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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戍仙与《丹铅总录》

中华书局

2小时前

唐、宋、明三朝文人中,各出一“仙”作为代表,唐代李谪仙、宋代苏坡仙,大概是无可争议的。但明代能够与唐李白、宋苏轼相抗衡的“大仙”,似乎很难票选出来。不过,晚明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福建人李贽把他重要的一票投给了四川人杨慎。若是如此,则非常凑巧,“三仙”都是四川人了(可以称之为“岷江派”或“峨眉派”了)。李贽《续焚书·与方讱庵》云:

岷江(按,指四川)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这里的“杨戍仙”即是杨慎,李贽称之为“戍仙”,这里的“戍”,是谪戍的意思,还需要从改变杨慎命运的“大礼议”说起,此处暂且摁住不表。

位于成都的升庵祠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属成都新都区)人。杨慎是早慧的天才,十一岁时就能作诗,十二岁时就能模仿贾谊的《过秦论》作文。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发现杨慎这么好的苗子,就直接揽入自己门下了。杨慎不负众望,二十四岁中状元,又是宰相(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官翰林院修撰,任经筵讲官,与皇帝讲论治道。一切都来得很顺利。但命运的眷顾在他三十七岁(嘉靖三年,1524)时似乎戛然而止,这一年杨慎被贬往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最后直到七十二岁时死在了贬所。他的父亲杨廷和,作为内阁首辅大臣,也在嘉靖三年辞归故里,四年后杨廷和被“削职为民”,次年即卒于新都。

杨升庵画像(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杨慎与父亲杨廷和的这次重大变故,都是由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类似的朝廷重大争议曾在北宋出现过,即所谓的“濮议”,皆是因为旧皇帝死后没有儿子,而新即位的皇帝,又开始张罗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崇高的名分,比如说,可否给自己亲生的父亲也来个“准皇帝”的谥号之类的。儒生最讲究名分,他们固执地教导嘉靖皇帝,你爸爸是你爸爸,你是皇帝,你爸爸不是,你爸爸不能有这个名分。于是朝廷就因此而迅速分化为两派。“大礼议”的激烈争论,直接撕裂了整个明王朝的官僚系统。杨廷和、杨慎父子在“大礼议”中与十八岁的嘉靖皇帝尖锐对立,以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都被年轻气盛的嘉靖皇帝打倒了,那些附和迎合嘉靖皇帝的大臣们则获重用,而经过多年的努力,嘉靖皇帝也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争得了“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的尊号。

对于杨慎等执反对意见的人来说,这次政治斗争的失败是激烈而惨痛的。杨慎等人为了谏阻嘉靖皇帝,“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彻底惹怒了嘉靖皇帝,“悉下诏狱,廷杖之”。十天后,杨慎等人并不罢休,于是嘉靖皇帝“再杖七人於廷”。这就是“大礼议”的循环模式:大臣谏阻,皇帝廷杖之,大臣再谏阻,皇帝再廷杖之,最后以大臣或死或贬而终结循环。杨慎再次受廷杖后,很快就被贬往戍所了,“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从廷杖下捡回一条命,又差点死在了戍所。而其他一些劝阻的大臣则没有这么幸运了,御史王懋说:“廷臣以议礼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因大礼议而被打死的大臣,当不止十七人。

对于卷入“大礼议”的反对派群臣,清人纂修的《明史》这样评价道:“大礼之争,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废锢终身,抑何惨也。”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一方面是“过激且戆”,另一方面就是“惨”。嘉靖皇帝咬定自己是来继承皇位大统的,并没有过继给明孝宗,与明武宗是堂兄弟关系而已。出于孝心而追崇自己的生身父亲,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大臣觉得皇帝违背传统礼制,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过激的手段激化矛盾。在政治斗争的策略方面,除了“过激”,就是“戆”了,这也直接导致他们失败之惨烈。同时,由于这次“大礼议”,一大批旧臣被清洗掉了,年轻的嘉靖皇帝正好启用新进之士,其中不免阿谀奉承之辈,大量投其所好的人受到重用,至有许多以擅长写道教青词而获用为内阁大臣的。

对待贬谪的官员,和宋朝比起来,明朝要更冰冷一些。苏东坡远谪海南岛,最终尚得北归,且宋朝有优待士大夫的传统,民间亦传说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而杨慎至死也没能逃离云南永昌卫贬所,明代对待不听话的大臣甚至公然打屁股(廷杖)。杨慎被贬戍永昌卫,实际上是看管起来了,编入了军籍,也就户口被挂靠在“尺籍”了。除了奔丧等个别情况下离开过卫所外,杨慎的余生就在卫所度过了。

位于云南昆明西山的升庵祠

杨慎被贬云南的卫所,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命运之神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杨慎除了文人身份,又多了一重博学多识、著作等身的学者身份。被贬后,杨慎将大量的精力用在学问之上,书无所不读,每有所得,就记录下来。“平生所叙录,不下二百余种”。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考订笔记《丹铅余录》,此后陆续刊刻了《丹铅续录》、《丹铅别录》、《丹铅摘录》等。后来杨慎的弟子梁佐“删同校异,析之以类”,将杨慎的考订之作汇辑为一书,名之曰《丹铅总录》。

杨慎的考订笔记出来之后,给杨慎带来了不少荣誉。但也有人趁机跳出来给杨慎挑错。比如陈耀文,专门针对杨慎的考订笔记写了一部书,书名就叫《正杨》,意思就是要订正杨慎的错误。这明显是奔着挑刺去的,而且“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已经是对杨慎人身攻击了。不过,紧接着陈耀文也被人给“正”了,胡元瑞有《正正杨》,胡应麟有仿作《丹铅新录》,周亮工有《翼杨》,表示自己要羽翼呵护杨慎的《丹铅总录》。而杨慎的粉丝李贽,有一位弟子张萱,托名李贽,撰写了《疑耀》,书名直接表露了对陈耀文的怀疑,虽然原书也对杨慎有所驳难。

杨慎《丹铅总录》可谓开风气之作,正如丰家骅先生《杨慎评传》中所说:“虽不免有谬误,但他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启迪了后人的思想,转移了一时之风气,其历史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向来对明人评价颇为苛刻的清代四库馆臣,在论及《丹铅总录》时,对杨慎的博洽也不得不佩服。并对杨慎做了一点假设,即如果杨慎不那么庞杂,精力集中一些,专门写一本书,那么就可以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了:即使比不上马融、郑玄,但也未必在王应麟、马端临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丹铅总录》只是杨慎在贬所的著作之一,杨慎当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出入经史子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而一些作伪者也趁机假托杨慎之名刊书,至有鱼龙混杂,后世征引者自当谨慎考证。钱遵王注释钱牧斋诗,征引杨慎《禅林钩玄》,受到了陈寅恪的批评,因为陈寅恪认为杨慎“往往伪造古书,如《杂事秘辛》”。虽然杨慎是否应受“伪造古书”的罪名,是值得商榷的。但陈寅恪对杨慎的学问是评价很高的:

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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