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ffrey Prager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原本于 2003年发表于美国《人权杂志》
主译：钱捷
qianjie@fudan.edu.cn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研究所博士生
合译：朱培涛
pzhu01@syr.edu
美国雪城大学临床心理咨询与教育系博士生
译者注：译者得到原作者 Jeffrey Prager教授的授权。两位在UCLA社会学系访学的中国学者（LiangHu, Shuli Zheng）亦对本译文有不可或缺的贡献。译者的研究方向是性别创伤的跨学科理论研究及相关主题的心理咨询临床实践。
【摘要】 本文尝试以社会学与精神分析的双重视角，探讨创伤性经历在代际间的传递以及 父母的创伤对子女人格特点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曼海姆有关“ 世代变迁 的社会学观 点，呈现文化经由世代间的冲突所展现的创造力及变化过程。同时介绍精神分析所强 调的观点，即令一代人痛苦的创伤会通过心理途径传递到下一代身上，以限制世代间 冲突。接着，本文以斯皮格曼的漫画作品为例，讨论创伤性经历如何试图摧毁时间感，致使创伤幸存者的孩子创伤性地认同父母的创伤。此外，通过对欧洲大屠杀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幸存者的研究，讨论世代的变迁如何相互影响。最后，本文结合精神分析家亚伯拉罕和特勒克的研究观点，阐述“ 不断地记起与回忆”是克服创伤性传递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创伤经历、代际传递、认同、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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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身份
“ 毫无疑问，当他们在记录对父子关系造成困扰的那些麻烦时，希腊神话的创作者与现代精神分析家们触及到了一个永恒真理。” 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1978: 11）写道。
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研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期间对有关俄狄浦斯紧张关系的论述。
休斯克分析了在 20世纪初的奥地利，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争斗是如何影响政治与文化生活的。
他记录了发生在世纪之交奥地利高雅文化中的重要创新——包括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冲突的发现并将之置于所有社会存在的中心——证明了在这些新的文化表达形式中所呈现的主题揭示了一种巨大的断裂，并指出这种断裂在 19世纪后期的维也纳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休斯克对这些文化材料的深刻解读也记录了年轻一代对一整套信念与承诺的令人错愕的拒绝以及另一种截然相反而且对立的替代性主张，表达了年轻人对他们父辈世界的自觉拒斥。
在这一论点中，休斯克巧妙地将文化变迁与世代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在政治社会发展与集体身份认同之间来回品味。
休斯克向我们展示了心理体验与将其创造出来的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启发我们从一个特定视角来考察创伤的影响。
一代人饱受人为制造的创伤——比如战争、大屠杀、胁迫移民、种族冲突、奴役，等等——这些痛苦经历是如何影响他们与孩子，即下一代的关系的呢？又该如何评估这些创伤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冲击？向下一代人传递的创伤性经历以及父母本人的创伤，是如何影响他们孩子这代人的身份认同呢？
研究这些主题需要跨越传统学科之间的边界。我们将采用一种精神分析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话语方式。
接下来，通过这两个视角在这个问题上的“ 互补性表达” （Smelser，Wallerstein，1969），我们来思考这些代际创伤经验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研究各种各样的集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学问题，世代集体和身份认同问题与理解创伤的跨世代延续相关。
事实上，近年来，社会学家已经将人性弱点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尽管其常被忽略( Turner1998, 001) 。
有观点认为一些社会问题的本质具有普世性，比如人类的脆弱性。这就要求社会学以一种有关人类本性的人类学眼光作为考察起点。
人类脆弱性是所有人的一种天然特征，以此作为开端，社会学去探求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以不同方式来保护人类的弱点。
