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有点复杂。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文人，却没有文人相轻的毛病。比如他们文学主张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相知相惜。但政见不同，却让他们结怨，成了政敌。不过当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之际，王安石却又为他仗义执言，给皇帝上书为他开罪。因而两人可说是在文学上相惜，在政治上相斗，恩怨纠缠，最后又“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释前嫌。
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在京师逝世，已考中进士在京为官的苏轼挟父丧返蜀，三年丧期满始还朝。此时，新继位的宋神宗已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开始推行新法。苏轼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且公开反对。比如他曾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关于科举的变革。由于神宗皇帝一向非常赏识他，故很看重他的意见，专门接见他，让他发表不同看法，甚至鼓励他指出自己执政的过失：“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性格率真耿直的苏轼自然不会说那些官场上虚以委蛇的奉承话，他坦言：“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神宗当前执政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借机向神宗指出新法推行的弊端，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神宗听后，也感震惊，对苏轼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此次君臣对话，本不应外传，没想到却是苏轼自己跟同僚提起，最后传到了王安石耳中。身居宰相之位的王安石是理想主义者，推行新法本就是想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因苏轼对皇帝的一番“逆言”被耽搁，自然不爽，竟因此事给苏轼小鞋穿，把他下放地方做了个处理诸多繁杂事务的小官。此举显然是想让苏轼闭嘴，使他整日被事务缠身，没时间再对新法说三道四。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在官场不慎言，最易祸从口出。不过苏轼这种咎由自取的行为也可理解，“谏言”得皇帝重视、采纳，忍不住向人显摆一下，也是人之常情。看来如苏轼这样的大名人也不能免俗，显示心不小。
苏轼向皇帝进言揭新法之短，因皇帝本来就支持王安石变法，若不是苏轼自己外传，根本就没多少人知道，影响不大，因而王安石对苏轼这种唱反调的不识趣之举只是暗中恼怒，最多是给他穿穿小鞋，不会有更大动作。但苏轼的不识趣之举却越演越烈，以致触碰了王安石的底线。
有一次，苏轼因看不惯王安石以独断专行的作风推行新法，竟在考进士策问时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这种不满新法作派的含沙射影的考题，放在如此重要的科举考试中，自然会引起赴京赶考的全国学子的热议，其影响之广、之恶劣可想而知。因而王安石对苏轼此举可谓是悖然大怒，从此把他视为眼中钉，专门指派“御史谢景温”查找他的过失，想借题发挥，治他的罪。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若苏轼一直在王安石眼皮底下、在御史别有用心的考察中做官，被治罪肯定是迟早之事。苏轼显然也意识到了危险，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被迫自请外任，到杭州做“通判”。《宋史·苏轼传》这样记载：“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被皇帝赏识的苏轼之所以从此难安于朝，即因他已被当朝宰相王安石盯上，为自保他只能出此下策。他的仕途自然也从此变得曲折艰难。可能连苏轼自己也没想到，经常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竟成了他后来全部仕途生活的缩影。
苏轼自请外任地方官后，也并没有因此变得识趣，反对新法的态度始终没变。不过他执行新法时采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民有利的他就执行，不利于民的他就公开拒绝执行。据《宋史·苏轼传》记载：“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苏轼此举，百姓自然拍手称快，但对新法派而言，却视他为“大患”，想“除之而后快”。
在官场做官如此不识趣，若是一般人，恐怕早没活路。但苏轼才华横溢，极得皇帝赏识和百姓爱戴，哪怕新法派对他再咬牙切齿，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苏轼的笔实在太厉害，他不但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批评新法，还写了《戏子由》、《湖州谢上表》等文嘲讽那些靠投机新法起家的人。如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谁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此举实在有点失策，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打压苏轼，但他毕竟是君子，即使想搞苏轼，也要找合法的借口。而苏轼嘲讽那些投机家，毫不留情面，无疑是捅了马蜂窝，因这些人大多是眦牙必报的小人。结果可想而知，苏轼被这些人群起弹劾，在“乌台诗案”中被构陷入狱，差点被问斩。好在有众多有识之士多方营救，甚至连已退休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皇帝也因怜惜苏轼的才华，没有杀他，只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也由此开启了他漫长的贬官生涯。
客观地说，王安石的变法在某些方面的确起到了为民争利的作用，因而苏轼才“因法便民”，只执行对民有利的部分；当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当权后，他也反对尽废新法。
只因他认为变法之弊大于利，所以才极力反对。比如王安石重在“变革法制”，而他则强调“改革吏治”。他说：“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他在《再上皇帝书》中更是直言不讳：“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
可见，他与王安石之争，无关个人恩怨，更非意气之争，而是理念之争，大势之争。所以，本为谦谦君子的他，才这样不识趣，不妥协，不惜与王安石为敌，不惜犯众怒。当王安石被罢相退居金陵后，已没必要再争的两大文豪自是惺惺相惜。1084年，苏轼在赴任汝州途中，专门前往金陵拜会王安石，他们一起游玩、喝酒、和诗，相处甚欢，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释前嫌。苏轼的这首《次荆公韵四绝》之三，便是当时唱和的佳作——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