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国都不断位移，其中掺杂着诸多因素，例如战争、灾祸、气候变化、帝王好恶等等。
从商朝盘庚迁殷后，中国古代王朝开始拥有相对稳定的国都。此后历朝历代，国都不断位移，其中参杂着诸多因素，例如战争、灾祸、气候变化、帝王好恶等等。但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的国都选择，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随着中国古代内部环境和周边环境的不断变化，符合这一规律的地区也随之变化，因而造就了古代王朝国都的迁移。
西安和洛阳
相爱相杀的东西都
西安和洛阳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古都，在中国帝国时代的前半段，这两座城市几乎包揽了国都的重任。
西安最早作为都城是西周时期的丰镐。丰镐建在沣水两岸，西岸的沣京由周文王所建，是宗庙和园囿所在地；后来周武王在西岸又营建了镐京，作为周天子居住理政之所，二者合称丰镐。此后一直是西周的国都。
周公执政时，开始在东方营建洛邑，作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都城。洛邑分为瀍水东、西两岸的成周城和王城。王城，是宫寝之所在；成周，是宗庙所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次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从此洛邑成为周天子居所直至周朝灭亡。
李零在《我们的中国》中说得更清楚明白：“文王都丰，武王都镐，是为宗周。……武王克商后，成王营建东都洛邑，是为成周。”
宗周、成周示意图
公元前350年，秦国定都咸阳，一直到秦朝灭亡，项羽焚毁咸阳。其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政治中心一直处于关中地区。新莽末年，关中地区受到战乱破坏，此后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
从东汉开始，经历曹魏、西晋共257年均定都洛阳。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大乱。在经历100多年混战之后，新崛起的北魏在孝文帝的主持下，于公元439年再次定都洛阳。
当代洛阳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政治分裂，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隋文帝于公元582年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营造大兴城。隋炀帝继位后，于公元604年开始营建洛阳，且开始以洛阳为中心修建大运河。
唐朝时长安和洛阳齐头并进，形成了东西二都。唐朝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展为唐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会。高宗时以洛阳为东都，公元684年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在洛阳称帝。
此后，唐朝国都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来回切换，唐朝皇帝也是游走于关中和河洛之间。
直到唐末，长安城先是经历了黄巢起义的战火，后朱温又下令拆毁。随着唐朝的灭亡，西安和洛阳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国都，黯然退出了中国政治中心的舞台。
从周到唐的两千年里，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平原和伊洛盆地之间来回迁移，这并非偶然，而有着内在规律。
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境内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多条河流萦绕，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关中平原在唐代以前经济发达，司马迁曾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八水绕长安
军事上，关中平原东据崤山、华山，设函谷关、潼关；北有北山山脉，有萧关、金锁关；西控六盘山，设陇关；南靠秦岭，设大散关、武关、子午关等。四面环山，西安处于正中。西、北方向可以抗拒游牧民族入侵；向东出函谷关，可逐鹿中原，争雄天下。如果打不过，据关自保也不是问题。关中确实是“金城千里，四塞为固”的定都佳地。
再看洛阳，洛阳在中华文明早期是优于西安的。“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也就是夏、商、周三代都居住在伊洛盆地之中。周公在营建洛邑时也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阳盆地（伊洛盆地）地形图