现在，有了对人类以及各种物种的天性的概念，社会学借此逐步成为一种有关人类对于天生脆弱性的反应的研究与评估，不受时空的约束。这种天生脆弱性包括“ 衰老、残疾和依赖”( Tur ner ，2001: 28) 。
它搜寻的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对于人类特殊应对方式的推动力（以及阻抗），比如在人遭受各种威胁之后作为响应出现的人权保护。通过这样一种新颖的研究路径，将对人类的孱弱与创伤持续的社会后果的研究汇集到一起。
最近，公共领域有关记忆、和解与修复的主题大有兴盛之态，贯穿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情境下出现——比如跨越不同法律文化的人权法案机构的发展，正是一种显著的机构性回应，其目的是在先前创伤性的历史扰动中找到人类困境的终结之道。
然而，即便是关于脆弱性，无论是在描绘个人的内在体验方面，还是在社会定位如何塑形自我与自我体验方面，社会学都保持了明显的沉默。
在创伤性破坏对那些遭遇伤害的个体有何经验性意义方面，社会学也未提供多少理解的方法。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家潜在地描述了假成年期或假自体问题( Winnicott , 1960) ，比如对伤害的防御性保护，但很少提及可以促进个人经验的外部社会条件。
人为制造的创伤不仅是指那些因为受到损害而失去欢乐与自发性能力、与他者互动困难以及其世界经验中个体如何被限制和压抑。它还涉及整个一代人的体验，即个体集体性地分享一种相似的心理。
创伤意味着在发展进程中的时间的扭曲(Caruth，1996) 。社会学从集体的/ 制度的面向，精神分析从体验的面向，共同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
下文将运用这两个视角，探索孩子通过幻想来复制父母创伤性的真实生活的过程。在这种社会情境中，孩子在心理上更认同父母的痛苦过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分离的、独特的现在。
简言之，所失去的，是将孩子的经验与父母经验区分开来的身份；所产生的，是丧失的童年和迷失的世代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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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是研究世代方面重要的社会学家。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世代压力（generational strain），尤其在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将会是反常的，并且是缺失社会活力与创新基本源泉的社会。
在《世代的麻烦》（1928）一书中，曼海姆描述了一代人是如何占据一个特殊的社会位置，这个社会位置的定义与社会阶级相近，而这代人通过这一社会位置，其社会经历被折射并且产生意义。
然而，与社会阶级有所不同的是，一代人有其突出的特征，他们在时间上共同的一系列生活经历，导致他们分享一些共同的观点。
曼海姆对于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贡献是，他观察到，社会世界不仅仅是由空间坐标划分的，比如阶级地位或社会地位，还由时间坐标划分。
不同世代的出现确保了社会达成一种“ 分层的意识” ，作为一种框架来包容且约束每一个世代所可能采取的行为，但同时也推动或者促使某种行为、情感和想法的模式，即便这些模式可能对另一个世代的人而言是有挑战或冲突的。
先前的几代人，因其不同的经验世界，呈现出一种分离的取向，或者是生存感知的主体中心倾向。因此，每一代人倾向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模式，如曼海姆（1928：291）所言，即“ 一种历史性相关行为的个性类型。”
自然往往在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出现，想要捕捉的时候，它们又被虚伪给替代了，所以时间上的艺术家多是画静物，天性的美在他们眼中是十分可贵的。
世代的结群，除却差异性，不存在彼此间的相互孤立，在本质上天然相连。
首先，曼海姆强调天然存在于世代间的对话，通过各式社会制度，在互动中伺机影响和回应彼此，一方必然激荡另一方的意识。
倘若以师生关系来比喻世代之间的关系，曼海姆( 1928: 301)认为，学生和老师都不能各自面对所谓“ 普遍意识” 。
而是，两者在面对彼此时，作为各自独特的“ 生存取向主体中心” ，彼此挑战对方的特定的意识形式。
在讨论中，两者相互影响，“ 学生也在教老师。” 彼此都部分地在对方的参照下被界定与被表达。
随着时间的变迁，新一代人及其主体中心浮现，然而他们的自我界定无法脱离他们与先辈的关联。
曼海姆进一步将这些独特的取向描绘成为一种新的世代风格或一种新的世代实体形式 （entelechy） 。
通常，这种风格取向绝大部分由一种世代结群（generational grouping）所共享的早期印象形成，这些印象是“ 依赖他们所共同经历的伟大事件和那个年代所最普遍感受” ( Dilthey1924: 37, 引自 Schorske1978: 121) ， 以及塑造本质世界观的那些变迁，随后，这些印象被锻造成为一种天性的世界观。
