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中说：“无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小平同志则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前者是典型的论心不论迹，后者则算是论迹不论心。那么两者孰优孰劣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的那些“坏心办好事”。
这应该是史上最典型的坏心办好事了。
韩桓王派郑国游说吕不韦修渠，本意是疲秦，居心险恶，通过修建一条10多年才能竣工的大渠，以达到掏空秦国，使其无暇东顾的目的。
却没想到，郑国就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工作起来十分忘我，这哥们居然忘了来秦的目的，正儿八经地开始为秦国造渠，不但未将其干成豆腐渣工程，还超额地完成了任务。
结果，这条渠灌溉了关中四万多顷的土地，惠及了关中数百万的百姓，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使关中一下子成了天下粮仓，天府之国。秦始皇高兴之下甚至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
郑国渠虽然拖住了秦国10年，却为后来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韩桓王也为自己毫无战略眼光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韩国是战国七雄中第一个被灭的。
李旦禅让也是一次典型的弄巧成拙。
唐睿宗李旦二次登基后，太平公主就逐渐由幕后走到台前，李旦为了酬其扶立之功，对这个原本就疼爱有加的妹妹更加放纵，不但特地下诏免她对自己和太子行礼，还事事征询她的意见，史载，每当宰相奏事，睿宗总是问：“与太平议否？”
由此，喜爱权势的太平公主就与英明果敢的李隆基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她先是打算利用李成器让其做不成太子，在李成器主动辞让后，又利用占卜星相之人，向李旦秘告：“彗星出现预示除旧布新，主皇太子登基。”
太平公主的本意是想，以帝位有变，离间李旦父子的关系，算盘打得不错，试想谁不贪恋权势呢？
却没想到生性怯懦的李旦竟然决定禅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这样既可以顺天应人，“传德避灾”，又可以不用夹在妹妹和儿子中间难做人。
这对早已厌倦了在妹妹和儿子中间“和稀泥”的睿宗来说是一举两得。
但对于太平公主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此番毒计不仅未能除掉李隆基，还让他提前登基做了皇帝，为后来轻易铲除自己，建立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中晚唐实际就是宦官时代，无论是肃宗时的李辅国，还是代宗时的鱼朝恩，都是权顷朝野，到了文宗时，宦官仇士良甚至能囚禁皇帝。
公元846年，年仅32岁的唐武宗李炎因为经常服用各种“灵丹妙药”，带着无限悔恨，病逝于宫中，宰相李德裕和掌握神策军的权宦马元贽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扶立皇帝”。
他们从皇子当中挑来挑去，最后看中了“皇太叔”李忱，理由是“择贤而立”，但所有人都清楚李忱“不慧”，而且这一“不慧”就是37年。
当然我们事后知道，李忱是为了保全自己一直在装傻，但马元贽和李德裕却不清楚，他们明显是认为李忱好控制，便于自己掌权才把他推上皇位的，可谓动机不纯。
但结果却是好的，李忱一登基就流放了李德裕，罢免了继之为相的马元贽同宗兄弟马植，蚕食了宦官的兵权，虽然马元贽后来依然荣耀无比，但仅存在于表面上，实际已经没有多少力量。
李忱在位十四年，创造了大唐最后一个治世——大中之治，他自己也被后人赞誉为“小太宗”。马元贽算是坏心办了好事。
缠足从南唐李煜开始就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不知荼毒了多少汉人妇女，但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它却逐渐减少甚至一度消失了。
而原因就在于清朝官方对缠足始终报以否定的态度，满清最早的禁缠足令，始于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严禁女子梳头、缠脚；崇德三年，又进一步约束女子缠足，甚至将其视为叛国行为——“是身在大清国而心仍在他国也”；顺治元年，孝庄太后更是诏谕：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顺治二年，又诏令“凡是时所生女子，严禁缠足”；顺治十七年，更是规定“若裹足，则砍足杀之”。
