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死后为何秘不发丧
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自以为自己功高盖世，自古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于是自封为“始皇帝”，“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万世传之无穷，这只是秦始皇的一厢情愿，诚如世人所皆知，秦始皇手创的帝国，传到二世胡亥手中，就土崩瓦解，寿终正寝了。大秦帝国的轰然崩裂，除了秦始皇在世时穷奢极欲，赋敛无度，严刑酷法，滥杀无辜外，一个致命的危机在于，这位非常想长生不老的暴君暴崩后，尸骨尚热，就有人发动了一场夺权政变。这场政变的发动者究竟是何人呢？其过程是如何的呢？为什么这场政变决定了此后不久大秦帝国的灭亡呢？
本来，秦始皇是不想死的，到了晚年，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财力都放在求仙药，保长生上，他希望自己能超越自然规律，能够长生不老。但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秦始皇这样权力登峰造极、无所限制、随心所欲的人，也逃脱不了。
秦始皇人生的最后几年，各地老是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事。
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２１１年），从天下掉下一块大陨石，落在东郡地区，这块陨石上竟然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即秦始皇已死期不远，死后帝国将分崩离析。
也正是这年秋天，秦朝的使者从关东返回，夜行华阴平舒道时，遇见一个自称沧海君的人，手持曾被秦始皇投入洞庭湖中以镇恶浪的传国玉玺，将玉玺交给使者后，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说完就不见了。
使者将玉玺还给秦始皇后，将沧海君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秦始皇。秦始皇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道：“山里的鬼怪本来不过只能预知一年的事罢了。”
话虽然这样说，但秦始皇心里到底有些忌讳，于是命人占卜吉凶，得到了出游、迁徙吉利的卦辞。作为皇帝，他自然是不能搬家的，那么他就让人代他迁徙，于是他选了三万户人迁到黄河大拐弯处靠近匈奴的北河榆中。为慎重起见，始皇又于三十七年（前２１０年）十月癸丑出了咸阳，巡游天下，希望能趋吉避凶。
然而，这一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回来。
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的随行要员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宦官赵高、幼子胡亥、侍卫官荣毅等。
由于怕冷，他们选择了自南而北这样的一个行程，游云梦，过丹阳，上会稽，至琅邪，到之罘，一路行来，已是夏季。
当始皇一行沿着海边走到山东黄河岸边的一个渡口平原津的时候，秦始皇终于病倒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他仍不肯相信自己要死了，他派他最为信任的侍卫官荣毅外出，去名山大川为他祭祀祈祷。
秦始皇有子二十余人，长子扶苏，“刚毅武勇，信人而奋士”，“百姓闻之贤”，但是由于对父皇的梵书坑儒多有劝谏，秦始皇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都城，让他到上郡监督大将蒙恬筑长城。小儿子胡亥最得始皇喜爱，所以此次巡游也带在身边。正是胡亥的随行，为后面的政变埋下了危机。
胡亥曾跟中车府令赵高学习律令，能言善辩，故而深得始皇的欢心，但是说到继承皇位，却需另当别论。
由于胡亥当时年龄幼小，没有实际从政的经验，因此在始皇面前不过是一个会讨父亲欢心的黄口小儿而已。如果选他做太子，势必会给国家带来动荡，对此始皇自己是有亲身体验。他十三岁继位，因年幼而无法执掌大权，只好委国事于大臣，结果使吕不韦、嫪毐专权，险些酿成大祸。因此，以始皇之雄才大略，他是不会重蹈覆辙的。扶苏虽然有着不同的治国方略，不很理想，但已长大成人，由他接班最起码大权不会旁落。