例如，在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塑造了一代人，而二战塑造了其下一代人，越南战争塑造了第三代人。
事实上，有人也可能将 1960年代的反战政策理解为是对上一代人的挑战，那代人的世界观在二战期间形成，其显著动机由于政治上的“ 绥靖主义” 到 60年代已经大部分丧失。
而到了下一代，由于他们太年轻而无法内化认同上一代人的观点，反而信服“ makinglove，notwar （要做爱，不要作战）” 的新口号。
这一世代风格可以无意识地从一种按年龄分群的对自我直觉觉察中浮现，或者其自我意识更为突出，比如那种有组织的青年运动就是如此。
但是，曼海姆认为，一个实体形式，或者一种风格，根本上是关系式的，因为它将自己从那个时代中更广泛的社会风格中区分出来并界定身。
“ 这些实体，” 曼海姆 ( 1928: 315) 写到，“ 无法从自身被理解: 必须将他们放置在趋向实体形式的更宽的框架内被审视。”
总而言之，尽管是一种反映其自身独特的、与过去经历的相关联的特殊化表达，世代单元同时也必须在它们与整体的关系中被单独界定。
毋庸置疑，世代之间存在张力与压力，世代意味着压缩的、且随时间流淌的活过的生命；而某一世代的声音与更大的社会潮流之间也存在张力与压力。
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代人形成的各种单元之间也存在着共识。事实上，世代间的张力与压力——共识与差异的时性——是社会变革与创新的活力源泉，也是社会与其自我一种躁动而又健康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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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及其传递
那么，集体中的哪些特质会使得创伤持续呢？
当一代人的生命经历被一种不连续性主导，而这种不连续性如此富有戏剧性，如此深远，以至于淹没了其他所有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会如何改变呢？
下一代或下几代人需要界定与父母关系的同时，独特且创新性的界定他们自己，这样的能力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
此外，对一个团体、人民或国家的社会动力而言，创伤断裂的后果究竟有哪些？
一位欧洲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表达很好地概括了创伤对于一个集体造成的潜在的令人沮丧的冲击( Bar-On1989: 5) ：“ 希特勒死了。然而，如果我们将仇恨、猜疑、和痛苦，以及所有这么多年来暴露在我们眼前的非人性都内化的话，他仍有可能达到摧毁我们的目的……
我担心我们不能挣脱出来，因为我们缺乏曾经拥有的人性的能力——去希望、去信任、去爱。我们是否有智慧来阻止如此糟糕的结果发生呢？”
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论》（1939）中提到了这一集体性问题，他为创伤与其在个体性格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概念。
个性损形——他认为正是通过这一载体，创伤性经历将自己安置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或人民的正在进行着的历史之中。
弗洛伊德提出，在被作为普通自我机制和永久倾向的传递内容中，包含有压倒性的经历，因此创伤也就是这样被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身上的。以这种方式，创伤在时间长河中屹立不倒。
弗洛伊德假设，摩西实际上是一个埃及人，也是阿肯纳顿——将一神论引入埃及的法老——的跟随者。
之后，社会对法老和他的宗教正聋发聩的谴责影响了摩西的个性，弗洛伊德断言，这促成了他新的追随者——犹太人——对他的谋杀。
这也正是早先谋杀先父的令人痛苦的再现。创伤性内疚——被埋葬一时，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个性形成——在当下以对过去的无意识重演的方式呈现。
在世界大战逐步逼近、自己随时准备流亡的刺激下，弗洛伊德透过集体性创伤这一概念，企图理解反犹主义现象以及犹太人本身对反犹主义所负有的责任。
因为无论如何，在世代的繁衍中，集体性创伤并没有改变。令弗洛伊德震惊的是，纵然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场冲突的表达形式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德国的纳粹主义，但它的构造是时间冻结且重复性的。
创伤就像一个从未愈合的伤口，成功地将后继的世界变回它原先的模样，加固其重现远古的威力。它将经历从一代人成功传递到下一代，活在当下就如同活在过去。
结果是下一代被剥夺了属于他们的社会位置感以及创造性地将自己从前一世代独立界定出来的能力。
这里，我们看到弗洛伊德与曼海姆观点的交汇之处：当时间因压倒性地事件而变得扭曲时，原本由流逝的时光和不同的经历来划定的世代之间天然的距离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创伤剥夺了集体有关社会与文化更新的关键资源。
亚特．斯皮格曼（Ar tSpi egel man）是欧洲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他画了一部上下两卷的漫画书，题为《Maus，一个幸存者的故事》，揭示了创伤的这种摧毁时间的力量。
