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曾国藩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可亲，倒是十足的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人生赢家”还是“封建祭品”？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尽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而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才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湘乡市涟滨书院，曾国藩曾于此就学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遍，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三不朽”的终极追求，便定海神针般把他牢牢锁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做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明哲保身做“今古完人”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问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
曾国藩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靖港古镇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太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一个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湘军火枪队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苏元春（1844年——1898年）传统清兵戎装，清末湘军名将，广西提督。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闿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的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其弟六两人参，却无一言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战战兢兢话“人生苦语”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曾国藩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曾国藩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涵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巨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曾国藩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它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
我曾看到一本“语录体”文字，它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有关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论述，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睛之笔。
君子还是“伪人”？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我想，他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扮演角色的无非是一具具被人牵线的玩偶，原是无需那么较真的。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生暗然退藏。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因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秦汉以来至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自以为才智高人万万，简直是不可一世;可等到他们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同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什么差异，难道这还不值得悲哀吗?
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的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总因“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他多有微辞，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而与他有“道义之交”的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至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需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全部的爱心，剩下的只有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付。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
他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过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对照这般般记述，再回过头来读一遍那堂而皇之的《爱民歌》，岂不恰成尖锐的讽刺!
湘军克复金陵
朋友看了这篇初稿，告诉我，他外祖父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它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赶忙跟他到家，对照片细细地端详一番: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他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种心事重重、渊深莫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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