作为胡亥的老师，中书令赵高不愿策立扶苏为太子，因为他与扶苏关系甚密的武将世家蒙氏与他有仇。原来，赵高曾犯重罪，被蒙氏家族中的蒙毅判以死刑，并取消了他的官籍，后来由于始皇爱惜他的才能，才得以赦免，并恢复了他的官爵。赵高也因此与蒙氏仇恨深种。如果扶苏被立为太子，那么蒙氏就要得势，而这是赵高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沙丘停留的时候，秦始皇终于觉得自己不行了，于是决定让长子扶苏接自己的班，临死前给扶苏写了诏书：“与丧，会咸阳而葬。”要扶苏上郡火速返回，在首都咸阳组织安排自己的葬礼。并用皇帝玉玺密封了诏书。
但是，诏书还没发出去，秦始皇到达沙丘这个地方时，就阖然长逝了。
后世往往为之扼腕叹息，说要是秦始皇的传位计划得以实现，让扶苏做皇帝就好了。扶苏智勇双全且不说，尤其值得欣赏的是他的仁爱之心，而后来始皇临终遗命传位于扶苏，很可能含有对自己暴政的修正意思。设若扶苏继位，秦的暴政肯定会得到修正，则秦朝不会那么快就灭亡。
但是，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不容后人进行美好的假设的。左丞相李斯因为始皇帝死于京城之外，担心诸公子及天下会发生变乱，于是决定秘不发丧。秦始皇的车队一如既往，继续前行。秦始皇的遗体被装载在可以密封车厢的辒輬车中，百官奏事，宦官奉食，亦一如既往。
当时正值盛夏，遗体发出恶臭，李斯、赵高等人在车队中加载一石鲍鱼，以掩其臭味。
秦始皇赐长子扶苏的诏书虽然已经封缄，却停置在主持机要办公事务的中车府令宦官赵高的手中。赵高的意图，是要让自己的学生胡亥继皇帝大位，于是他抓住时机，鼓动起其他如簧之舌，将他与蒙氏的私人之争演化为扶苏与胡亥的夺嫡之变，掀起了一场惊天大浪。
其实，胡亥起初并无夺皇位之心。就从始皇死后，赵高找他说想篡改立扶苏的诏书而立他为太子时的言行中可以看出来，如他先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知道他的臣下，贤明的父亲了解他的孩子。父亲去世了，只封长子而没封其他儿子，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接着又自己承认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有什么才能，依靠别人的力量勉强做了皇帝，这是无能。”
然而，赵高因深恐扶苏做皇帝后，蒙氏得势，而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因而早视胡亥为奇货，定要利用这孩子扭转乾坤，转危为安。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胡亥拉下水的！
赵高故意把夺位之事说得十分简单：“事情不是你说的这样。现在天下之大权就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李斯手中，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继而又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如何之大：“况且让别人做自己的臣下与自己做别人的臣下，驾驭别人与别人所驾驭，又岂可同日而语呀！”并鼓励胡亥要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顾忌小节而忘记了大事，日后必有祸害；犹豫不决，日后必会后悔；果敢地去做，就是鬼神也要回避，并且将来一定会取得成功。希望你能按我的话去做。”最后又不忘煽风点火：“时光啊时光，你短暂得竟让人来不及谋划！我就像带着干粮骑着快马朝前急走一样，唯恐耽误了大好时机！”
在赵高老师的威胁利诱下，涉世未深的胡亥终于打起了罪恶的政变夺权的主意。
赵高说服胡亥之后，自知以自己中车府令的身份和胡亥少子的地位是难以服众的，如果能得到位高权重、深孚众望的左丞相李斯的支持，则胜券在握了。
于是，赵高又去找李斯商议。这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李斯对始皇的忠诚是出了名的。嬴政有一统天下之志，他就竭尽全力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大功告成之后，嬴政想称帝，他就鼓动他做“泰皇”；嬴政想周游天下，他便主持修驰道，兴游观；嬴政想开拓疆域，他便支持北逐匈奴、南定百越的策略；有人攻击郡县制，他更是坚决予以反击。此人尤其有一个他人所不及的长处，那就是勇于揽过，当时但凡有美誉，他都推给嬴政；但凡有过错，他都揽到自己怀里。对他而言，别人如何评价都是小事，只要嬴政喜欢就行。从李斯的种种言行可以看出，他对秦始皇嬴政的忠诚简直到愚忠的地步。秦始皇待他也确实不薄，先是委之以客卿，并吞六国后即任命其为廷尉，并最终擢升其为位极人臣的左丞相。并且始皇还与其结为儿女亲家，李斯的儿子们都娶了始皇的女儿，女儿们则都嫁给了始皇的儿子。于此可见君臣二人相知之深，俨然千古知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李斯在始皇刚刚咽气的当儿，劝他背着始皇，篡改传位诏书，现实吗？
