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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厕鼠”到“仓鼠”,李斯实现了人生目标,却为何结局悲惨?

据说司马迁写《史记》用的是春秋笔法,即微言大义。看他写《李斯列传》,应就是用这种笔法了。但见他起笔即写道——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为一个人写传,一开头就写“鼠”,其实已隐含贬低之意。李斯因看到“厕中鼠”和“仓中鼠”的不同境遇而深受感触:人也如鼠,有没有出息,主要是看其所生存的环境。司马迁如此写法,应是隐示李斯其实是鼠辈,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如何让自己从“厕鼠”变为“仓鼠”。因而司马迁用冷竣的笔法,描写了李斯“文人无行,不择手段,追名逐利,最终一场空”的人生历程。

01 学成帝王术,事秦不事楚

不可否认,李斯是个聪明之辈,他很清楚应怎么做才能达成目标。因而他首先选择的是拜荀子为师,做个有知识有才能的文化人。司马迁说他“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而学成“帝王之术”的李斯,却不选择为自己所在的楚国效力,他在应为谁效力的问题上,可说看得很准,说明他的确是才识过人。司马迁这样写道:“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

李斯所选择的是当时的强秦,其选择无疑已隐示了他的为人:不先考虑为国效力,说明他不道义;只选强秦,说明他以强者为尊而不论是非,是趋炎附势之人。

02 行“贿赂和暗杀”之策,佐秦击破各诸侯

李斯到秦国后,所选择的切入点也很准,他先“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得吕不韦赏识后被“任以为郎”,后来他找机会接触到秦王后,终于游说秦王成功,“秦王拜斯为长史,听其计”。

然而,他给秦王出的计谋,不是贿赂,就是暗杀,手段很不光彩,根本不像个品行端正的文人所为。司马迁这样描述:“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因六国诸侯各怀鬼胎,互不信任,李斯的计谋得逞,各诸侯被秦各个击破,李斯可谓功不可没。此时司马迁所隐示的是:李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文人无行”初露端倪。

03 因妒忌,谗害韩非

李斯谗言害韩非之事,司马迁其实并未在《李斯列传》中直言,而是在《韩非列传》中说,隐言足够深。我们且来看看他如何通过“两传”隐笔刻画李斯“文人无行”的真实面目——

李斯因“击破诸侯”之功被提拔为客卿,但正官运亨通之时,秦国却出了“间谍”,秦王听从宗室大臣的规劝,对他国前来事秦者,下了逐客令。李斯作为他国人,也在被逐之列。为了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利益,李斯此时表现出了文人从所未有的才气和勇气,写下千古名篇《谏逐客疏》,反驳秦王的决定。这篇《谏逐客疏》写得气势磅礴,文采斐然。鲁迅曾因此称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他在《谏逐客疏》中这样规劝秦王:“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听从了他的劝谏,恢复了他的官职。然而,对秦王非常欣赏的韩非,他却不但劝秦王“逐客”,还进谗言害韩非入狱。这与他在《谏逐客疏》中劝谏秦王勿要“逐客以资敌国”的主张可谓背道而驰。

据《史记·韩非列传》记载,韩非讲话结巴,不善言,却善著书,与李斯同为荀子门生。在学问上,李斯也“自以为不如非”。韩非因屡谏韩王以强兵之策不被接纳,“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秦王读到《孤愤》、《五蠹》后对韩非非常赏识,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居然下令攻韩,只为迫使韩王交出韩非。然而对来秦的韩非,李斯非但不讲同门之谊,还向秦王进谗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更过份的是,当韩非入狱后,李斯仍不肯善罢甘休,还派人去毒害,竟“使人遗(送)非(韩非)药,使自杀。”

司马迁通过《韩非列传》里的隐笔,进一步刻画了李斯这个文人在名利场上已渐沦陷,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司马迁在此所隐示的,应是文人起妒忌心的祸害:有才无德的文人,会忌才害才。

04 为获宠邀功,进言焚书

秦灭六国后,已“官至廷尉”的李斯反对实行周朝的分封制,建议推行郡县制,秦始皇听从他的建议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制因比封建制更有利于稳定,因而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采用。客观地说,李斯在这方面算是居功甚伟。他也因此官升丞相。然而,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向秦王献媚的另一个建议,却令当时的无数文人丧命,大批文化遗产化为灰烬,可谓祸害甚烈,遗害无穷。

由于秦刚统一,人心未稳,人们各依所学而议论朝廷法令的现象较普遍。李斯因而向秦始皇进言:“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

秦始皇为“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听从了他的建议,实行了史上臭昭著的“焚书坑儒”。司马迁在此所隐示的是:奴颜媚骨的文人,一旦失去文人应有的品德和风骨,祸害是可怕的。

05 临危变节,致秦朝覆灭

踩着无数人命上位的李斯,后来官至丞相,位极人臣,可谓已达成他做“仓鼠”的人生目标;且他的后人“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一家几代全都成了秦朝的“仓鼠”,享尽富贵荣华。

此时的李斯却更眷恋权位,患得患失,当李由告归咸阳时,“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看到如此排场,李斯不禁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大意是说,今日富贵已极,但不知日后能否得善终?

在秦始皇死后,李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可谓达到了极点。始皇三十八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赢政出游至沙丘病重,“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但书信刚封好还未交与使者,赢政就断了气,书信及皇玺都留在赵高处。当时赢政的长子扶苏(也是李斯的女婿)与大将蒙恬在北疆屯边。非常了解李斯为人的赵高这样游说李斯:“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于是,李斯为保相位,临危变节,与赵高狼狈为奸,废扶苏而立胡亥,结果,扶苏赐死,蒙恬自杀。

然而胡亥即位后只宠信赵高,对赵高是言听计从,“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胡亥甚至尽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乘死于杜。”群臣人人自危。此时的李斯为了自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竟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他向胡亥进言:“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途),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结果采纳他建议的胡亥为“行督责之术”,竟“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致使“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刑者相半于道,死人日积于市”,民不聊生,陈胜、吴广等揭竿而起,天下大乱。最后,李斯仍被胡亥“腰斩于咸阳市,并夷其三族”。强秦也终在胡亥手中覆灭。

纵观李斯的一生,他跟随嬴政东征西讨,先后灭掉各诸侯,统一中国,应是战功卓著。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过多记载他的丰功伟绩,而是以“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写了他如何从“厕鼠”到“仓鼠”的人生历程,其中的隐喻令人深思。也许他所要隐示的是:一个文人,若有才无德,只会一步步沦陷,走向自毁之路,终将害人害己,祸国殃民。

其实李斯在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良莠不齐”,褒贬不一。一位明末清初的文人这样评论李斯的一生:“李斯尝为仓吏,见仓鼠而乐之。吾观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谋饱,终而啮人,秦之社遂以空。”窃以为,此评论点明了司马迁用春秋笔法写《李斯列传》的真正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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