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8

1978年,那年我14岁，正好初中毕业。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我出生在四川一户普通的农家里，而不幸又生为女儿身，好在我的父母并不怎么重男轻女，父亲在旧社会还上过两年私塾，知道那个“不读诗书子孙愚”的古训。所以，我和我姐姐虽是女娃子，他还是很开明地送我们进了学校，他的观点是，只要我们有读书的天赋，能读到什么时候，他都会供我们到什么时候，并不因为女生外像，将来终究会成为别人家的人，而觉得此“投资”会血本无归。那知我们生不逢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上面的哥哥姐姐，虽然成绩都很优异，他们也都有读书的天赋，可那个时候，升学不看成绩，只看出生的成份和政审合不合格，只要这两样过关了，那怕你是“白卷英雄”也照样能上高中、大学。我的父母都是老实耿直的农民，有时还有点不识实务，反正从我懂事之日起，我就知道我们家和当时权倾一方的土皇帝——大队支部书记家不对劲。我的父母看不惯他一惯在老百性面前作威作福的蛮横样子，耿直憨厚的父母在他面前总是不卑不亢，而且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有时还要卖弄点他的“学问”，常常将斗大的字不识一框的支部书记弄得下不了台，所以他对我那不会转弯的父母非常嫉恨，更恨我父亲的“学问”了，他发誓说：决不能再让我们家的后代读的书超过他们家的后代！他是“土皇帝”，正好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就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或者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说成绩优异的哥哥和姐姐，只专不红，是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典型，还说我们家成分较高，是上中农，正审不合格等等，就让我哥和我姐，失去了升学的机会。所以我哥我姐最高学业都只读到初中。我小小的年纪那时就晓得我也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书念得再好也没用，说不定也要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典型呢？所以小时候我很贪玩，读书也就是到学校里去把人混大一点，免得不上学就要去参加生产劳动。混到1975年，我都初一了，还懵然不晓事，更不爱学习，一天只知道玩，上课就盼下课，下课铃声一响，就以百米冲剌的速度往外冲，而该上课了，常常还在外面玩得忘乎所以，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敷衍了事。我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经常骂我，“你这个人硬是懒得烧蛇吃”。我无所谓，反正书读得再好，也没有升学的机会，那个可恶的支书是绝对不会推荐我去上高中的，哥哥和姐姐就是榜样，今后还是得回家去“背太阳过山” ，更让我心灰意懒的是，那个支书的女儿还和我一个班，大家都在背地里叫她“瘟得痛”，成绩怎么样可想而知了。可她却常常扬言说：她今后是要上高中和大学的，最不济也能进城去当工人。当时上高中的名额有限，我就是每次考第一，也敌不过她老子的权势，唉，还不如趁现在玩个够。所以初一快念完了，我什么也没学到，倒是迷上了看小说，很多时候上课都躲到后排去看小说，常常看得出神，为这我被多个任课老师逮个正着，小说也被收缴过好几本。到了该上初二了，我还是依然故我，记得是1976年的9月份吧，初二的上学期刚开始不久，我头上不知怎么的就长了一个小小脓包疮出来，谁知就是这个小小的脓包疮彻彻底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女娃儿来说，头上长了一个脓包疮，那是非常难为情的事，会被那些调皮的男生说成是癞子的。所以我就“讳疾忌医”。那知到了“头顶流脓 ”的严重程度。疼痛和难闻的气味再也瞒不住人了，父亲大惊失色，要知道那脓包可是长在脑袋上的，开不得半点玩笑。所以他当即就不管我的“忌讳”，把我带到了公社卫生院，不由分说，把我的一头“焦黄”的秀发剃过精光，让医生给我敷上药，然后不顾我的啼哭，让我顶着这样一个脑袋去上学。我知道学校里那些捉狹鬼，我这个样子，还不知要被他们讥笑成什么样子，这次不管父亲的“威逼利诱”，我死也不肯去上学了，反正就是读到初中毕了业也没用。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到学校去给我办了休学手续。我就在家躲了一年，直到满头“秀发 ”再长了出来，又在父亲的“威逼利诱”下我才肯去上学。那知我因祸得福，这样等到我初中毕业就到了1978年。

