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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人是谁?除了杨昌济,还有谁呢

毫无疑问,在党的革命历史中,毛泽东是无可置疑的革命领袖。但在党创立之初,他还只是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热血青年,成为革命领袖的道路不仅曲折,而且坎坷。

那么在毛泽东崭露锋芒的时候,是谁最早预见到毛泽东能成为领袖呢?那些能够一眼看出毛泽东领袖气质的人们,又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在识人方面独具慧眼,在历史发展中为毛泽东提供支持帮助的“伯乐”们的故事。

一、坚定初心

首先,毛泽东能够称为革命领袖,是因为他一直就怀有一颗救国救民的初心。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12月,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出身贫农,因祖父经营不善,原本的15亩地到了父亲手里,只剩下了六七亩薄田。毛顺生不得不出去当兵,求一份军饷养家还债。

多年之后,毛顺生退伍回家,用军饷还清了债务,开始经营一些小买卖,靠着勤劳吃苦、勤俭节约,逐渐买回了之前祖父卖掉的田地,家中耕地恢复到15亩。并通过继续奋斗,田产从15亩地再到22亩地,全家也从贫农迈入中农,最后达到富农的标准。

虽说父亲的勤劳致富事迹为毛泽东树立了一个努力奋斗的榜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件事触动了毛泽东幼小的心灵。毛顺生有一个堂弟叫毛菊生,生活比较贫穷,毛泽东的母亲非常同情他,经常接济,也带动毛泽东对这个堂叔比较关心。

毛菊生自己有7亩水田,这是他全家生计的唯一依靠,可毛顺生一直想要把这块地收入自己囊中。有一段时间毛菊生经济上十分困难,毛顺生就落井下石,乘机让表弟把这7亩水田卖给自己。

毛泽东母子两人得知此事后十分反对,认为不能趁人之危占了毛菊生的口粮田。但毛顺生却不以为意,说自己用钱买田、天经地义,是堂弟自己愿意卖的。

毛泽东虽然年龄小,却很懂道理,认为父亲这件事做得很不地道,在心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将毛菊生之子毛泽连接到北京,在两人谈话中,毛主席说到:

“旧社会的土地私有制,让人们眼中只看到利益,忘掉了情义。父亲(毛顺生)和二叔(毛菊生)是堂兄弟,但父亲眼中只顾自己发财,不顾亲人感情,买下你家的7亩田,我和母亲都劝不动他。”然后毛主席还说:“这件事让我想了很久,思考了很多。认清了人心的自私,感到要彻底改造这个旧社会,才能根绝这样的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开始将救国救民作为了自己的人生初心,就是这份初心激励他努力学习,不断进取,逐渐在求学路上接触到了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

二、逐渐启蒙

毛泽东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比较传统,在他八九岁的时候,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前后7年时间,他在家乡韶山先后就读于6所私塾,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启蒙教育。

1910年,在他16岁时,考入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小学教育。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春,毛泽东到省会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此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各地都比较流行,毛泽东也通过同盟会举办的《民立报》,进一步了解了孙中山革命思想。

经过长期的熏陶和感染,毛泽东还曾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同年10月,辛亥革命正式爆发,革命党人在武汉进行起义,南方各省纷纷响应。这股革命的热潮迅速感染了毛泽东,他也投笔从戎,加入了湖南新军。

但军旅生活与毛泽东想象的并不一样,经过长期以来的观察、思考,他感到无论是改良主义,还是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都不能将中国和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欺压中解决出来。于是他退出了新军,重新开始求学。

三、坚定理想

1913年春,他在长沙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分配到本科第八班。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

这个人就是杨昌济。杨昌济出生于1871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他一直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1898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他积极加入了谭嗣同等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一直在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1902年,他通过了赴日留学考试,取得了公费留学资格,次年到日本学习教育学。1908年学成之后,又在好友章士钊的推荐下,被调到英国继续留学,期间还曾到德国、瑞士游览考察。

1913年,杨昌济回国,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教伦理、心理、教育等学科。1914年之后,还兼任第一师范修身、教育两科教员,也就是这个时候,他见到了毛泽东。