然而老谋深算的赵高显然是看透了李斯的弱点，他找到李斯，一席话下来就把李斯拉上了贼船。
赵高见到李斯就说：“皇帝去世，临死前赐给长子扶苏诏书，命他到咸阳参加丧礼，并立为继位人。诏书现在还没送出，如今皇帝去世，还没人知道这件事情。皇帝赐给长子的诏书和符玺都在胡亥处，因此立谁为太子只在于你我的口中罢了。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李斯见始皇刚刚去世，赵高就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当时便惊得心惊肉跳：“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这可不是作为臣子该议论的事！”
赵高却答非所问：“您自己衡量一下，和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和蒙恬相比，谁的功劳更高？和蒙恬相比，谁更深谋远虑而没有疏失？和蒙恬相比，谁更受天下百姓的爱戴？和蒙恬相比，谁与长子扶苏有故旧之谊且更受扶苏的信任？”
听赵高如此说，李斯不由叹息道：“这五个方面我都不如蒙恬啊，然而您为什么要如此苛求于斯呢？”
赵高回答道：“我原来不过是一个宦官的奴仆，后来有幸凭着熟悉狱法文书进入秦宫，负责管理宫廷之事二十余年，其间从没见过被秦王罢免的丞相、功臣们有封爵而又传给下一代的，最后都是以被杀而告终。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这是您所知道的。长子扶苏刚毅而且勇武，信任人而又善于激励人，即位后一定会用蒙恬为丞相，因此您最终不能怀揣通侯之印退职还乡，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我受皇帝之诏命教育胡亥，让他学习法事律令已有好几年了，还从没见过他有什么过失。此人慈善仁爱，诚实敦厚，轻视钱财，尊重贤士，心里聪明但言谈中却往往显得相当迟钝，竭尽礼节，敬重贤士，在始皇的儿子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他，可以立为继位人。您认真考虑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吧！”
赵高的一席话无疑说到了李斯的痛处：扶苏接班之日很可能就是他李斯政治生涯结束之时，说不准还会将始皇当政时造成的恶果推在自己身上，严惩自己以泄民愤。而若以胡亥为皇帝，情况就会大为不同。一者胡亥年纪幼小，容易掌控；再者胡亥本不该做皇帝，而自己推戴他为皇帝，则于胡亥即有拥立之大功，胡亥能不对自己感激有加？但这样做风险也极大，若夺位不成，自己就会被覆宗灭族死无葬身之地。
两相权衡，不免让李斯左右为难。再说始皇一向对自己恩宠有加，临终又委自己以顾命之任，而自己却在始皇刚一闭上眼便背着了他另搞一套，这未免也太势利了吧，世人知道了会怎样看？
李斯思来想去难下决断，于是对赵高说：“您还是去干您分内的事去吧！李斯我应该做的就是奉行皇帝的遗诏，听从上天的安排，有什么可考虑决定的呢？”
赵高听了不以为然地说：“看似平安却可能是危险的，看似危险又可能是平安的。在安危面前不早做决定，又怎能算是圣明的人呢？”
见赵高如此说，李斯便说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不安。他说：“想我李斯本是上蔡闾巷里的平民百姓，承蒙皇帝的提拔，让我担任了丞相，并封为通侯，子孙都得到尊贵的地位和优厚的俸禄。皇帝把国家安危存亡的重任交给我，我怎能辜负他的重托呢？”
对于李斯的这个心结，赵高以顺时而变加以开导，劝李斯不要拘泥固执：“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其善变而不循常规，服从变化顺从潮流，见到苗头就能推知根本，看见动向就能预知归宿。事实上，事物本来就是这样，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理呢！现在国家的权力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手中，我能猜出他的心思所想。再说从外部来制服内部才称为逆乱，从下面来制服上面才称为反叛。因此我们的行为既不是逆乱，也不是反叛，属于堂堂正正的正当行为，就如同秋霜一降花草便随之凋落，冰雪消融就万物更生一样，是世间必然的结果，您怎么连这些都没看到呢？”
