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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攻克天京后,为什么要裁撤湘军,仅仅是因为向朝廷表忠心?

2019-12-25

人们大都自我封闭,从他们洞穴的缝隙来观察世界。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克天京,此时的湘军达到顶峰,总数已经达到十多万人。

但就在攻克天京仅仅一个月后,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就上奏言:“嗣与臣弟曾国荃酢商,防戍之兵与游击之师,不宜太少。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

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经裁撤了萧一军、韦志俊两军,剩下湘军主要的分支还有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鲍超的霆营等。

曾国藩率一手打造的湘军立下泼天大功,旋即主动裁撤军队,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位高权重,谣言四起,才不得不裁军以向朝廷表明不敢造反的心迹。

“中兴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第一个原因无他,就是省钱。

曾国藩招募湘军的时候,正是清朝统治最危急的时刻,他既为了招人,也为了让士兵安心打仗,制定了相当丰厚的高薪政策,“臣初定湘营饷项,稍事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湘军

因此,湘军的待遇比清廷绿营要优厚很多,一名湘军普通步卒月薪是4两多一点,按当时购买力计算,1两银子等于现在220元人民币,换算下来一名湘军列兵就能拿到900到1000元。

而当时绿营八旗兵才能拿到300元,朝廷的一名五品官员的月薪才1320元。

不过在湘军成立之初,军饷并未由国家承担,在湘军第一案报销中,自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至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底,湘军花费共计266万7170余两。

曾国藩就地筹饷的办法五花八门,包括运饷盐、抽厘金、请各省协济等,如

“现饬江西各厘局,将邻盐厘税加重,闽盐每斤征钱八文,浙粤盐,每斤征钱十二文···如遇畅销之时,提价至三两五钱以外者,所增之银两以三成给商,三成解安庆粮台,四成解金陵大营···近军各路军营,皆赖抽厘济饷···厘银每引三两五钱四分,解扬镇军营;厘银每引一两二钱,解沙漫洲,粮台捐银每引三钱二分,安庆各卡每引银二两九钱七分。”

因为饷银的问题,其他各省早就不堪重负,“军队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

欠饷,一直困扰着曾国藩,早在同治初年,湖北的饷银几乎告罄,他也曾多次提到“深虑各营欠饷无着”等难处。

到了攻克天京前后,湘军发展达到巅峰,当时军队总数12万人,以每兵月银四两计算,则全军每月需饷银四十八万两,加上营哨官与统领的办公费用及他项杂费又需要十万余两。

一年下来,需要700万两银子,才能维持湘军开销。

而当时清政府全年各项收入合计不过才4000万余两白银。

1864年夏,曾国藩因为饷银问题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发生争执,朝廷竟置金陵城外嗷嗷待哺的数万湘军不顾,采取两擎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金税收半归本省,半归湘军。

沈葆桢

这还是在打仗的紧要关头,当太平天国已平定后,如果不迅速加以裁撤,饷银就更成大问题。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最要者兵勇十万,欠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将来愈欠愈多,资遣愈难,后患无穷。”

此外,曾国藩设立湘军之初,本意是通过高薪养廉,但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影响下,军官贪腐屡有耳闻。

比如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奏折中即提及,

“江苏巡抚薛焕,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其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恃与薛焕认师生,任意侵蚀饷粮···至钞阅折内所称捐输之人,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囊,一为交结馈遗之用···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

四万余人合约八十营,每月饷银约不到二万四千两,则金安清每月所贪饷银几乎是其新募军勇的全部月饷。

同治二年,左宗棠也曾致函曾国藩言将领贪饷,“诸将擢至王总兵,则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军中所以有顶红心黑之谣也。”

曾国藩创立湘军的目的是保境安民,扶树名教,捍卫圣道,所以,无论是创立湘军,还是裁撤湘军,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所谓“裁一勇即节一勇之靡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

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第二个原因,是防止士兵造乱。

曾国藩将治军比喻成汲水,所谓“再用则浊,三用则涸”,他认为,“楚军出征过久,官秩日高,渐成强弩之末”,已经变成所谓的“浊军”,因此“必宜多撤”。

比如曾国藩自己就曾奏报,湘军有总兵不但未曾痛剿过太平军,反而“纵容兵勇,拦劫商民,藉图肥己。伪奉檄饬,焚毁沿江村庄,掳杀难民,捏报胜仗。跋扈横行,肆无忌惮。”

甚至,湘军还出现了“见死不救”的恶劣风气。

这一点,尤其让曾国藩难以容忍。

攻克天京之后

攻克天京后,朝中有御史弹劾湘军风气不正,曾国藩自辩,

“自金陵克复,人以为渐入佳境,而不知乃日处愁城。湘军锐气已泄,功成意满,良者次第散去,留者骄泆不藏,杂以游勇奸民,与居人积不相得,遂致台谏纠弹。”

也就是说,湘军的创立者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此时的湘军中多有行为不端者,已成“浊军”。

相比而言,从湘军独立出去已经自成门户的淮军,在曾国藩看来,还是“清军”,“今惟淮勇数军可战可守,此外并无一枝可与贼交锋,何会之有湘勇久成强弩之末”,完全可以取代湘军担负起剿灭捻军等任务。

淮军旧影

此外,湘军是曾国藩私人招募成军,不是国家固定编制军队,所有士兵某种意义上而言,都是“临时工”。

攻克天京,湘军失去了敌人,就成了临时工。

老实巴交的,可以回家务农,不老实的,习惯了当兵生涯的,则极有可能趁乱继续劫掠百姓,甚至成群造反。

因此,曾国藩迅速裁军,就是为了不让士兵有时间“串通合谋”,这正是他所谓“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

不过,如此大规模的裁军,反而在朝廷中枢引起担忧,认为“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认为应该稳步施行,即“不若先裁撤老弱”,“俟江西、湖北一律肃清,再议裁撤”。

不过,曾国藩最终还是婉拒了朝廷,称湘军多为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

尾声:

曾国藩的裁撤湘军,前后经历两年,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多起因为欠饷而导致的哗变。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霆军”哗变。

曾国藩湘军体系中,最精锐、最能打,号称湘系第一劲旅的,是鲍超的“霆军”,曾国藩自夸:“实为群贼所惮,非楚勇、湘勇、淮勇所能及。”

湘军第一劲旅:霆军

但就是这么一支劲旅,却由于欠饷不发,而公然哗变,多位将领直接从江西南下投奔太平军汪海洋部。

曾国藩上奏朝廷,哀叹道“该军积劳最久,立功最多,平日本乏纪律,将卒以屡胜而骄,又以无饷而怨。然臣虑其溃而滋事,犹不料其叛而为寇,惟之霆营欠饷,多至百数十万,其咎皆在微臣不在江西。”

此外,霆军哗变后不久唐义训、金国琛部即闹饷哗变,而后更有蒋凝学部哗溃为匪。

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曾国藩力主裁撤湘军确有先见之明,而非所谓担心“功高震主”向朝廷表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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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lindan9997  > 军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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