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从奴隶到将军
元狩四年（前119）春，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战争的目标是寻求在漠北一举聚歼匈奴单于主力。汉武帝为卫青、霍去病分别配备了五万骑兵。两军出塞时官、私马匹达十四万之多，此外，还有数十万步兵及转送辎重的民夫跟随在后。此战过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汉朝在一段时间里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北伐，足见元狩四年的战争是一场攸关国运的战争，而卫青与霍去病则是被委以国运之人。
卫青、霍去病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武帝时代内外政策的转向有关。卫青的出身并不高贵，如果从最初的社会身份来看，他的人生轨迹原本并不会与王朝命运相关联。卫青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妾（一说为阳信公主家僮），与给事侯家的县吏郑季私通而生下卫青。卫青少年时在父亲郑季家被使唤牧羊，嫡母所生的儿子们也将他视作奴仆，不算作兄弟之列。有人给卫青相面，预测他会官至封侯，卫青笑笑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成年后的卫青担任平阳侯家骑。卫青命运的转折缘于同母姐卫子夫得幸于汉武帝，卫青由此冒姓为卫氏。不久，皇后为打击卫子夫，将卫青囚禁并准备杀掉。卫青在友人公孙敖的帮助下逃过一死。在以后的征战岁月里，公孙敖也是卫青的长期战友。汉武帝听闻了皇后欲杀卫青之事，召卫青为建章监、侍中，以后又担任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前129），卫青被拜为车骑将军，与李广等四军并出，攻击匈奴。此战其余三军皆无所获，唯独卫青出上谷郡至笼城斩获数百人。这次战役是马邑之谋后汉武帝主动发起的首次大规模战役，在诸军皆败的情形下，卫青获胜对于汉武帝战争信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成为他迅速崛起为军事统帅的重要契机。马邑之谋是指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采纳雁门富豪聂壹的计谋，引诱匈奴攻马邑城，设伏30万试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军臣单于引兵10万入塞，结果发现了汉朝的计划，退回本土，从此汉匈关系破裂。
汉武帝力图改变汉初以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匈奴对汉朝的强势地位是由秦汉之际的冒顿单于奠定的。在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之父）统治时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东胡与大月氏。冒顿杀父自立后，乘楚汉战争时期边塞空虚，收复河南地，并统一了蒙古高原。汉七年（前200），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亲自率领32万人迎击匈奴，冒顿单于佯装败走，将汉朝骑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动40万骑将刘邦围困在白登，长达七日。后来刘邦贿赂单于阏氏（单于后妃），方得解围。娄敬建议汉朝与匈奴和亲，“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于是从汉高祖迄于汉景帝，汉朝大抵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是匈奴对汉朝政策却多有反复，除经常劫掠边境外，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大举进犯，逼近长安，汉朝随后移民塞下，加强边境守卫。在汉初的七十年间，汉朝与匈奴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的是匈奴，战争或者是和亲，基本都由匈奴决定。冒顿单于甚至写信向吕后求亲。
汉武帝曾对卫青言说其历史使命：“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变更制度与出师征伐成为汉武帝给自己规定的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无论是变更制度还是出师征伐，都旨在大一统。显然，汉武帝将卫青视作实现这一宏伟志向的同路人。
在匈奴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其地分为中、左、右三部。单于自己领属的土地与代郡、云中郡相对。左、右两部分别在其东方与西方，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都骨侯。除了单于自己的氏族外，匈奴贵族还有呼衍、兰、须卜。
元光六年（前129）卫青出上谷，打击的是匈奴左部。此后，卫青的作战对象转向中部、右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郡，斩首数千。这是汉武帝兴兵与匈奴作战以来的最大战果。次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出云中郡西至高阙，迂回到陇西。此战意义十分重大，不仅驱逐了白羊王、楼烦王，而且夺回河南地，移民十万设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于长安、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汉朝设置朔方郡后，匈奴年年攻击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可见卫青夺取河南地对于匈奴打击之沉重，故而以左中右三部全线作战予以报复。同样，卫青对匈奴的打击还促成匈奴内部最高统治权的变更。军臣单于死于当年（前127）冬天，左谷蠡王发动政变自立，此即伊稚斜单于。伊稚斜单于击破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迫使于单逃亡汉朝。伊稚斜单于代表了匈奴内部与汉朝激烈对抗的势力，汉朝与匈奴之间最激烈的战争基本上都发生在伊稚斜单于统治时期。
