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通过土地制度保障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通过取消农业税费、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构筑了稳固的保障线；同时，腾飞的经济与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文 | 刘成良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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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使绝大多数中国农民能够勤劳致富，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等问题。
那么，具体来说，中国农民是怎样脱贫的？
今天，库叔分享一篇调研文章，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的足迹，感受几个脱贫故事中的艰难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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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带来希望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要解决困扰人类几千年的贫困问题，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勇气和魄力。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因其广袤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复杂而又多样的致贫因素，成为脱贫攻坚战役中的硬骨头。
注：三区三州的“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西藏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
宁夏西海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耕作不仅非常消耗人力，所得收入也极其有限。
以被左宗棠称为“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为例，为了彻底斩断穷根，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帮助农民建设起了新的家园。
从低矮破旧的土房，搬入崭新而规划整齐的院落，来自西海固地区的几千户农民在宁夏北部有着“塞上江南”之称的庙庙湖村安了新家。
图为庙庙湖村规划整齐的村庄房屋和道路。
过去农民吃水非常不便利，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挑水，下雨时还要细心地收集雨水，如今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不仅生活便利了，农业生产也不必完全靠天吃饭。
过去因为居住偏僻，自然条件恶劣，农业耕作不仅非常消耗人力，所得收入也极其有限，如今不仅可以进行便捷的农业生产，还可以在家门口政府引进的农业企业务工，增加家庭收入。
过去因为文化观念落后，教育意识淡薄，全村30岁以上的妇女80%都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为了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地方政府充分发挥扶贫先扶智的理念，集中居住后，不仅在村庄建起了现代化的学校来保障义务教育质量和达标率，还专门组织起农民夜校、扫盲班，帮助妇女识字、学习谋生技能，通过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来增强内生动力。
图为搬迁后修建的现代化小学——平罗县庙庙湖小学。
2
教育斩断穷根
在云南红河的奔牛寨，70余户彝族为主体的农民世居在海拔2000余米的大山深处，房屋都是由泥土和石砖砌成，年代久远、非常破败，充满安全隐患。农民也大都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不仅收入来源非常单弱，农民的思想也很封闭保守，很少有人外出务工，农闲之余就是聊天、遛鸟、斗牛。
扶贫干部在开危房拆除前的群众会议。
奔牛寨危房拆除现场。
40岁的村书记阿青是村庄中第一个高中生，他是1994年上的高中，在这之后的20余年里，村庄中达到这个文化程度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农民都不注重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很难彻底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
阿青原本在外务工，收入也还不错，但是他意识到如果不趁着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做些什么，家乡就会彻底失去发展机遇。因此，他决定“回来能干一点就干一点”。
扶贫干部阿义也是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他深刻认识到教育是贫困地区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
在入户摸底时，他发现了一户较为特殊的贫困户，家中本来4口人，2个小孩都在上小学，住在危房中。原本生活勉强过得下去，但丈夫突发疾病，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后，还是不幸离世，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好几万元的债。家庭的重担压在了身心早已疲惫、体弱多病的母亲身上，大女儿则因为家庭的压力不愿意再去上学。
阿义得知这一消息后，多方奔走，帮助她们完成了D级危房的拆除重建，住上了牢固的水泥浇筑房。为了大女儿上学的问题，他又做了不下10次思想工作，从动员孩子、母亲、亲戚朋友再到大女儿的同学，最终把她劝回了校园。
奔牛寨易地搬迁后的安置房。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尽管国家在义务教育方面制定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但对于贫困地区的学生而言，经济问题早已不是阻碍他们接受教育的关键因素，淡薄的教育观念成了制约乡村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
所以，扶贫干部们对于帮扶中发现的教育问题都格外上心，尽全力帮助。国家扶贫政策的贯彻执行，则为打破这种稳定的区域亚文化奠定了基础。
在扶贫干部的努力下，奔牛寨也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曾经破败的土房已经被崭新的水泥房替代，农民渐渐有了理性的经济意识，外出打工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相比天翻地覆的物质层面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扭转相对缓慢，但是只要有所进步，对于地区发展来说，就是积极的信号。
3
产业创造就业
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辛勤贡献，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分离，农民不得不如候鸟般在城乡之间往返迁徙，一些留守问题由此而生，比如，为了照顾家庭，留守在乡村的女性和能自食其力的老人普遍缺乏工作机会。
产业是乡村脱贫振兴的关键抓手。除了传统的农业产业，在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下，发端于山东鄄城的扶贫车间成为了带动乡村发展，为留守者提供就业机会的创新政策设计，也为其他地区的扶贫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思路。