这两卷本的漫画书是对欧洲大屠杀之后延伸的影响进行治愈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这部书里，作者记载了他与父亲之间纠结的关系。他的父亲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生活过， 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和儿子都没能在集中营中存活，而他自己则幸存了下来，这段经历显而易见改变了他这个人。
斯皮格曼在书中说，他虽然出生于大屠杀时期之后，但却没能逃开由他父亲背负着的大屠杀现场。
的确，在这部漫画书的结尾，斯皮格曼描述了他垂死的父亲躺在病床上，说自己乞求不再想起过去：“ 我已厌倦了谈论这些，Richieu。”父亲说，“ 故事我已经讲够了。”
读者知道，Richieu并不是他眼前这个儿子的名字，而是他那个在集中营中不幸夭折的儿子的名字。
通过这辛酸的一幕，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他觉得父亲眼中的他，从来都是他死去哥哥的投影。也许，作者在整部作品的最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能从中看到创伤持续的生动一幕：对父亲而言，这种体验是如此具有压倒性，以至于他的新生命也无法逃脱过往的桎梏。
不过，这一幕还揭露了另一个事实：Maus这个主人公暴露了作者神经症性的特征，即他强迫性地去理解父亲经历，耗尽一生来写这部书：父亲把 Richieu投射在亚特．斯皮格曼身上，而亚特从未从这一投射中解脱出来，也从未从这段在他出世之前发生的创伤中解放出来。
他丧失了童年。这也让我们看到，整整一代人都笼罩在大屠杀巨大的阴影之下，集体性丧失了逃离的能力，即使跨越世代，似乎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
斯皮格曼的作品是一种对大屠杀历史的富有创意的刻画。更多研究者们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们广泛的采访和评估，在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记录。
研究表明（Bergmann&Jucovy1982, Herzog1982, Auerhahn and Laub1998, Felsen1998），幸存者的孩子们受到他们父母经历的影响，往往不能从家庭中完全分化出来，他们将自己视为父母的守护者 （而非父母是他们的守护者），也时常压抑自身独立自主的需求。
简单来说，他们的身份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例如，纳内特．奥威（Nanette Auerhahn） 和多丽．劳勃（DoriLaub）( 1998: 22)在整理了大量幸存者下一代的研究文献后提出，“ 我们发现心理性的创伤与几代人的记忆都紧紧交织在一起，所有知晓这段创伤的人都成为了这个秘密的守护者。我们还发现广泛性的创伤在时空中的存在是不定形的，无法通过具体的时间或者空间来描述，他们没有清晰的起始、中段和终止。它塑造了几代人的内心世界，也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规则，这种规则由父母传递给孩子，再由孩子进行内化。”
他们还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1998: 38）, 幸存者的孩子常常觉得，他们分离、分化和个体化的过程重新激活了他们父母经历的创伤，父母的这种反应，通过认同的防御机制，使得他们变成了当年迫害他们父母的那些人的同党。
孩子们觉得，他们自身的情感与需求就像是在伤害他们的父母一样。研究拉丁美洲南锥体独裁统治的学者通过研究“ 消失的一代” 的子女和孙辈，发现了一个相似的创伤代际传递过程：幸存者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们都经历着折磨，就好像那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罗伯特．派诺斯（Robert Pynoos）（1993，未发表）进行的一些临床和实验性研究都证实并具体说明了创伤代际传递的方式。
派诺斯在文中提到，弗洛伊德把创伤定义为一种外部与内部汇集和现实与直觉的交接。派诺斯认为，创伤性时刻会导致一些想法和行为，它们会不断地在脑中制造危险与无助的感觉，从而打乱了 “ 安全－风险－伤害－丧失－保护－干预” 的体系。
他说，创伤性的思考模式通常是体现为一种对未来、人际关系安全感、对他人信任感、对公正的社会契约和社会机构等各方面的灾难性预期。
这种灾难性预期则通过许多方式传递给下一代，如语言、过分焦虑的行为，以及回避性的行为（这些行为虽然回避了风险，但也错失了自我发展的良机）。
这些弥散的创伤性期待对孩子的影响因年龄各异，但是派诺斯发现：一个共同的后果是，孩子们很难自信地建立起一种独立、果敢的立场，很难在挑战面前保持安全感，或离开父母的保护伞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事实上，许多人，就像前文故事中提到孩子一样，呐喊着“ 再也不要重复” ，贡献自己的一生来保护父母，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命的最高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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