1978年正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7年，虽说也已恢复了高考，但那时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首先参加高考的人还是得经过学校和大队或公社推荐，被推荐到了的人，才有资格进考场。初中毕业升高中也是如此，我就亲眼目睹过77年初中毕业的堂姐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她们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可硬是因为没有被推荐到，结果连考场都没有进，就回家“背太阳过山”了。家里因为是女娃，父母再也没有意思送她们去复读，然后终生成为一个光荣的“农村劳动妇女”。而1978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取消了推荐的规定，国家“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有本事，人人都可以去参加中考和高考。这个政策多么振奋人心呀，而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是感到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我是何其幸运呀！我终于可以摆脱我哥哥姐姐的命运了，只要我努力，我就能考上高中、大学！担忧的是：形势一派大好，形势又是如此逼人。因为那时我的小脑袋里充满了“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我哪里好好读过书，我落下的功课太多了，现在离中考只有两个多月了，才开始用功，还来得及吗？看来我还是得承接哥哥姐姐的命运，最高学业也就个初中毕业。因为我要是初中毕业没考上，由于家里经济困难，就是父母愿意，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去复读。我后悔莫及。记得那天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全家人正兴高采烈在家里等着我，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你这女娃子这回是真的赶上好时机了，凭你那聪明劲，一定会考上高中的，我们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一定要争这口气哟，”。我默不作声，或者是我羞愧难言吧，他们还不知道我在学校里是怎么“学习”的呢。父亲见我不作声，又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强的娃儿，你一直对支书的女儿不服，以前是没机会，现在好了，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看是我女儿上大学还是他女儿能上大学！”我不敢扫他们的兴，更不敢辜负他们的殷切希望。是的，我很好强，这时那股执拗劲儿又上来了，所以一咬牙，就硬着头皮应了下来——“一定”考上高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只有14岁的我，就是憋了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在离中考的最后两个月时间里，我“埋头苦读”，就差点没“头悬梁，锥剌股”了，硬是把落下的功课补上了，等到中考结果一出来，让所有的老师都大吃一惊：想不到一向“懒得烧蛇吃的我”的我考了个全公社第一。而支书的女儿却考得一塌糊涂。可尽管我考了第一名，也差一点名落孙山。

那时尽管已粉碎“四人帮”两年了，但在我们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四人帮”的余毒还没有完全肃清，支书还是一方土皇帝，他的权势还是很大，有些事情他仍然可以只手遮天。我记得我的高中录取的通知发到了公社，然后又转到了大队上，最后自然就落在了他的手里，他把通知书压着迟迟不给我，先想偷天换日，然而因我考了全公社第一名，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一时还“声名大躁”，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让他的女儿取而代之。就又百般阻挠，企图故伎重施，上串下跳，说我成份不好，政审不合格。然而改革开放的春天已真正来临，历史的车轮正正滚滚向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最后在区中学校长的亲自过问下，我才冲破重重阻力，如愿以偿地读上了高中，在支书面前，我感到是那么的扬眉吐气和风光，父母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在那以后，我懂得了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后来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状元”。

我的哥姐姐就没有我那么幸运了，没能赶上好政策，永远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3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当年的一切记忆犹新，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我很幸运。感谢父亲当年的“英明果断”——剃光了我的头发；更要感谢党的政策变得那么及时，正好是我初中毕业的1978年，否则，我肯定没有上高中的机会，就没有我后来上大学的机会，那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直到现在，我回到我的家乡，乡亲们都还会戏谑地说：全靠你那年头上的“癞子”长得好，要不然你也赶不上1978年的好政策。用乡亲们的话说：那一年就是决定我今后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是吃红苕还是吃白米饭的一年。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是许多农村人梦寐以求的事。我的1978年，我的幸运年，我终身难忘的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