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形态向封建制社会形态转变的更替期，三国的分裂割据、两晋时期民族融合的洪流、高门士族占据垄断地位；玄学和佛学形成与流行，与儒学的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魏晋时期极富变化、极具特色的社会与思想特色。
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规范和制度的应用都脱胎于其时代、也落脚于其时代，俘虏的处置也是如此。
魏晋是一个动态变化、承上启下的时代，是三国割据、长期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门阀士族鼎盛、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形势的复杂多样，对于俘虏的产生和处置产生了极大影响。
东汉桓灵以后，国力渐衰，朝廷公开卖官鬻爵，贪官横征暴敛；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政乱朝昏，酷吏当道；地方豪强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压榨农民的生存空间；兵役连年，天灾不断，人民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人民暴动频繁。
黄巾起义之后，东汉皇室统治力空前衰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影响越来越小，士族豪强、地方割据势力本就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又趁机招兵买马、发展壮大。
各地拥兵自重，军阀圈地屯兵，武装割据，造成了诸侯争霸、三国鼎立的局面。
对于争霸战争中产生的俘虏，有的为了震慑敌军、有的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恨而被处死；更多的会收归己用，把投降的将领拜官封侯、俘获的士兵择优收编、战败方治下百姓收编造册……
诸侯争霸和兼并时期，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为了利用和吸引更多人才，扩充己方势力，对于战争中俘获的、来降的将士，处置方式一般情况下比较宽松，待遇比较优厚，也多见有才能的俘虏在这样的争霸割据中效力多方势力。
陈琳为建安七子之一，素有才名。董卓之乱中避难到冀州，成为袁绍的文书，曾为袁绍写过讨伐曹操的檄文。
后邺城失守，曹军将陈琳俘获，陈琳归附曹操。曹操问他：“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连忙谢罪，曹操因爱惜他的才华没有追究其罪，并任命他为司空军师祭酒，掌管记室。
当时曹魏的许多军事檄文、国家文书都出自陈琳之手。吕布袭击刘备，夺取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刘备来投奔曹操。程昱认为刘备此人有称霸天下的雄才大略，并且颇受百姓爱戴，最终一定不会甘于人下，于是劝曹操早做打算，将他杀死。
但是曹操拒绝了，认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在吸引各路英雄人才之际，为了解决一个潜在的敌人而失去人心，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魏齐王嘉平元年（249）魏蜀争霸，蜀将姜维进犯陇右（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魏将郭淮距之。司马昭故布疑阵，姜维退守南郑（今陕西汉中），放弃救援别将句安，“安军绝援，帅众来降”句安率众降魏，被封为将军。
后魏国发动大军攻蜀，因有功被封为列侯。在这样的俘虏处置和用人政策下，才形成了“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的局面。
（二） 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晋初，匈奴、羯族、鲜卑、氐人、羌族等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于塞内，和汉人混居。
公元304年，南匈奴之裔刘渊建立“汉”，刘曜改国号为赵，这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中原式政权。
其他少数民族紧随其后成立各自的政权，共同构成了民族融合的繁荣期。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就是在这种聚居生活中相互交流产生的，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各民族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发生的战争来促进的。
民族政权间的战争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俘虏，这类俘虏数量和规模上占比大幅提升，待遇上也不同于本民族战争产生的俘虏，一是因夷夏之辩、“非我族类”之故，面对非本民族的俘虏更为警惕和严酷；二是少数民族民风彪悍、手段残酷，民族战争中俘获的俘虏待遇往往更为悲惨。
汉族政权对于在民族间战争中俘获的敌方将士，其处置方式也更加严苛。
晋泰始十年（274），凉州乞文泥帅兵侵犯金城（今江苏句容西北），“镇西将军、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
司马骏讨伐凉州兵，直接斩杀其将领。
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了各民族入塞和迁徙的大潮，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接触增多，出现了“汉化”的现象；北方地区胡人比例上升，使得北部的汉人受胡族影响有所“胡化”；
相应的，南部各蛮族的北上也使得南方地区出现了“蛮化”。这种双向的融合和变化就是川本芳昭提出的“中华化”。