元朔五年（前124），汉军在卫青的率领下在匈奴右部开辟战场，夜围匈奴右贤王。右贤王仅与一爱妾及数百骑溃围北逃，右部的十余个裨王、一万五千余人、数十百万牲畜被俘获。卫青凭此战之功而进号大将军。次年（前123），卫青两出定襄，与匈奴单于直接对战。
霍去病：封狼居胥冠军侯
正是在这一年，霍去病封侯。霍去病是卫青姐姐少兒与霍仲孺相通后所生之子，十八岁时，因其为皇后姐子，故得以任职侍中，后随卫青从军，为剽姚校尉。在元朔六年（前123）的战争中，霍去病率八百轻骑脱离大军寻找战机，斩单于大父，俘季父、相国、当户，斩首及捕获二千二十八人，被封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被封为骠骑将军，出陇西远征。汉军骁勇精锐将士皆配于霍去病，霍去病所部具有长距离野战能力。霍去病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往西进入匈奴境内达千余里，击败匈奴右部后，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从北地出击，一直越过居延海，然后南下祁连山，继续打击匈奴右部。在汉军持续的打击下，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浑邪王杀掉了休屠王，率部归汉。汉朝将四万余人的匈奴降人迁徙到西北边塞之外，分为五个属国。将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为了巩固西线的胜利，汉朝还迁徙关东贫民72万，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
汉朝获得河西四郡，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意义极为重大。首先，河西四郡设置后，青藏高原上的羌人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的联系被斩断了。其次，汉朝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通道，汉朝的烽燧一直往西北延伸，以保护河西地区。再次，河西地区由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河西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来自河西的文化对于北魏的汉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当时，匈奴的经济也因失去河西地区而受到很大损失，匈奴歌谣唱道：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在击破匈奴右部后，单于所部的侧翼暴露在汉军面前，汉军也具有了深入大漠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决战的时机成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汉武帝发动了元狩四年（前119）的北伐。汉武帝打算让霍去病直接与单于对战，故而将汉军中敢于力战深入的将士选拔出来配给于霍去病，并命令霍去病从定襄出发。出兵前，从俘获的匈奴人那里获得情报，单于在东部，故而汉武帝改令霍去病出代郡，东寻单于决战，而由卫青出定襄。
此时伊稚斜单于获悉汉朝出兵，他采纳降将赵信的建议，将精兵置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所部出塞千余里之后，与单于相遇。卫青以武刚车环绕结营，派出五千骑兵正面迎战，匈奴亦派出一万骑兵冲击汉军。此时太阳隐没，大风刮起，两军陷于风沙中，汉军从左右两翼围困伊稚斜单于。单于看到汉兵多且强，难以取胜，于是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逃亡。黄昏时分，汉军与匈奴大战，双方损失惨重。卫青从俘虏那里获知单于没等到黄昏便逃亡了，于是连夜发轻骑追击单于，卫青亲自追随在后。匈奴兵皆散走。追到天明之时，已经行进了二百余里，却未能俘获单于。于是汉军至赵信城，居留一日后而返。此战卫青斩获一万九千余人。
霍去病出塞两千余里，攻击匈奴左部，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斩、俘七万余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
经此一役，匈奴“漠南无王庭”。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地均被汉朝占据。汉朝从令居（甘肃永登）西至敦煌一线修建长城，敦煌以西至于盐泽修建亭燧，又以60万塞卒戍守上郡、朔方、西河、河西。汉朝获得了河西走廊北翼的安全。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出土发掘的居延戍军简牍文书，其时间断代是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开始，一直到东汉时期。可见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汉朝稳固地控制着西北地区。除了营建西北地区的长城与亭燧之外，汉朝还修缮旧长城，将包头、呼和浩特一线设置建有内城、外城的防御工事。从敦煌到辽东，汉朝建立了完整的烽燧体系。
农业与游牧社会如何走向合体
汉朝获胜后，对于匈奴降人另创体制予以容纳。在霍去病的打击下，匈奴右部河西地区的浑邪王降汉后，汉武帝将其部众分为五属国。属国都尉为属国之内的最高军政长官，匈奴游牧民在属国内“依本国之俗”，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与风俗习惯。见诸史籍的属国有西河属国、北地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天水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这些属国基本分布于河西、陇右。