从杨昌济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是怀有救国图强思想的一个人,而且曾在东洋、西方留学,对多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都进行过考察,所以具有不俗的眼光。而在接触毛泽东的初期,就有一件事令他给予了毛泽东高度评价。

1915年6月,当时的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秋季开始,每个学生需要交到10元学杂费。这项收费引起了第一师范学生的不满,有人指出这是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为讨好政府而主动建议的,于是学生们掀起了一场驱逐张干的学潮。

最初,学生们聚集起来印发了《驱张宣言》,想要通过舆论揭露张干的劣迹,从而搞垮他。但毛泽东认为没有击中要害,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关键所在:“想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不力的问题”。

他重新起草的《驱张宣言》,尖锐的指出张干逢迎上级、欺压师生,无情抨击张干办学存在办学不力、贻误青年的弊政,还组织同学们加班加点印制,四处散发。

同时还向省政府督学提出“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督学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马上撤换张干。张干得知此事后,羞愤交加,决定开除包括《驱张宣言》起草者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此时,杨昌济站了出来,联络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张干关于开除17名学生的决定,迫使张干收回了命令。

经此一事,毛泽东十分感谢杨昌济的仗义执言,而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才能也刮目相看,之后与毛泽东来往更加密切。

杨昌济支持新文化运动,积极在校内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学生积极学习新思潮,杨昌济还帮助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更加深入的学习讨论新思想。1917年,杨昌济还向《新青年》推荐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

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全家都迁居北京豆腐池胡同,这是毛泽东也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杨昌济写信告诉毛泽东一个重要消息,华法教育会正在筹办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

毛泽东、蔡和森发动新民学会会员,8月份,毛泽东等25人抵达北京。刚到北京,毛泽东就和蔡和森到豆腐池胡同拜会杨昌济,杨昌济挽留他们住在家中,不久还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工作人员。

后来毛泽东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距离杨家很近,经常来杨老师这里拜访。就在这时,毛泽东再次见到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两人经常一起研读进步书报,点评时事,探讨问题,不知不觉坠入爱河。虽然毛泽东比杨开慧大8岁,但杨昌济很尊重女儿的选择,也认为毛泽东必成大事,就同意两人恋爱了。

到了1919年12月,杨昌济因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住进了德国医院,毛泽东正好从湖南来到北京,立即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听着毛泽东谈五四精神、谈湖南局势、谈国家前途。

虽然杨昌济遭受病痛折磨,但内心十分高兴,强支病体,给他的好友,当时正担任教育部长的章士钊写了一份信,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称“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说如果你不想救国就算了。

但如果想救国就一定要重用这两个人,还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杨昌济病情越来越重,终于在1920年1月17日,与世长辞。

杨昌济从毛泽东驱逐张干一事中,看到了毛的能力才干,之后一路提携扶助,将毛泽东引荐到北大工作,是毛泽东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虽然他没有预见到毛泽东能够称为领袖,但他对毛的才能还是看的很准的,不仅将女儿托付给他,还积极章士钊等推荐,主动为毛泽东积累声望,实在是有知遇之恩。

四、党内领袖

之后,毛泽东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参加了党的一大,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国共合作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亲自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开始了书生造反的历程。之后率领红军上井冈山,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逐渐成长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领袖。

此时党的思想路线还比较重视理论,比较依靠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没有完全走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所以更能结合实际偏重实践的毛泽东,并没有在党内取得领袖地位。而此时,又有一个人看出了毛泽东的领袖气质,这就是陆定一。

陆定一,1906年6月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他比毛泽东年龄小、党龄小,但他有自己的特长,那就是善于思想宣传,曾在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宣传部长。

长征伊始,红军前景十分渺茫。陆定一也一直在思考,红军的未来在哪里。随着长征中,人员装备损失越来越大,陆定一和许多其他同志都一致认为,必须要换人领导,要扭转被动的局面。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积极说服周恩来和王稼祥,陆定一作为中央苏区的干部,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干是非常认可的,对于中央下一步的路线,也进行了深思熟虑,从内心里是十分支持由毛泽东再次领导中国革命的。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重新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红军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之后,在榜罗镇,陆定一所在的红章纵队召开了全支队连以上的干部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会议在早上5点召开,虽然很冷,但大家的内心十分火热。