伊洛盆地可以看成小号的关中盆地，盆地内部地势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气候温暖，物产丰茂。肥沃的冲积平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而盆地周围山峦相交又形成了军事防卫屏障，历代设有多处关隘要塞，周围有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大关，号称“八关都邑”。这在地形条件上和西安非常相似。
由于河洛平原的面积远小于关中平原，洛阳在经济上的优势是在隋代大运河开凿以后才凸显的。因三门峡的阻挡，粮食难以从水路进入关中，运送到洛阳基本就到了终点。据《通典·食货》记载，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位于洛阳的含嘉仓存粮高达5833400石，折合现在25000万斤。公元682年，关中饥荒，出现了唐高宗率文武百官“就食洛阳”的奇特景象。
从地理上讲，洛阳相较于西安更居于中心，四通八达，掌控四方。西周和唐都在强盛时期把洛阳作为陪都，就是由于要控制关东地区，洛阳更方便出兵。
但优势和劣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盛时掌控四方，衰时则四面受敌。在中央政权强盛之际，定都洛阳更能享尽天下繁华，因而盛唐时期武则天定洛阳为神都，把唐朝的政府机构都搬了过来。
可一旦爆发战事，“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洛阳虽然关隘众多，但受力点多，且关隘险峻不足，防守起来更困难，相较于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稍逊一筹。且洛阳守在入关中的道口，是“秦陇之襟喉”，如果攻打关中，洛阳也是首当其冲。
唐玄宗就说过：“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意思是征伐天下，以关中为基地合适；和平时期，河洛才是八方汇集的宝地。
回顾历史，周灭商、秦统一、汉统一、北周灭北齐、唐统一莫不是出关中而定中原。反之，从西周到东周、从西汉到东汉、唐高宗迁洛阳，关中有变，统治者也会避走洛阳。
关中、河洛俱是定都佳地，西安和洛阳大治时共享繁华，有难时互相庇护，动荡时也可能互相攻伐，实乃相爱相杀的一对欢喜冤家。
南京
半壁奇玉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衣冠南渡。此后，东晋、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南京）为都，直至隋灭陈。如果在长江以南寻找作为政权国都时间最久的城市，那就是南京。
南京的都城基础，是三国东吴时期奠定的。公元229年，孙权从武昌（今鄂州）迁都南京，筑石头城，当时称建业。虽然南京在这之前也有过城池，但作为国都确是历史上头一遭。
孙权为什么要抛弃武昌，选择定都南京呢？
从经济上讲，当时孙吴生产力最发达的是三吴地区，大致就是今天苏南一带。定都武昌，需要沿长江逆流而上运送物资，而且路途比较长。晋人就说过：“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
除了靠近经济发达地区，定都南京更关键之处还在于地理形势的特点。南京虽然号称“虎踞龙盘”，但周围的几座山多是丘陵，并不高耸，最高的紫金山448米，靠近江边的清凉山100多米，幕府山190多米。这些小山如果和关中、洛阳周围的高山峻岭比起来，简直就是婴儿级别的屏障。
如果敌人从南边来，可以说没有太突出的防守优势。但如果敌人从江面上过来，清凉山、幕府山这些临江小山就立马像天神一下站在敌人面前。
六朝时期的建康城
南京面前的长江也很特别。长江到了南京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由北向东几乎90度的拐弯，江面特别宽，今天南京的河西地区在三国两晋时都是长江。长江南京段江宽水深，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江宽利于停泊船舶，水运发达，利于经济发展；再一个就是江面宽阔，增加敌方跨江攻打的时间，利于军事防守。而且孙权所筑的石头城在当时雄踞江滨。在古代，好不容易划了老远过来，一座坚城迎面，无数箭矢伺候，仗都不用打，心理上的崩溃可想而知。因此，历史上攻打南京，基本没有正面进攻的，都是从上、下游跑几十里找渡口渡江的（上游马鞍山的采石矶，下游镇江的瓜洲渡，这两处是北方进攻南京重要的登陆点）。
如果把长江看做一条龙，南京正处于龙眼位置
相较中游的武昌，南京在东北一角，南京至镇江的长江一线基本呈东西走向，南京纬度更靠北，但不凸出，而湖北地区战略前凸，容易两面受敌（不妨想想关羽）。
而且古代“守江必守淮”，除了长江，南京前面还有淮泗防线，在东晋南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南方政权都是控制淮泗地区的（只有最后一个陈的北部边界在长江），这就对北方形成了两道防线，安全性更高。