匈奴遭受汉朝的打击后，分裂为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于甘泉宫，“赞谒称臣而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从东北至西北的长城沿线，匈奴都愿意成为汉朝的“藩屏”。呼韩邪单于将部众迁徙到阴山，依靠汉朝的力量控制蒙古高原与匈奴各部。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汉朝与匈奴之间恢复和亲。在包头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当有“单于和亲”的汉文字样，可见“汉匈一家”的局面已经为汉、匈双方所认同。汉武帝时代所致力的大一统，到汉宣帝时得以实现，完成了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合一。中华文明得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这也成为西汉后期儒家追求改制，实现太平世的重要社会历史基础。经过汉朝几代皇帝的持续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构想得以实现。
在两汉之际的战乱中，割据长城沿线边郡的卢芳结匈奴为援，对抗刘秀。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南方八部拥护日逐王为单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单于入居云中，后转迁到美稷，分其部众于东汉边郡，助东汉守边。
因为游牧社会有对农业社会的需求依赖，为避免北匈奴的劫掠，东汉与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无。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南面的南匈奴的联合攻击，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命汉军四路出击，逐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扬汉军功业。此役，北匈奴二十多万人降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出居延，将北匈奴单于包围在金微山，北匈奴战败后被迫向西迁徙。对于汉朝来讲，“汉匈一家”的形式得以重现。在东汉各种礼仪活动中，南单于都扮演着重要的礼仪角色，以此表现“不外夷狄”的大一统的实现。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么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战争隐含着更高一层的统一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秦朝之时，农业社会强大，将农牧分界线往北推移。汉初匈奴强盛，又恢复此前的农牧分界线。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反映了双方实力的角逐与矛盾的激化。边疆的冲突对于南北政权而言，都会引发内部的统治危机，所以，汉武帝说：“四夷侵陵中国，……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如果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在汉、唐、元、清等王朝而言是以完成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大一统来完成。在农业社会的政权力量衰微的时代，则是北族政权通过直接占领宜农宜牧区、并强迫南方政权以岁贡、开榷场等方式建构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和平关系。比如辽与五代、北宋的关系即是如此情况。
虽然中国历史从政权的角度看，历史的主轴之一是南方农耕区政权与北方游牧区政权的对抗，但是从中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则是同时包含着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以及双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即使是政权之间的对抗，也是从属于文明体内部的矛盾。矛盾双方常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柔然与北魏，吐蕃、回纥与唐朝，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皆是这种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它是首次为刚刚形成的统一的农业社会与统一的游牧社会提供了开创性的相处模式。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由对抗而协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统，几乎涵盖了后世历史上的各种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不将游牧社会纳入到中华文明之中，中华文明体就会永远局限在狭小的农耕区，就如同历史上消失了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生命力不会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中华文明也就无法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以主体的方式独立自存。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正处于汉与匈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司马迁自己还因为同情李陵投降匈奴而遭受宫刑，但是对于匈奴这样一个当时的大敌，司马迁还是从族源的角度予以认同。司马迁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后来汉匈合为一家的重要观念基础。“汉匈一家”成为中国古代王朝自我实现的最高形式，后来唐太宗“天可汗”的称号也正反映了王朝的这一自我实现形式。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主编：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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