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一段辉煌的历史。对一座奠基于梦想和沼泽之上的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研究，巧妙地将高雅文化与恶毒腐败浓缩一体。——《观察者》
1703 年，在彼得大帝纯粹的意志之下，圣彼得堡建成了，其炫目却混乱不堪的名声很快被早期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塑造出来。这座城市拥有一系列不同化身——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再回到圣彼得堡——是个恒常充满矛盾的地方。它是通往欧洲与启蒙思想的窗子，但众多俄国的荣耀都在这里开创：它的文学、音乐、舞蹈，以及某一时段的政治愿景。它孕育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帕夫洛娃和努里耶夫等艺术天才。然而，在光彩夺目的宫殿、童话般的舞会和迷人的花园外，数千人的鲜血曾泼洒在城中积雪的街道上。它是战争和革命的温床，是被围困和挨饿的地方，是统治者渴望权力的暴行的熔炉。
作者乔纳森·迈尔斯的描述从 1698 年开始，追随彼得大帝的脚步探寻城市的建立。他将圣彼得堡的历史划分为三幕剧，以此讲述圣彼得堡从沙皇专制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重现这座荒谬却又灿烂的城市长达三百年的戏剧场面。
乔纳森·迈尔斯（Jonathan Miles），文化历史学家、作家、演说家。从小成长于美国、加拿大与英国，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后转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博士学位。他的作品语言简洁流畅，节奏鲜明，考据细致。早年曾对英国艺术家埃里克·吉尔（Eric Gill）和戴维·琼斯（David Jones）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写作。近年作品有《美杜莎：船难、丑闻与杰作》（Medusa: The Shipwreck, the Scandal and the Masterpiece）、《奥图·凯兹的九条命：一个苏联间谍的多条命》（The Nine Lives of Otto Katz：The Many Lives of a Soviet Spy）等。
吴莉苇，自由撰稿人、译者。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天理与上帝：诠释学视角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等。主要译作包括：《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合译）等。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2017（节选）
本书以沐着后共产主义的十年里的诡异晨光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次散步开篇。对圣彼得堡来说，情况将变得更艰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这个社群的某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而言，情况总是艰苦的。农民、沙皇、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同志、一个不起眼的做着他或她的生意的人——他们都曾为了这座城市的愿景和一份体面的生活而挣扎。
2015 年 10 月 31 日，恐怖分子的一枚炸弹落在一架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飞往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途中的俄罗斯喷气式客机上，导致 224 人死亡。 17 个月之后的 2017 年 4 月 3 日，又一枚恐怖分子的炸弹在彼得堡地铁上导致游客死伤。两出悲剧都伤害了这座城市，并震惊了世界。