南京处于江淮和江南的节点
南京恰处于江淮与吴越交汇的一个点上。南京是除镇江以外，最靠北的长江以南城市，位置比镇江更靠西，距离中原位置更近。从西晋衣冠南渡、唐安史之乱避地东吴、南宋建炎南渡，中原人口三次大规模南迁，南京都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
人口的优势，就意味着劳动力优势（经济），兵力优势（军事）。而南京南边的苏州、杭州，一马平川，几乎没有防守的条件，南京制约吴越具有优势。
因此，南京对北有抗拒的能力，对南又有控制的能力，因而是半壁王朝定都的佳地。
定都南京的王朝都不长，因而被世人诟病为“短命王朝”。其实东晋南朝各王朝的短命，大部分是宫廷政变所致，这和当时皇权衰落，武人擅权关系很大，是体制弊端，和定都南京关系不大。
从东晋到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南京连续做都城持续273年，比之南宋在杭州的138年近两倍时间，前面说的洛阳从东汉到曹魏连续为都也仅257年。
但南京确实不适合做全国政权的都城，南京对北方可以自保，但却很难有控制全国的能力。长江使得攻打南京困难，同样从南京出发征伐天下也不易。无论此后的明朝，还是近代的国民政府，南京再次作为首都也都是昙花一现。
南京就像是东南半壁上的一块奇玉镶嵌在长江龙眼处，美丽而又脆弱。
从开封到杭州
由四战之地至苟安之所
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东迁洛阳，拆毁长安宫殿。三年后，朱温废唐哀宗，建立后梁，以洛阳和开封为东西两京。此后后晋、后汉、后周直至北宋皆以开封为都。
开封上一次为都还是遥远的战国时期，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开封在沉寂了千余年之后，为何能够再次崛起？
这得益于大运河的开凿。隋唐大运河沟通淮河和黄河的一段是汴河，而汴河东西横贯开封城。当时唐人就评价开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开封成为沟通洛阳与东方的水陆都会。
由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关中、河洛对东南的给养愈发依赖。唐末，藩镇已经意识到控制开封，即控制了漕运，也就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后晋石敬瑭认为开封“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把都城从洛阳迁至开封，后周、北宋更以开封为唯一都城，确立了开封政治中心的地位。
开封虽然在经济上呈现繁荣，但在军事上却是一块险地，四面无高山，地势平坦，北面仅有一条黄河（冬季还会结冰），况且黄河时常发生水灾。
观遍中国历史，不得不说后周、北宋的开创者们面临的统一战争难度系数是地狱模式，周、秦、汉、隋、唐、元、明、清历代的统一战争，都是由中国之一角逐渐向外扩张（周秦汉隋唐都是由西北，明是由东南，元清则由北方和东北），唯独后周和北宋是居中央而战四方，最后完成统一。
这种开国时的风骚操作给予了北宋统治者一种盲目自信，选择了四战之地开封作为都城。而太祖太宗的继任者们养尊处优，享尽繁华，形成了路径依赖，也就懒得再迁都了。
北宋汴梁平面图
范仲淹就曾劝说过宋仁宗迁都洛阳，“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结果宋仁宗当了耳旁风。
开封相较于其他统一王朝的都城，可以说是最薄弱的。为了弥补防守条件的不足，北宋统治者采取疯狂扩充中央禁军的政策。
结果是中央机构及军队庞大臃肿，造成北方前线虚弱不堪，且调度不灵。这种守内虚外的国策，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屡次直抵黄河岸边。北宋国境缺乏战略纵深，前线一旦被突破，就容易被直击心脏。终于在立国仅167年后，公元1127年，金人攻破开封，北宋灭亡。
这是开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仅仅只有一百余年，昙花一现。
公元1127年，开封城破。徽、钦二宗以及绝大多数王室成员成了俘虏。唯独游离在外的康王赵构侥幸逃过一劫，于是他成了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当金人撤退后，北宋遗臣恭请赵构回开封登基。赵构对金人畏之如虎，金人虽然暂时退走，但开封在金人的铁蹄下早已是门户大开。金人完全可以像逛自己家后院一样，随时光临。
赵构“深谙”兵法，打不过就跑！于是赵构开启了南逃之旅，大臣们恭请赵构回开封，赵构不敢，就在南一点儿的商丘即位。在商丘感觉还是不安全，还在金人的后院，又逃至扬州。到了扬州，还在江北，金人一拍马屁股就到了。过江！于是一路逃窜经杭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定海（舟山），金人穷追猛打，没办法，坐船入海，这才躲过一劫。赵构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让他不敢距离金人太近。
