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3 04:00 | 豆瓣：Chemin
从女性的角度谈论《毒木圣经》似乎无可避免地有一点激进或者说片面化的解读倾向。女权主义者的污名并不新鲜，一旦要为女性张目，也很难摆脱种种质疑。当《毒木圣经》出版后，如潮的反馈涌向了作者金索沃，来自读者的感慨有两种对立的态度可能最为明显：一种是深刻的同感，这些感触来自女性，她们告诉金索沃，我的前半辈子正是困在了一个像拿单·普莱斯这样的父亲/丈夫的生活里；另外一种则是也许被触到了痛脚的读者的种种委屈或者愤慨，不可能有拿单普·莱斯这样一个基督徒，作者的刻画未免太平面了。对此，当在bbc读书俱乐部中谈论《毒木圣经》，主持人问金索沃，是否在小说草稿中也为拿单·普莱斯留下了独白段落，以更丰富地表现出拿单·普莱斯的性格时，金索沃斩钉截铁地回答是：不，我为了纯熟地表现出五个女性不同的声音做了大量的练习和思考，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不是拿单·普莱斯的故事，我没有想过要写出他的独白。
《毒木圣经》故事的源起却正是牧师拿单·普莱斯，他在1959年接受了前往非洲传教的任务，由此，普莱斯一家中断了平稳、熟悉的美国生活，前往刚果丛林里的基兰加村，一家人在十足的他乡经历了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同时也因为国际政治的风云突变，他们在那个边缘世界的生活也受到波及，每个人的人生由此彻底转向。特别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完全是从普莱斯家庭中五个女性的视角讲述的，这五个女性分别是母亲/妻子奥利安娜和四个个性鲜明的女儿。奥利安娜的讲述是回顾性的，在一切变故发生的多年后，在佐治亚州的桑德林岛，她用悲哀、痛悔、甚至带着辩解的语言回顾自己的过去，试图通过揭开自己的伤疤以得到不可能的救赎和谅解；而女儿们的故事是“现在进行时”的，当她们被父母带到之前一无所知的刚果时，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5岁，当她们讲述自己在刚果的生活和际遇时，每个女儿都展示了自己的聪慧、自己的声音，随着刚果生活的逐渐铺展，她们也相应成长成熟和变化。她们不得不依附于家庭，又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应对刚果生活加诸身上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来自父亲的选择，来自这个对她们来说完全异域的环境，也来自刚果那段动荡的历史。
实际上，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们，她们的生活跟刚果的政治风云完全没有交集，然而，就在她们生活在基兰加的时候，刚果从比利时独立，第一次选举了自己的总理卢蒙巴，而这种过渡尚不足半年，在美国总统的授意下，CIA组织杀害了卢蒙巴，以维护美国在刚果的矿藏财富——刚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军事独裁、长期的混乱和民生不幸。在多年以后，奥利安娜才在自己的独白中说道：“十五年之后，我在亚特兰大，坐于收音机旁，听丘奇参议员及其特别委员会针对刚果召开的听证会。我的指甲紧抠着掌心，直到抠破皮肉。我当时究竟身在何方？难道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吗？八月的那场政变，我敢肯定我们一无所知。从卢蒙巴遭囚、逃跑，到重新被捕被杀害的五个月里，我又记得——什么呢？干旱天气里烧水做饭的种种艰辛；教堂里发生的一场屈辱事件；村里日益严重的纷争……每一天我都过得提心吊胆，我与那些以月或年为单位发生的事件完全脱离了联系。历史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的脑中，直到现在，领悟才悄然而至。如今我知道，无论你有何种负担，想让自己与那些强人的命运保持距离，都是妄想。”
是的，也许，她们只是被刚果政治风云这场漩涡远远波及到的小小浪花，当时的她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让她们颠沛流离的生活图景的全貌，她们被动地适应着生活加在她们身上的选择，也试图在自己的生活中抗争、努力生存。真相的多元面向意味着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有无可避免的死角，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生活中，这种多元往往带来矛盾、冲突，也引人沉思、反省，结局也具有各种可能：或者和解，或者是不可弥合的伤痛和无法逃脱的黑暗。当金索沃决定只用女性角色的声音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金索沃要讲述的是，她们作为女儿、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让她们在生活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家庭政治从来就不仅仅关乎家庭内部，女性在学习中、在日常家务以及女性的各种事务中，她们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活力，并且有自己的思想，她们与生活角力，努力寻觅各自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她们也是政治的观察者，是故事的叙述者。
尽管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甚至经历了大大小小近乎相同的事件，金索沃还是运用高超的技艺和圆熟的文笔，让这五种声音那么不同、那么鲜活，无论她们有怎样共同的遭遇，每个人口中讲述的经历和感受依旧可以如此不同，每个人都依然有自己的见解。也许可以说，金索沃使用最为直白的方式来阐释了巴赫金的“复调”理念，每个讲故事的人都发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读者也跟随着每个人的叙事，深深地体察这些女性的情绪，同情她们的不幸。当我们在奥利安娜、蕾切尔、利娅、埃达和露丝·梅的声音里读到她们的不甘、困惑、质疑和痛苦时，我们会那么真实地体会到女性，无论是妻子还是女儿，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男性权力的伤害，以及她们试图摆脱这阴影的渴望。也因此，这部小说能容易就能让读者辨认出“后殖民”的标签，在这片被外来势力的阴影所覆盖的土地上，苦难和罪恶的源头是那么容易确认，这些被命运推向陌生大地的女孩们，和这片深受历史压迫、遭受种种剥削的土地一样，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的受害者。家庭故事和悲剧当然肇事于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每个人都有想要维护的骄傲、尊严，加上种种不可测的偶然和意外，然而让命运偏偏选择这条道路的力量，还隐隐来自不可抗力的外部世界，来自我们以为和日常生活很遥远的政治和社会逻辑。
更特别的是，金索沃用女孩们的人生为这种冲突提供了种种可能的解答。正如利娅所说：“我们最后全都舍弃了自己的灵与肉，以各种方式把它们留在了非洲。甚至埃达也是，她成了热带流行病学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专家。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心埋进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尘土里。我们都是这儿的共谋者。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而非仅仅是我们家。所以，你现在该怎么做呢？你要找到自己那条路，把心挖出来，将它抖落干净，再次把它举到光亮处看一看。”当女孩们遭遇困难、经受痛苦并且努力构建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们也通过与非洲建立联系做出了各自的回答。历史从来都是鲜活的，历史的发生同我们的过去一样，甚至在我们自己都还未曾领会缘由的时候，就已经驱使着每个人做出反应和行动。
同样还在那个节目里，当谈到无论是作为殖民历史的受益人，还是受害者，应当如何处理那段历史与我们的关系时，有读者问金索沃：“书里的角色，您有最喜爱的或者说最赞同的一个人吗？利娅是否是那个人？”金索沃的回答是，这是一部小说，小说能提供的声音远远不止于作者是否认同的其中的某个角色。作者要讲述的故事当然有作者的意图，但是，当作者把这些人物写出来的时候，作者是在邀请读者做出评判，做出自己的选择。
长大的埃达似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所有的人类颂歌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一首而已。‘我的生活：我从历史中偷取了什么，我又如何与之共处。’”无论四个女儿的命运因为父亲拿单的选择而产生了怎样的曲折，当我们在那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尘埃落地之后，再次回望，还会看到，每个人的人生都依然是各自对历史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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