村庄边的扶贫车间。
地方通过政策引导，在给予厂房租金等优惠支持下，一些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部分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乡村。借助于中国高度发达的物流体系，这些转移到乡村的产业，并不会因为交通问题而成本上涨，反而会因为土地租金、劳动力工资的下降而保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对于乡村社会而言，这些扶贫车间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就业门槛较低，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掌握生产工序；工作时间灵活，可以根据自身空闲时间选择到车间工作；工作地点自由，一些计件生产的产品还允许农民在家加工；对象覆盖面广，转移到乡村的产业类型多样，既有适合年轻人的生产流程管理相对严格的产业，诸如电子产品装配，也有适合中老年人的生产管理相对宽松的产业，诸如包装、编织、假发和牙签等行业。
老年人在乡村扶贫车间——假发厂工作。
这些建设在乡村的扶贫车间，为留守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从事工作和照顾家庭两不误，在家门口灵活务工实现脱贫，这也是造血式扶贫理念的重要应用。此外，扶贫车间还会定期缴纳租金，为薄弱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做出贡献，让村集体有资金为公益事业服务。截至2020年4月份，尽管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鄄城县429处扶贫车间，已有411处复工复产，带动群众就业5858人，其中贫困人口713人。
扶贫车间对于激发乡村活力、振兴乡村发展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为当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山东鄄城彭楼镇，就有一位抓住机遇，从打工者转型成老板的农民工——阿霞。与村庄中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相同，阿霞初中毕业就到青岛去打工，在制帽厂工作十多年，历练出了很多实用技能。后来，她不满足于一辈子在流水线上做技术工人，萌发出转型做老板的想法。家乡精准扶贫政策建起了一些加工车间，为她返乡创业搭建起了平台，她和丈夫用打工积攒的几十万元在车间建起了简易的制帽流水线，并聘用了留守在家的妇女和一些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经过三年多的摸爬滚打，阿霞的车间规模越来越大，业务也做到了国外，因为时差的问题，国外的客户经常在半夜打电话催订单。目前，她工厂的生产能力已经无法满足订单需求，正在加快扩张生产规模。虽然每一天都充满压力，但是阿霞觉得“回来不后悔”。
4
干部经受考验
为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国家不仅强化了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输入力度，同时以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为抓手，通过完善驻村工作制度，动员体制内干部下沉到基层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弥补了基层人力不足等问题，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地保驾护航。
作为反贫困政策的直接落实者，扶贫干部一言一行、工作态度都事关扶贫绩效。农村工作琐碎、日常化的特征决定了扶贫干部的工作形式应该是灵活多样的。与农户拉拉家常，化解村庄社会的矛盾纠纷，随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或者为村庄发展协调项目，这与机关工作有很大的差异，不仅需要文化知识，还要能俯下身子、学会沟通、融入基层。
值得庆幸的是，绝大多数的扶贫干部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关于扶贫干部的故事走入人们的视野，这一群体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当前80后、90后逐渐成为了基层扶贫工作的主力，他们活跃在工作一线，为了扶贫工作放弃陪伴父母和子女，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挥洒在田间地头，调研中经常能遇到一幕又一幕令人感动和充满信心的故事。
笔者在云南结识的一位90后朋友，大学毕业就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几年的工作历练让他成长为业务骨干，负责很多扶贫中重要的工程项目。不少老板为了拉项目总会向其提出回扣的事情，而他每次的回答都一样：
“感谢你为脱贫攻坚工作做出的贡献，也非常欢迎你继续来投资，为我们的贫困户早日搬迁入住新房做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好的榜样！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好了不用别人介绍，也有做不完的活计。现在的社会可能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要相信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好的大有人在！”
5
相对贫困治理
波澜壮阔的中国反贫困道路其实也是奋斗者的道路，每一位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扶贫干部和每一位勤劳踏实、自力更生的劳动者，共同谱写了中国反贫困的宏大叙事。
2020年8月5日，云南宁蒗，建成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国家在贫困地区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无论是东西部扶贫协作，还是企业定点扶贫、社会扶贫等，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治理绩效。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已经走向了终结。
在相对贫困时代，如何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议题，如何实现贫困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如何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下的风险与挑战，已成为新的关键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造血式扶贫的宗旨并不是完全依靠政府，设计一套可以实现收入持续增长的产业体系，也不是造就贫困者一夜暴富的神话，而是农民能够适度借助政策外力，最终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市场中积累发展经验，学会承担风险，慢慢寻找到适合家庭发展的可持续生计。
在脱贫攻坚即将收官之际，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转型期中国的反贫困实践，还承载着国家探索欠发达地区综合治理和发展道路等诸多关键任务。制度优势使得国家能够有较强的能力，来应对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且在反贫困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验。
相信在后2020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2.0方案将会更有效地解决发展中的相对贫困问题，为构建稳定、和谐、公平、有序、健康的社会贡献制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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