当时可供选择的基本就两个，一个是南京，一个则是杭州。到了公元1132年，经过一番纠结，最终赵构选定杭州，在此修建宫殿。
相比于南京，杭州距离金人更远，更能远离战火，享受安宁。长江在南京以北，用来抗拒北方；钱塘江在杭州之南，用来逃跑。这也从政治姿态上告诉金国，自己没有北伐中原的打算，只想苟延，过过安稳日子。
南宋朱熹就讲过：
显然，赵构选择自保，根本没想过进取。
金军南下和宋高宗逃跑路线
从经济上讲，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江南富庶之地，有充足的物质供给。而且杭州是大运河的南端起点，现在则成为了终点。长江以南运河两岸的富庶城市到首都也有便利的水运条件，于是杭州成了这一半壁江山的国都。
“暖风吹的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烟雨朦胧的景致确实容易让人丧失斗志，忘却故土，成了南宋统治者的苟安之所。
北京
千年来的天选之都
宋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后半程。金、元、明、清四代定都北京，确立了北京的国家心脏地位，直至今日。
北京成为帝都，来自两方面的因素。从经济上讲，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南移，确切地讲是东南移。再回西安，距离江南财赋之地过远，交通也不便。元代大运河去弯取直，江南财赋钱粮经大运河可直达北京。
元代大运河去弯取直
从地理上讲，北京扼守东北进入中原的要道，辽、金、清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是兴起于东北，当他们突入广袤的中原大地时，第一座大城市就是北京。这里既属于汉族王朝的传统统治区域，又离自己的老家很近。这些少数民族在刚进入中原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坐多久的江山，离老家近点总归算是给自己留有后路。
如果说少数民族选择北京是距离自己老家近，那么明朝朱棣迁都北京岂不是离老家离祖坟都更远了？
现在人常说明朝是“天子守国门”。那么为什么要天子守国门呢？其实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有关。因为国都距离边境太远，如果前线将领权力太大，则骄横跋扈，可能导致割据分裂（如唐）；如果前线将领权力太小，处处受到掣肘，则军事羸弱，不堪一击（如宋）。
如果把东南的经济重心和东北的军事重心作为两个焦点，将一根线的两头固定在两个焦点上各自使劲，绳子绷直，取一个中点平衡两个焦点，那么这个中点就落在了北京。
濒临北方前线的北京
所以到了明朝朱棣时，干脆天子守国门，既中央掌兵，不怕内乱，又不惧外敌。因此，明朝大体沿明长城一线形成了“九边”防御体系，北京城几乎是坐镇前线，统筹整个北方防线。
相比之下，南京作为明初帝都的短暂成了一种历史必然。明初的外部隐患来自北方的蒙古，燕王朱棣手握重兵，站在抗蒙前线。那么手握重兵的燕王，既可以把兵用来征伐蒙古，也可以用来争夺皇位，且自己也姓朱，多少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好在朱棣乃一代雄主，知道平衡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果断选择迁都北京。这实在是保证明朝基业长久的正确之举。
当然北京作为国都并非没有缺点，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偏东北的北京对于西南的云贵距离上还是太远了。盘点下元明清直至民国，多次对中央政府的挑战多由云贵而起，万历杨应龙叛乱、南明对清的抵抗、吴桂三叛乱、护国运动等等。但云贵地处闭塞，经济落后，很难形成能够颠覆中央的势力，对统治者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因而这种小缺陷实在是瑕不掩瑜。
地理位置确立了北京的重要地位，而这种地位又反过来推动北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产生的巨大作用。北京城一方面是九重宫禁，似乎无处不透射出严密等级体系的汉人皇权文化，同时诸如胡同、白塔、涮羊肉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元素深深融化在这座城市里。在元明清三代的不断发展融合中，北京已经为后来的多民族共和奠定了合理的历史逻辑。北京也就当然的成为这一千年来的天选之都，直至今日。
考察古代王朝的择都规律，经济、军事、交通等固有因素深植其中。一个王朝都城的选择对其盛衰兴亡有重要影响。然而，孟子有云：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再好的地理形势，再坚固的城池，如果不施仁政，终究挡不住王朝的覆灭。都城只是一个王朝心脏之“形”，治国之道才是王朝心脏之“魂”，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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