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档案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作者：陈子丹

　　摘要：关于口述档案及其相关概念的认识问题，目前仍存在诸多争议甚至误解。因此有必要加强口述史和口述档案学科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高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规范术语的自觉性。

　　关键词：口述档案 相关概念 辨析

　　近20 年来，“口述档案”作为档案和档案工作领域的一个新兴事物，日益受到档案界的普遍关注。但与此同时，对口述档案及其相关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也出现诸多歧义甚至误解，使人产生错乱感。因此有必要明晰地加以阐释和辨析，以促进口述史和口述档案研究的发展。

　　一、多学科介入引起的概念纷争

　　在文学、史学、社会学、档案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对口述档案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如文学界一般称为“访谈录”，史学界称之为“口述史”或“口述史料”，档案界则称为“口述档案”或“口述历史档案”。1988 年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塞内加尔的萨利乌·姆贝伊在题为“口述档案”的报告中专门提到了“口述档案”概念的不确定性，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口述档案具有口头和书面文字的两重性”，并指出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 10 种术语，即“口述档案、口头语档案、口头语活档案、口述史、活历史、口头传说、口述文献、口述资料、口头证据、各族民间故事”。从国内外来看，关于口述档案与音像资料、口述(历史)档案与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口述史与回忆(访谈)录、口述史与田野调查、口述访谈与新闻采访等概念的界定仍存在着诸多争议。口述档案概念的不确定、不规范，使多学科的介入研究缺乏共同的话语基础，不利于跨学科、跨地区、跨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同时，多学科的介入研究也会产生门户偏见，从而加剧学科术语理解上的分歧，造成学术研究中术语使用上的混乱。

　　二、口述档案与音像资料

　　从国外学者对口述档案的定义来看，有人认为：“口述史的调查结果和口头传说的汇集共同组成了口述档案。但口述档案远不止于此，它还包括演讲、讲座录音、辩论、圆桌会议录音、广播电视、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的通信和指示，以及合唱或独唱的录音等”。[1]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口述档案的范围无限扩大了，使它与音像资料混在一起，不好区分，因此并不可取。美国的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不包括无特殊目的的随意录音，例如尼克松总统的白宫窃听录音;也不涵盖演讲录音、秘密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日记，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2]他把几种常见的录音排除在口述档案之外，并认为口述历史的录音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特殊目的而不是随意进行的，二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双方是互动合作的而不是单向的，这一观点与上述说法正好相反。我国史学者将采访者与受访者“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或将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视为口述档案，应当说还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不应该把访谈录音排除在外。

　　三、口述历史档案与口述历史

　　由于受口述史的影响，加上我国口述历史档案工作才开始起步，理论研究还远远滞后于实际操作，口述历史档案与口述历史常常混为一谈，两者之间的差别没有得到严格区分。实际上，从两者形成的阶段上看，口述历史档案与口述历史是口述史研究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口述访谈阶段形成的是口述历史档案，口述历史阶段形成的是口述历史著作。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历史档案主要是指口述史学中的口述史料部分，也就是在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其表现形式是访谈中的录音、录像及文字记录。[3]从两者形成的顺序来看，口述历史档案在前，口述历史在后。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过程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前期准备阶段，其目的在于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充分可靠的依据。

　　四、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

　　国内外对“口述历史”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二是视口述历史为在口述史料基础上提升到研究层面的成果。关于口述历史是否等同于口述史料，多数学者持否定意见，并主张严格将两者区分开来。有人指出：“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种方式”。[4]凡是根据个人亲历亲见亲闻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调查报告、回忆录、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仅限于提供各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侧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某人生平或某一重大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5]

　　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自己以口述的方式写下的文字性记录，以及他人为当事人的口述所作的记录。如果是他人所记，不应该是进行过大改动、加工处理的材料，而应尽量保持口述内容的原生态。若是经过执笔者进行了从语言形式到文字内容的过多加工和研究性的再创作，就成了包含“口述史料”在内而又有别于单纯口述史料的口述历史“著述”，这样的“著述”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研究成果。[6]

　　由此可见，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而这种加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文献资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史料进行鉴别和选择。因此访问者要把访问资料与同期的其他历史素材进行比较分析，相互印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大限度地保存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口述史料。

　　五、口述史与回忆录、访谈录

　　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而不是“亲历者口述的历史”，按照这种理解，当事人无需别人代劳而自己用笔写下来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也算“口述史”。因此可以将回忆录、访谈录及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都纳入“口述史”的范围。通过录音访谈将口述历史记录整理成为著作，属于口述历史范围，是口述历史的主要方式，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将作者自己书写的“笔述”也纳入“口述史”，容易混淆“口述历史”的性质，无疑扩大了口述历史的范围。因为访谈录是对受访者采访的一种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是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受访者经历的历史进行采访，也可以是围绕某个现实问题、社会热点对受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性的揭示。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记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7]

　　六、口述史与田野调查

　　口述史与田野调查是当今中国史学的两大趋势。一方面，田野调查作为口述历史的重要研究方法，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获得文献资料以外的许多活见证(口述回忆)，而且通过实地考察访问，使本来属于过去的历史，生动地再现在人们面前，增添了鲜活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在田野调查中，口述史也得以广泛地应用。如在羌族释比文化的实地调查中就采用了口述历史资料的记录整理方法：对当地的 10 位释比进行了访谈，录制了约50小时的录音并刻录成光盘，整理出近40万字的文本。[8]由此可见，口述史的方法也是田野调查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之一。

　　七、口述访谈与新闻采访

　　有人认为，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记者采访相似，也是对个人进行采访，然后把采访所得的材料进行整理。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唐纳德·里奇明确指出，新闻记者做专题采访通常具有特定目的，他们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引导双方的谈话，更没有耐心聆听长篇大论。有时他们也采用录音、摄像采访，但是在文章刊发或是播放完毕后，他们从不长期保留原始的笔录和录音带、录像带。因此，访谈要成为口述历史，必须是经过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机构，或者经过几乎是逐字逐句复制的方式出版。[9]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够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够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因此，将口述史访谈视为新闻记者的采访或新闻专题片的拍摄，是低估了口述历史的难度，降低了口述历史的严肃性，容易引导口述历史误入歧途。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独立于学科之林，必须拥有准确、完整、规范的概念体系“，口述档案”和“口述史”也不例外。针对目前口述档案及其相关概念还存在着认识模糊、界定不清、使用混乱的现象，有必要加强学科术语研究，普及标准的学科术语，提高人们使用规范术语的自觉性。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及其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0XJA87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塞内加尔]萨利乌·姆贝伊.口述档案[A].国家档案局外事处.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C].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68.

　　[2][9][美]唐纳德·里奇.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3]潘玉民.认识与行动：再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1)：102—103.

　　[4]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A].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0.

　　[5][6]左王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06(5)：5.

　　[7]梁景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A]. 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1.

　　[8]阮宝娣，祁庆富.关于羌族释比文化实地调查的收获和体会[EB/ OL].[2012- 03- 10].qiangzu.com/ con-tent/ 20120310_2274.html

　　作者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云南档案》2012年第07期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