖。不过，奇妙的是，尽管完全不锻炼，这辈子却像长跑运动员一样，小腿纤细而健壮。他是那种长不胖的人，当身体终于开始吃不消的时候，我猜连他自己都有些震惊：这幅身板一直兢兢业业服务了这么多年。如果你的母亲或者父亲有些终生不改的生活恶习，你一定明白他们的小孩在学校里要忍受非比寻常的煎熬，老师们会将那些不注意身体的恶果一一道来，对小孩简直是一种虐待，快把人吓死了。我还记得自己大概五六岁的光景，会在周日早上偷偷进入父母的房间，我爸习惯睡到很晚，而我就站在床边，长时间地盯着被单下的他，确认他还在呼吸。有几次，或者说很多次，我梦到他死了，然后急急冲到他们的房间，以为梦境是真的。
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尽可能集中精力，迷信地认为，只要我这样做，某种尘封多年的玄术会起作用，我就能感知到父亲去世的年龄：当时我眼前出现的两个数字是6和3。那似乎还是很遥远的未来呢，说来也怪，这种做法让人感到一丝安慰，直到他去世那天，比神奇的数字少了8年。
我们都恳求老爸，当然是要他待自己更好一些，但总是战战兢兢地说上几句，因为这个话题曾经惹恼他，并且，若是劝阻过甚，他会暴跳如雷。大多时候我们甚至还没进入主题，他早已心知肚明，故意开个玩笑转移话题：要是在出门上班前，某位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的潜在患者掐灭六英寸薄荷香烟的烟屁股，刀叉并用，叮叮当当地吃完一份要命的炒饭（他曾称之为“丰盛的美食”），对你眨眨眼睛，操着爱尔兰腔说“心脏棒棒的”，你们就不会草木皆兵了。
我们依然会要求他减肥、外出散步、吃沙拉。我要求他，哥哥姐姐们要求他，而母亲几乎是在乞求他，直到他们离婚。
他的父亲很年轻就去世了，是心脏病。而他的母亲死于肺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可这根本没用。他相信宿命，保持着自己的习惯，无论它多么要人命，即使他改变了习惯，我们也无权过问。
什么劝告都无济于事，为了工作，他每年都有几个月都在外出差。除了最有强制性的要求之外，任何健身计划都形同虚设，或者说，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最终截稿日期和精神压力而展开的。我儿时最鲜活的记忆是在主场比赛后的夜晚，可以跟父亲一起坐在媒体席上。
如果我方输了，他多少有些丧气。作为一名运动员，我也令他失望。对我而言，真正的快乐来自赛后；跟老爸进入衣帽间，他尽职尽责地采访，我则站在他身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巨人们赤裸着身体在眼前招摇而过；重新回到座位后，他翻开笔记本，在长条蓝格的页面上速记。体育场清场时，我从看台上向下俯视，惊讶于刚刚还人声鼎沸、拥挤不堪的地方瞬间空空荡荡，四周一片沉寂，广阔而肃穆。
我能重新找到那几晚的感觉，那些快乐。父亲和我很少交流，问他事情，他不听我讲，或者过了20秒才回答时（这是我们家里人私下的笑料），我已经忘了问过什么，他突然回过神来，说：“嗯，没有”或，“好啊，儿子”。但对我来说，这种距离莫名其妙地拉近了亲切感。我没去过动物园旅游，也没得到垂爱或照顾。我参与了他的秘密工作，是其中一份子，亲密无间，比被别人看着、听着感觉更好。
发生了一件违背常理的事，让我父亲这位30年的慢跑爱好者差点儿丧了命。当时，他正处于第二次疝气手术（考虑到身体的总体状况，他不应该在刚刚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之后，这么快就做疝气手术）的恢复阶段，腿上的一块血栓扩散，进入了肺部。他们奋不顾身地抢救了他12小时。有人告诉我，外科医生哭了。