胡化、蛮化、汉化的并行，使魏晋时期的夷夏观念更新了，更多的少数民族不再将自己看作“夷狄”，而是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将他们建立的政权看作是中原的正统王朝。
随着“中华化”的进程，民族融合程度的加深，俘虏处置过于严苛的情况有所改变，不同民族间战争中纳降封官、收编俘虏等对待俘虏相对温和的处置手段也随之增多。
西秦太初二年（389），乞伏乾归迁都到金城，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拥五千余落盘据在西秦边境上。乞伏乾归讨伐他们，二部全都投降。乾归由此名声大震四邻，“鲜卑豆留䩭、叱豆浑以及南丘鹿结并休官曷呼奴、卢水尉地跋并率众降于乾归，皆蜀其官爵。”
乞伏乾归将来降的其他民族各部暂任官职爵位。这并不是个例，不久之后，乾归讨伐叛变的越质诘归，诘归带领兵马投降，乾归接受他的投降，将宗女嫁给他为妻，并暂任他为立义将军。
乞伏乾归之子乞伏炽磐继位后，对于俘虏也颇为优待。炽磐命孔子讨伐吐谷浑部觅地，“觅地率众六千人降于炽磐，署为弱水护军。”
炽磐派左卫匹逵、建威梯君等讨伐羌人彭利和，大败彭利和，俘获了利和的妻子和儿女，把漒川（今甘肃临潭县西）的三千豪户迁徙到枹罕，其他三万多户羌人都像原来一样安居生活。可见，民族的融合对于俘虏处置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 士族制度的出现和形成
魏晋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门阀士族发展壮大，士族地主高踞统治阶级的上层，利用九品中正制把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三国时期豪强大族得到经济和兵力方面的发展；西晋时期门阀士族支持司马氏即位，政治话语权增强；东晋更是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然而，门阀士族的壮大不仅没有使权力互相制约，反而加速了统治者的败亡。
高门士族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关注家族利益甚于国家利益，统治日益腐朽；他们为了使富贵者常享富贵，荫蔽子孙，垄断了经济政治特权，使许多寒门士子仕途无望，激化了阶级矛盾。
除此之外，一部分门阀士族在生活上极为奢靡浪费，作风上荒唐颓废，思想上耽于清谈，鹜于虚声，在政治上不作为，以至于国难当头束手无策。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清明的政治环境，阶级内部内乱不休，阶级之间烽火四起，使得数以万计的俘虏产生于连年的战火之中。
魏晋时期是一个政治动荡和社会纷乱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儒、玄、佛交融、思想开放与包容的时期。在特殊的社会形势下，人们的政治选择和人生态度有所变化。
一部分士人对当时频繁的权力倾轧、黑暗的政治风气失望，借任情狂放来表达不满和躲避政治纠纷，在纵情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和人生的意义，从积极的入仕趋向转为逃避现实的消极政治趋向，以黄老无为之道为内容的玄学思潮发展壮大。
传统儒学的地位虽受到了挑战。但是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儒家思想自西汉以来，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已经近四百年，魏晋名士们的玄学思想也受到了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
何晏和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他们提倡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一些门阀士族也利用儒家的纲常礼教思想来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这实际上就是玄儒相互影响的体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始于魏晋，这一时期“夷夏之别”观念的弱化，与佛理观念的发展直接相关。
魏晋时期的玄、儒、释融合的过程中，萌生了一些朴素的人权理念，这些人权的因子在俘虏处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人权相关的理念古已有之，先秦时期的“仁政”论、“民生”论等思想中就已经包含着人权的因子，在魏晋时期，也不乏这种人权文化的基因。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等人到了当阳（今湖北荆门南），依附他的人已达十余万，粮草行李也有几千辆，一天只能行军十余里。刘备只好另外派遣关羽率领数百艘船去守卫江陵。
有的人建议刘备：现在虽说拥兵十万，但披坚执锐、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太少，一旦曹操大军追击而来，很难与之抗衡，大军应急速行军前往江陵。刘备拒绝了，他认为“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魏明帝景初年间，明帝大兴土木，农业不兴；随意动用刑罚，失信于民。王肃上疏，他提出“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
如果劳役人民，也应该明确下令，使服役者能按期返回，指出了与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性。他在此疏中阐释了他重视人民的思想。
这种以人为本、讲究道义、法律至上的作风，本质上是从巩固统治阶级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其观念与现代人权的重视人的平等和权利有着相通之处。
正因为魏晋时期这种朴素的人权因子的存在和发展，使得这一时期对待俘虏的态度和对俘虏的处置方式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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