彼得的梦想都城宏伟但脆弱，一如它被建造之时。工人们整个夏季都在复原冬季里造成的毁坏。这座城市是差异性的爆发物，它变成了经久不息的噩梦。它在 300 年的历史中所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总和，在天平上重重地压过它的种种欢愉与胜利。不过，通过圣彼得堡这出剧目，一块强大的土地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座城市的活力始于它的无根基。如同纽约，圣彼得堡是陌生人的构造物，他们带来各种传统的混合及创造一个崭新且独特之文化身份的能力。的确更像纽约而非巴西利亚（Brasilia）——另一座自觉建造的位于偏僻之处的、没人愿意居住的首都——圣彼得堡在最短的时间里锻造出世界上最具艺术丰富性与政治不稳定性的城市之一的复杂性格。但是，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国家里，怎可能有任何城市繁荣呢？
圣彼得堡生产了大量怪物和怪异的想法。这座城市看起来令人头晕眼花，“另类”到足以促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让《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故事在这个北方都城开篇。沃尔顿船长（Captain Walton）航行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及其更远处，在“未开发区域”进行“ 1000 项天体观测”，这场航行的起点就是圣彼得堡。沃尔顿在探险中遇到正追踪那个可怕怪物的弗兰肯斯坦。圣彼得堡的许诺是神秘的、不安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它是“这个星球上所有城市里有着最奇异历史的最奇异的城市”。
圣彼得堡是莫斯科的解药——“真正的俄国人”，卡萨诺瓦评论道，“对圣彼得堡来说是个陌生人”。一位 19 世纪初期的法国人认为，它“不是俄国人的城市”，而是“领俄国薪水的外国艺术家的城市”。共产主义时代来访的一位美国人再次提出对该都城的那种印象。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来到列宁格勒，对于在一种“令人阴郁的潮湿北方气候”下安置“淡雅纤细的南方式黄色建筑物”的想象力感到愉悦。她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是由“与莫斯科或基辅没有关联的人”建造的。然而彼得的城市里曾创造出这么多俄国的荣耀——它的文学、它的音乐、它的舞蹈——甚至，还有它在 1820 年代到 1918 年间的政治幻想。生与死之间的斗争上演了三个世纪，而悲惨的天气总少不了它的角色。
看下涅瓦河三角洲的地图，便觉有些像喉部。河口是暴露在冷风中的大张的下颚。脆弱的居民——一如围城的牺牲者们——是天气的人质。陀思妥耶夫斯基颤抖着忍受“一个可怕的夜晚，一个 11 月的夜晚，潮湿多雾，雨雪交加，满是疟疾、黏膜炎、感冒、扁桃体炎以及各种类型各式各样的发烧，总之……一个圣彼得堡的 11 月”。他写道，有一个地带如此潮湿，以致掘墓人没法埋下一具干的尸体。不过，当你跳下一辆来自寒冷的、让人有压迫感的、衣着考究的莫斯科的火车，尽管一阵苦涩的雨夹雪让你倍觉受伤，但还是能感受到一阵暖意。你在更放松的充满学生气的氛围中移动。大城市忙碌的人们仍旧身不由己地动着，且脸色阴沉——他们不得不为自身的困境而奋斗——但那里有一种在世故又急躁的莫斯科所无法领会的相对悠闲。
圣彼得堡过去是个没人要的新贵。莫斯科变成一个无礼的篡位者。在今天的彼得堡餐馆，人们看上去有着不拘礼节的松弛感。在莫斯科，我绕着一家餐馆的拐角走，径直撞上一支小型私人部队全副武装的战斗组。他们像某个香蕉共和国的雇佣军，懒洋洋地靠在吉普车和黑色玻璃的大型防弹轿车上，而其他人揣着既有个头也有火力的武器在巡逻。我很高兴没有预约这家餐馆，万一有个敌对团伙来赴约呢。对一些需要保护的人来讲，这套做派是个古怪的选择。不过假如被身着阿玛尼西装的助手和大秀事业线的女人所拱卫的老板选择坐靠窗的位置，那么这次出行肯定是为了虚张声势。老板狼吞虎咽地啃咬着，仿佛还没完全从一文不名的乡下出身中脱胎换骨。我瞥了一眼他面前堆叠如山的海鲜，确信其中包括我从没见过的种类。我想要逗留片刻探查一番，但因为一个两米高的护卫向我靠近，我决定朝着克里姆林宫方向加快脚步。巨大的百货商店古姆商场（Gum）——像伦敦哈罗德商场（Harrods）般灯火通明——对着红场那一头的列宁墓大呼小叫。最近改换新颜的圣巴西尔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看上去焕然一新，会令拉斯维加斯所有亮得过头的仿制品黯然失色。“我们想要过什么？”一位 1991 年在红场上这个位置接受采访的建筑工人若有所思。“温和的社会主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我们得到了什么？……嗜血的资本主义。猎场。决战。” 25 年过去了，我知道圣彼得堡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暴力之后至少有所安顿，开始尝试寻找一种若称不上“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但至少更平稳、更适宜的生活模式—只要在现实中这种生活模式是可能的。