然而，李斯仍是下不了决心。他说出了自己的第二个不安：他担心因此会招致天下大乱。因为历史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统治核心的不正常变动，往往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而潜在的意思则是这有可能使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他说：“我听说春秋时期晋国由于变易太子，结果导致三代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夺君位，兄长被杀死。商纣王杀死亲戚，不听臣下的劝谏，结果都城被夷为废墟，并危及社稷。这三件事都是由于违背天意，才落得宗庙无人祭祀。”
见李斯如此说，赵高以齐协力替他宽心说：“上下齐心协力，事业就可以长久；内外配合如一，就不会有什么差错。”进而又威胁说：“您若听从我的计谋，就能长保封侯且世世相传，并一定会有仙人王子乔、赤松子那样的寿命，孔丘、墨翟那样的才智。而如果舍弃这个机会，不听从我的意见，一定会祸及您的子孙，这足以令人寒心。善于为人处世的人是能够转祸为福的，您将如何处置当前的事呢。”
话说到这个地步，李斯若再不答应，显然会有血光之灾，于是李斯听后又是仰天长叹，又是泪流满面地折腾一番：“唉！偏偏遭逢这样的乱世，既然已不能以死尽忠，将向什么地方寄托我的命运呀！”
最后，李斯竟同意了赵高的罪恶谋划。
于是乎，下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赵高、李斯、胡亥勾结一起，阴谋毁掉秦始皇所赐扶苏的诏书，重新伪造秦始皇的遗诏，假称始皇生前交付丞相李斯，立公子胡亥为太子。与此同时，他们又伪造始皇赐公子扶苏及将军蒙恬的诏书，责问其罪过，命二人自杀。
远在边陲的扶苏手中握有 30 余万重兵，并且又有名将蒙恬的辅佐，如果扶苏不奉诏自尽，而是一边上书论辩己之罪，一边拥兵观望，则赵高之流的阴谋就会流产。因为始皇的死讯是无法长期隐瞒下去的。一旦奸情泄露，乱臣贼子们必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也是诏令发出之后，李斯、赵高、胡亥三人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的原因。无罪而杀扶苏，扶苏会服从吗？但扶苏还是死了！
消息传来，李斯们大喜！
而检讨导致扶苏明知无罪仍自杀身亡的原因，应该说与扶苏极具仁心关系甚大。从扶苏的言行看，此人显然是始皇家族中的一个带有古烈士特征的极具仁心的人，诏书对他而言既是父亲的训斥，也是君主的诏命，他若不遵从，既是不孝又是不忠，这对于一个有着严谨道德操守的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再说诏书突降，他也没有心理准备，骤然之间方寸大乱，不免就选择了自杀。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始皇和秦的以法治国策略。
就扶苏自杀一事而论，其一，始皇常有许多匪夷所思的想法，这些想法基本上都得到了贯彻执行，故此诏书虽不合理，但因是最高指示，扶苏只能执行。其二，秦素以严刑治国，不讲私情，赐死在各种死刑中实际上属于轻刑，故赐扶苏死，而不是夷其妻子，已属宽典。又由于长期以法治国，使秦人逐渐形成了不问是非曲直，一以法令为准的传统，更何况始皇时对法之重视比之前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扶苏依命自杀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对此苏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经典，以参互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其三，发兵打回去不是不可，但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兵师出无名，何况秦对叛军的惩罚极其严厉，故而即使传令发兵，也很难保证将领们遵从；即使服从，战斗力也很成问题。
总此诸点，收到赵高等伪造的玺书后，宽厚仁义的扶苏哭泣了一会儿，就自杀了。
胡亥于是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位。
当二世胡亥继位之初，社会矛盾已相当尖锐，后世的史家论及此时，都认为胡亥应该改弦易辙，推行仁政，让百姓休养生息。
然而胡亥不仅对始皇的暴政沿而不改，更变本加厉地暴凌百姓，同时又在统治阶层内部大肆诛杀异己势力。
对胡亥而言，皇位是抢来的，并且自己又在数十个兄弟中年龄最小，又兼此前在群臣与百姓之中毫无威望可言，因而甚觉底气不足。赵高乃为人所不齿的刑余之人，且此前官职也不过才做到太仆的属官中车府令这个位置上，所以在百官面前也觉得挺不直腰杆。