他做手术时我正在出差，手术按计划进行。那晚我在路上打电话给他，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几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只是语无伦次、喃喃自语。记得我坐在田纳西州东部一间经济型饭店的厨房里，手拿电话，对着话筒大声喊“我爱你”，不知道他是否听到。最后，我听到护士拿过电话，挂断了。我永远不会知道，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会否成为我们父子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我们没有疏远，事实上，我们交谈的次数可能远比大多数父子更多。由于我的存在，他始终要努力工作。这是惩罚，因为他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因为他想做我的朋友，而非父亲，不管我是多么需要后者；因为他无法影响周围的世界，甚至连家人也无法理解他，只是将他推入充满敌意的沉默中。
面对他人的失望或不满等尴尬处境时，他的脾气最糟。首先他要当它不存在，继续开心地活着，如果做不到，他便默不作声。我想让他赢下这场比赛，以儿子的身份告诉他，以及其他每个人，这老头一切正常，他身边的天使远比魔鬼多。他曾努力工作供养我们，现在我们应该照顾他，而不是责骂。
但我发现这不太可能，部分原因是我强烈地感受到那句老话所说的，“如果你爱我们，你会想活下去”（这话的道德逻辑过于完美，在地球上行不通），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太想为他做些什么。与我母亲离婚时他只有49岁，他搬出去后，立刻开始“破罐子破摔”，甚至连他身上的气味都变了，总是一股混合着烟草、汗水和男性护理液的味道，有点儿令人感到舒适和健康。但是，他在公寓住得越久，空气就越污浊，当我拥抱他的时候，嗅到那种气味，简直受不了。明摆着的事实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健康和习性越来越糟糕，问题也越来越大，最终迫使我不得不完全远离那间屋子。看着他一个人坐那儿，旁边放着一盒烟和冰淇淋，还有一台电视机，却像以前一样喜欢逗我开心，我不可能精心设计面部表情，把不快的情绪掩饰起来。它已经变成了黑色幽默。这位非凡的人停止搏斗，选择孤独，但为时太早了。他太疲惫了，打消了永远不“让小字辈在我这辈子做的事上挑出错”的念头。跟孩子们相处时，他在他们脸上看到复杂的痛苦表情，虽然他一般无动于衷，但聪明如他，不可能察觉不到。我爱他。我也毫不怀疑，只需一件小事就能把他对我们的爱激发出来，只要能让我们幸福，他会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对他说，以前的他是怎样的，甚至告诉他，他已变得让我无法忍受。我想说，我们的友谊不再了，都是我的错。我要告诉他，虽然他故意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但我知道，他从未忽视过我们，从未伤害过我们，或者说，他从未有过此类想法。那天晚上，当护士挂断他病房里的电话时，我听到了电话的拨号音。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永远地中断了。我总认为，愚蠢地认为，它会一直继续下去，为了大家好，有些话暂时不要说。
一天深夜，我呆在每次跟他在一起时住的那间屋子，坐在他的书桌前，那曾是祖父的书桌。抽屉里放着他所说的“戒烟日记”，一些特别的笔记本，与其他本子分开放着，里面是老爸潦草而杂乱的速写字迹。每次尝试戒烟时，他都会打开一本新笔记本做个记录。父亲在世时，我看过一两次。根据遗嘱条款，现在，它们都属于我，连同他所有的“创作”。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戒烟日记”是老爸的自我批判录，充斥着各种灰暗的思维轨迹，他努力寻找和控制自己的意志力。他多么想有所改变，比我们任何人的愿望都更加强烈（靠床的桌子上放着一张记事卡，那是他去参加戒烟支持小组时写下的：“戒烟理由：1.吸烟令我的孩子们担心。”）。我翻看了其中一本笔记。他写道，每天早晨咳嗽不止，一想到薄墙难以隔音，邻居会听到咳嗽声，便会感到尴尬万分。继续一页页翻看，其中一段话映入我的眼帘。读到它，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看这些日记了。“即使明天不再醒来，”他写道，“我知道，我的爱依然永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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