圣彼得堡并非一座拉斯特雷利的华饰和罗西的曲线都完好无缺的无暇博物馆。每年有 10 到 15 座历史建筑——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区的 15000 座 1914 年前的建筑物——败给开发商或崩塌。与威尼斯相仿，荒废交织在这座城市存在体的每根纤维中。它的生命被切断也被毁坏。此城就像一个有明星相的年轻女演员—野心、名望和丑闻的牺牲品——一次又一次开始复原并一次次重获新生地露脸。伊丽莎白微光闪烁的一众宫殿，保罗色彩斑斓的堡垒，被洪水卷走撞上巴洛克教堂侧面的那些大篷车，果戈里笔下伪善的涅夫斯基大街，还有圣以撒广场的卷心菜地：全都在这个现代城市欢快的商业午时成为品类各异的荒诞事物。圣彼得堡当局想把他们的中心地带弄成不只是往昔的宏伟表达，这一点情有可原。城市规划者们坚持，人们必须想要住在圣彼得堡。它必须要与其他现代化中心相匹敌。因此才有了诸如拉赫塔中心和泽尼特赛场这样的动议，它们将在 2018 年的世界杯中起重要作用。作为典型特色的是，它的建筑工人们正活在十分低劣的条件下，而且有些人被拖欠工资。
彼得堡对游客自吹自擂。但从一个特定角度看去，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显得微不足道。屈斯蒂纳看轻他同胞的这座雕像，“它碰巧在俄国，因此被过誉”。说起来，这位骑士全然没有安德烈亚·德尔·委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那尊骑马的科莱奥尼（Colleoni）纪念像的力量，这尊纪念像主宰着威尼斯的圣乔凡尼与保罗大教堂广场（Campo SS Giovanni e Paolo）。法尔科内的彼得年轻而有活力，但因元老院广场的广大和涅瓦河的宽阔而显得渺小，似乎难以胜任这项工作。如果他跳下马来，他会像个努力沿直线走路的醉汉般摇摇晃晃地离开他这份 300 年间都充满致命欲望的可疑遗产。
现代的圣彼得堡为了繁荣而抗争，决计——在经过所有的不善管理之后——为恐怕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地质学上的风险，找到可行的解决之道。中心区域大部被列为高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地铁挖得深。最低的车站是海军部站，在接近地下 90 米处。这个地铁系统运行出色。列车班次很密，以高速覆盖的距离也很可观。这些车站没有莫斯科地铁站那种帝国般的张扬，但它们令人难忘且非常干净。难题在于车站站点稀稀落落，由此导致城市的无轨电车网以及私人经营的嘎吱作响又蹦蹦跳跳的小巴士（marshrutki）过载。地铁的另一个难题在于搭乘自动扶梯要花 2 分 15 秒到 2 分 50 秒。一位每天上下班要上下乘两轮扶梯的劳动者，每周耗在自动扶梯上的时间接近 1 小时，这还不算令人愉快的旅途时间。有些常客坐在运动着的阶梯上，胆子大的人在上面奔跑，而大多数人站着，还经常是在阅读。圣彼得堡人仍是如饥似渴的阅读者。老一辈记得那个谨言慎行的年代；禁书的油印地下版本被当作额外配给品或一件可能改变世界的武器而被珍视。
这座城市的各处空地被一个吝啬鬼的丑陋之物或老旧的基础设施所窒息。在瓦西列夫斯基岛或维堡侧翼，临时性的巨大电镀管子架在地面上供热。在城郊，头顶上翻花线般的电线令天空黯然失色。大块大块坑洼不平的地昭示着未竣工或废弃的建造计划。各个傲慢的商业中心之间苍凉地站着稀疏零落的灌木丛。城市的新边界被一个由欧尚（Auchan）、H&M、喀斯特拉玛（Castorama）、迪卡侬（Decathlon）、宜家（Ikea）——品牌还在增加——构成的商业之环围困起来。对于蓦然出现在城市中心的、地球上哪都有的各家商场，唯一闪闪发光的解药是加拉莉亚（Galeria），它于 2010 年在利佛尔斯基大街（Livorsky Prospekt）靠近莫斯科夫斯基火车站处开业。但因为城市里填满西方风格或西方所有的企业，它的差异感和身份意识受到侵蚀。然而圣彼得堡一贯被俄罗斯国境线以外所输入的新奇事物所搅扰，那些事物许诺了某种让人干着急的、够不着的东西。 2016 年的平均工资是每月 4 万至 5 万卢布——相当于 650 英镑——这点钱让普通人在诸如Zara这类中档店里买围巾或羊毛帽子都囊中羞涩，遑论交得出在地铁里静静打着广告的一套大小适中的新公寓的首付款。
