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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真相是，柏林墙让每一方都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1961 年8 月 13 日，罗伯特·H·洛赫纳（Robert H. Lochner）开车前往柏林东区。洛赫纳是柏林美占区一家电台的编导，他常常使用隐藏式录音机记录因决定修筑柏林墙而被突然被困在东区的家庭的故事。每周都有几千人逃离，威胁到了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持续性。洛赫纳看到一位老妇人怯生生地走向一名乘警，询问下一趟通往西柏林的列车什么时候开车。他永远记得警官那轻蔑的回答：“一切都结束了，你们现在成了瓮中之鳖了。”
他们确实被困住了。莫斯科占领区无法创造出经济繁荣，他们只能依靠贷款保持经济正常运行。但是他们有一项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那就是不断加固与西柏林之间的死亡边界。甚至连魏玛共和国繁华中心的波茨坦广场也变成了人迹罕至的雷区。直到 1989 年 5 月匈牙利政府开放其与奥地利的边境，整座伤痕累累的大厦才彻底崩塌，两个德国合二为一，举世震惊。
但是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能更早一些解散吗？是肯尼迪总统缺乏推倒柏林墙的勇气吗？是他无意间促成了苏维埃帝国吗？
这些是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主席兼总执事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erick Kempe）在《柏林 1961》（Berlin 1961）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肯普曾经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德国分社社长，他进行了大量研究，参考了美国、德国、苏联诸多文献，并采访了无数经历过柏林危机的亲历者。他对导致 1961 年 8 月的政策和事件的重构引人入胜，但他从中得出的修正主义结论却不太有说服力。
肯尼迪自己也承认，他总统任期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他搞得一团糟。猪湾事件的失利让赫鲁晓夫相信，肯尼迪是一个他可以肆意恫吓的毛头小伙。危机重重的 1961 年 6 月，两人在维也纳碰面，赫鲁晓夫气势汹汹地试图维持柏林的对峙，而肯尼迪也企图插手，但表现软弱，这似乎印证了脾气暴躁的苏联总统关于可以轻易征服他的美国对手的想法。事后心有余悸的肯尼迪私下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说：“他猛烈地抨击了我。”
不管怎样，肯尼迪成功向赫鲁晓夫表达说，他的主要兴趣是保留美军通道、保护西柏林。根据肯普所述，事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司法部长肯尼迪私下和克格勃特工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Georgi Bolshakov）建立了联系，并告诉他肯尼迪和肯尼迪的兄弟很“同情”苏联对德国复仇主义分子的“恐惧”。柏林墙建成后，肯尼迪一直保持沉默，但他告诉他的同僚说：“虽然这不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但一道墙总比战争要好得多。”
肯普指责肯尼迪没有采取更多措施，而是帮助起草了建造柏林墙的剧本。肯普说，“肯尼迪的行动纵容了东德领导人阻止难民流出，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这个国家 28 年后的灾难”。他补充说：“肯尼迪政府没有把重心放在将共产主义逐出欧洲上。”肯普直接暗示了本来应该采取的措施。他谴责肯尼迪既没有选择破坏封锁边境、也没有采取制裁措施来惩罚他的共产主义对手。在肯普看来，赫鲁晓夫在柏林的成功,让他更加大胆地于1962 年 10 月在古巴安置了核导弹。肯普断定，肯尼迪在古巴问题上压倒了苏联，而他 1963 年访问西柏林的大获全胜则代表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一个“新肯尼迪”终于在那时浮出水面。
但是 1961 年肯尼迪真的搞砸了吗？肯尼迪并没有向共产党低头，而只是奉行了美国的一贯政策。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德国、英国和美国共同策划将德国划分为四块占领区。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 1945 年 4 月愿意加快战斗的步伐，他应该可以比红军率先抵达柏林。但是他不愿意为了政治目标牺牲美国士兵。因此斯大林解放了柏林，付出了无数生命作为代价。
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曾经真正对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构成过威胁。1953 年东德和 1956 年匈牙利起义爆发时艾森豪威尔没有做到；1968 年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时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没有做到；1981 年波兰宣布戒严令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没有做到。在欧洲，“我的地盘我做主”（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这一古老法则一直盛行。
事情的真相是，柏林墙让每一方都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来自莱茵兰，他憎恶普鲁士，并希望德国牢牢保持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欧盟的地位。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也拥有了自己的一隅共产主义国家。而对美国来说，柏林墙的存在也消除了柏林爆发核战争的威胁。
直到 1970 年，事情才开始发生真正的改变，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推出了一系列缓和与东德关系的措施，并表达了对纳粹罪行的忏悔。1989 年更年轻的一代领导入主克里姆林宫。跟苏联问题专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1947 年的预测大致相同，遏制政策导致了“事态逐渐缓和”以及共产主义体制的和平演变。如果 1961 年对莫斯科采取对抗策略，则可能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
翻译 熊猫译社 曾丹
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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