陆定一用文字详细记录了会议的经过,尤其是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的讲话。陆定一满怀激情地写道: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跑了。这个时候,陆定一已经将毛泽东视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了。

之后,陆定一开始受到重用,接替邓小平担任了《红星报》主编,后来又担任总政宣传部部长,更加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宣传才干。红军要经过大凉山一带的彝族聚集区。由于地方军阀长期奉行对彝族进行欺负打压的态度,所以彝族对汉人一直比较仇视。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陆定一连夜起草了一份《布告诗》,用26句156字,简单明了地说明了红军与四川军阀的差别,宣扬了“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等民族政策,有效消除了彝族群众对红军的敌视态度,帮助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聚集区。

“红军万里长征”这个词,就是首次在陆定一编写的这份《布告诗》中出现的。此外他还将思想政治宣传和军事战术知识写成歌词,广为传唱,比如《长征歌》、《打骑兵歌》等,真正将长征变成了宣传机、播种机,全面宣扬了进步思想。

从陆定一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他能够预见毛泽东会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作为一名红军干部,能够直接深刻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卓识远见,充分认可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能力。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争出来的,而是真正干出来的。

五、诗词知己

随着历史的演进,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再无怀疑,但民国的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因为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欺骗宣传,对毛泽东仍是不够了解。

1945年,日本在中、美、苏夹击下不得不投降。这时候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还留在大后方保存实力,为了争取运送部队抢占地盘的时间,蒋介石就向党中央发出了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

蒋介石以己度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勇气来重庆谈判,但他没想到,毛泽东以非凡的勇气深入虎穴,亲自带领代表团来到重庆。

到重庆后,毛泽东一方面参加和谈,另一方面积极拜访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认真介绍我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意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元老、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

柳亚子,江苏吴江黎里镇人,出生于1887年,1903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担任过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是国民革命元老,但由于思想偏向左派,长期遭受国民党右派迫害,甚至曾被列入四一二政变的捕杀名单,差点被杀害。1941年,他因皖南事变深感气愤,与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电报斥责蒋介石破坏抗战,甚至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

1945年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他专门写诗相赠,称赞毛主席“弥天大勇”。毛主席还专程回信,对他的诗给予高度评价。9月6日,毛主席到重庆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

10月7日,毛主席又将《沁园春·雪》赠给他,他立即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这首词,引起巨大轰动,柳亚子直接称这首词是“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说苏东坡、辛弃疾都只能在后面干瞪眼,更不用说南唐、南宋这些词了。

其实柳亚子与毛主席的渊源,要从1926年说起,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他与毛泽东因此相识,在之后的岁月里因诗相交。

1929年,毛主席正在井冈山坚持武装斗争,柳亚子在上海写下了《存殁口号五首》,最后一句是“并世支那两列宁”,诗末直接将“两列宁”标注为“孙中山、毛润之”。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党的领袖,但柳亚子却将他与国父孙中山并列,并称为中国的列宁,不得不说柳亚子慧眼独具。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国民党员、民主人士的柳亚子,因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与毛主席相识,因共同爱好诗词与毛主席结缘,相处之中发现了毛主席的英明果断和旷世奇才。

党外人士对毛主席领袖潜质的认可,更能说明毛主席具有非凡的才华和独特的亲和力、感染力。

我们已经讲述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3人对毛主席领袖潜质的认可,其中,作为老师的杨昌济,见到的是学生时期的毛泽东,那时候毛主席已经有了一颗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初心。

作为红军干部的陆定一,见到的是遭受排挤打击之后,努力挽救中国革命,重回党内领导岗位的毛泽东,那时候毛主席不顾个人得失,一心为革命事业奉献忠诚。

作为革命元老、民主人士的柳亚子,见到的是曾经投身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孤身返险、一心为民参加何谈,胸怀宽广、才华惊人的毛泽东,展示出了毛主席胸怀大志、广交朋友、文采过人的特点。

三个人在不同时间,分别看到了毛主席不同方面的领袖特质,这也从多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当之不愧是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领袖,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面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大志、做大事的传奇经历,我们更应该珍惜当前的幸福生活,继承“为了人民”的奋斗新年,努力用自己的双手,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了个人生活的幸福,也为了中国明天更美好,做好自己、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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