25 岁以下的居民对真正苦难的时光没有记忆。劳改营是个遥远的时期。这一点表现在他们爱微笑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大学生们着装随意。他们亲吻，牵手，期望在咖啡店里遇到友好的工作人员，并像欧洲的大学生那样好奇他们获得学位后面前敞开的是哪种前景。出于对匿名的全球化之无礼入侵的抗拒，一些极具魅力的小角落产生了，那里有惬意的咖啡店，类似在欧洲或美国能找到的令人备感舒适的小巢。 19 世纪后期的建筑折中派——随着它从被忽视的年代里带了回来——与古老庄严的美国城市中某些亲切的部分彼此唱和。卢宾斯苔娜街（Rubinsteyna Street）有一个美国风格的开放式停车场。玛拉娅·孔于申娜娅（Malaya Konyushennaya）让人想起北欧各城市能见到的漂亮整洁的街道。马林斯基和爱乐乐团的票价依然不贵，而且公众对表演艺术的激情在高涨。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正立面背后所潜藏的仍旧是黑黢黢的门廊、浅褐色的楼梯和嘎吱响的升降梯。苏联时代的官僚主义顽固地栖息在神志中——填表格、盖戳、登记——还经常连一桩简单的商业交易都受到阻碍。涅夫斯基大街会有可能重新主张自己是西方最时尚的大街之一吗？——这一次，有优质俄罗斯产品出售——还是它保持着破碎和粗糙的局面？比任何途径都黑暗的是这个令俄罗斯停止意识到它广阔潜能的政权。这些有如缅希科夫再世的窃盗者把财富据为己有。任何正派的农村公社米尔都知道能用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利润做什么。
我注视着动荡的涅瓦河撞击河岸，站在离彼得大帝的圆木小屋不远处，也离阿芙乐尔号停泊地不远，我在思考致命的欲望——一个边疆堡垒的欲望，一座帝国都城的欲望，革命成功的欲望，共产主义的欲望，强盗行径的欲望，资本主义的欲望，不是首都身份而要维系一座文化之都的欲望——对于应得的首都之辉煌的欲望，是对自由、开放与生命的欲望。距离阿芙乐尔号那声空炮已经 100 年。距离搞集团屠杀的斯大林站起来反对搞大灭绝的希特勒已经 75 年。距离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已经 25 年。寡头们附和着罗曼诺夫家族。革命是个走上了可怕歧途的好主意。大混乱和屠杀过后回头看，看到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凝望着乌托邦的海岸。
我最早在维尔纽斯（Vilnius）的一堵墙上看到的一幅画已经在互联网上飞传：画着新任美国总统与我们熟悉的连任的俄罗斯联邦老总统在亲吻。危险的有着色情意味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想想纳粹——苏联的协定和因为该协定而蒙受的所有欺骗，那么确实，陌生的床伴在俄罗斯的策略中发挥着作用。有人问，谁在扮演谁？当会错意的轻率尖叫声遇到刻意假笑的克格勃，这如何下定论呢？俄罗斯历史的重负——对于虐待与不幸的可怕的咆哮——重重地压迫着人类的权益与幸福。未来是否承诺证明恰达耶夫的著名声明，称俄罗斯的存在只是为了警告世界，它做事的方法应当被避免，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在影片《俄罗斯方舟》中，访客问：“现在那里是什么体制？”传过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穿过涅瓦河上一座长长的桥。夜幕降临。悬挂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和阿尼奇科夫桥之间的歌剧风格的月亮——那种总是低垂在彼得堡的天空贪婪盯视的类型——突然被一片乍现的乌云遮蔽。这座城市的许多装束都不可思议：秋季的夏园，冬日里雪花镶边的建筑物，暮春时分的各个岛屿。有不期然的建筑细节，在严肃的空间里制造出梦幻般的效果。宫殿与公共建筑的照明给黑暗施了魔法。这座城市令人称奇。你可以在午夜到清晨的时段沿着莫伊卡河步行，并透过一扇意外亮着的窗户瞥见马蒂斯《舞蹈》的一隅，这是一幅有史以来最简约、最强有力也最积极的绘画。最重要的是——在对未来的希望中——等待修复的雅致的建筑物的数量中蕴藏着潜能。这座城市有令人震惊的能力。这一刻，穿过它变换着的各种面庞往回看，我感到它是一场海市蜃楼，一片宏伟的亚特兰提斯大陆（Atlantis），一座从迷雾中升起的不可能的都市，而泥浆与沼泽正不断尝试回收此地。
题图为电影《圣彼得堡，我爱你》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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