但究满清本意，并非是救万千汉人妇女于水火，而单纯的只是不想满人沾染汉俗，保持其凶悍之性，同时消除明人的文化符号（可悲的是，缠足被当时的明人视作“中国法”，是区别夷夏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避免重蹈金人的覆辙。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如《万历武功录》的作者，明代官员瞿九思就提出过缠足御虏的设想——“我当教以缠足，使效中土服妆，柳腰莲步，娇弱可怜之态。虏惑于美人，必失其凶悍之性。”
总的来说，废除缠足在清初和剃发易服一样，仅是一种意图泯灭中原文化的政治手段，在汉人民众看来绝对是不安好心，以至于民间居然因此出现了“男子易发、女子仍缠足”的“男降女不降”赞誉之声，使缠足禁令在康熙朝又逐渐放宽，但它却为后来围绕缠足的争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开了先河，也算是大功一件。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时他毕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之旅，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并未坚定与我国展开合作的决心。他担心有朝一日，我们这只东方睡狮一旦觉醒，会忘记他这个“老大哥”，会对苏联不利，此外，在旅顺港归还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中、苏两国也存在着诸多相左的见解。
因此，斯大林只命令当时主持外交事宜的莫洛托夫带着毛主席品尝美食，游山玩水，而对于事关经济援助的话题则一律不提。
毛主席心急如焚，但也无可奈何，总不能强逼着斯大林妥协吧？这不但不符合毛主席自强不息的性格，也有损于外交礼仪。
然而就在双方僵持住后，不安好心的英国人却送来了神助攻。
原来，眼见谈判事宜被一拖再拖，忧心国事的毛主席有一日便很不高兴地在电话中对莫洛托夫说：“你们除了让我在别墅里睡觉、吃饭，什么都不让做！”
主席这一番无意之言不胫而走，竟然传到了当时驻莫斯科的英国记者耳中。拿到“只言片语”的英国人当即大喜过望，无中生有的捏造了一篇“毛被斯大林软禁在莫斯科”的新闻，报道了出去，想要借此挑拨两国之间的友谊。
消息一出，全球哗然，一时间众多西方记者纷纷涌入莫斯科，询问斯大林是否确有其事。斯大林在得知英国记者无中生有后，也感到十分恼火，于是当即和毛主席公开会面，以澄清事实。
而我方外交团则趁热打铁，立即向斯大林等苏联高层商谈中苏合作一事。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斯大林立即爽快地答应了两国的谈判，不仅归还了我国的旅顺港，还同意给予多项工业援助，帮助我国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便是著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英国人真是坏心办了好事，当然我方借力打力的政治智慧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初平四年，曹操因为老爹被陶谦的部下杀人越货，因此自兖州南下，大举进攻徐州，由于陶谦举众坚守，曹操一时难以攻下郯城，便转军南下，然后，做出了整部中国史上最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罪行——
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后汉书·陶谦传》
一时间，徐州之地，尸如山积，泗水河床上堆满尸体，满地血腥。
然而这还不够，第二年，也就是兴平元年，曹操再次进攻徐州，击破陶谦军队。
就在曹操又要干出他去年所干的事时，张邈、陈宫联合吕布进入兖州，占据濮阳。曹操不得已主动从徐州撤退，从而解了徐州之难！
陈宫吕布都是不安好心，想据兖州自立，但对于徐州百姓来说却是好事一件。
以上就是历史上典型的坏心办好事，但更多的还是好心办坏事，比如宋人的揠苗助长，嘉靖的改稻为桑，汉文帝的废除肉刑，胡适本想营救陈延年却间接害死他等等。
两者究竟孰优孰劣？
小编以为，不论好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其实都带了自己的价值预设来看待“好”与“坏”，所以不管你是好意还是坏心，只要结果好那就是好事！这也是所谓的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刑法理论中的“论结果无价值立场”。
大家以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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