如二世曾对赵高说：“我年纪轻，刚即位，百姓还不顺从。”又说：“大臣们都不服从，官吏们还很有力量，还有皇子们肯定要跟我争权，对此我该怎么办呢？”赵高对此深表赞同，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不安，他说：“我本来早就想说却没敢说这些话。先帝在位时任用的大臣们，都是一连数代知名当世的贵人，他们建功立业，世代相传，已经相当久远了。现在我出身卑贱，幸蒙陛下您的抬举，令我身居高位，管理宫中事务。大臣们并不满意，只是表面上服从我，他们的内心实际上并不服从。”
在此情况下，他们要想确立自己的权威，所能做的也就是两件事：首先，祈灵于始皇的余威，通过强调始皇的英明而彰显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既然承认了始皇英明，那他在世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正确的，自然就应该沿而不改了。其次，杜绝始皇其他儿子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和在始皇的旧臣们中确立权威。于是，精通刑名法术之学他们，展开大规模的血腥恐怖的清除异己的大屠杀也就很正常了。
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们不断有这样的假设，如果秦朝的继承者不是少子胡亥，而是长子扶苏的话，秦朝的历史就可能改写。如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说：“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表面看来，秦朝的短命在赵高、胡亥的政变篡权。沙丘政变，看起来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组成的。这些偶然因素“巧合”地汇集在一起，导致胡亥夺权成功。否则，长子扶苏如正常继位，则可能改变乃父始皇的暴政，历史也许会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秦亡于二世胡亥，似乎带有偶然性，但仔细分析，在这些偶然性中，却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秦始皇没有对皇位继承极早地明确地进行安排，成为胡亥政变篡权的第一要素。
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在于秦始皇盲目地认为自己可以超越自然规律，追求长生不死。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这一体制下，秦始皇的权力是登峰造极、无所限制的。到了晚年，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求仙药、保长生上面。由于皇权的巨大权威，没人敢对此提出异议。“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服谩欺以取容。”实际上，秦始皇从小就受到疾病的威胁，他“蜂 凖 ，长目，挚鸟膺，豺声”，郭沫若先生分析认为，这是患有软骨病和气管炎的征候。为了独操权柄，秦始皇夜以继日地工作，“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再加上骄奢淫逸，后宫搜罗的六国佳丽成千上万，纵欲无度，更使多病的身体过早地衰弱下来，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秦始皇及其大臣本应对死后的王朝统治及早安排。但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无限的权威，秦始皇难免自我膨胀、忘乎所以。既然自己所取得的功业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那么自己的寿命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大臣们对于皇帝求仙的活动和长生的愿望只能赞同支持，甚至在秦始皇病重之时，群臣也不敢提及皇帝死后的安排问题。“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由于自我膨胀、忘乎所以，使秦始皇做起了企图超越自然规律，超越生命周期的美梦，直接导致了没能对继位人及早选定，只是在病危之际仓促地给长子扶苏写了一份诏书，没有发出去就死了。这为赵高、胡亥的政变篡权给以可乘之机。
其次，赵高、李斯长时间地隐匿秦始皇的死讯，是赵高从容谋划政变成功的又一因素。
秦始皇死后，在一个多月的旅程中，庞大的随行队伍竟然只有五六人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是秦始皇长期以来自我禁锢、神秘专断的必然结果。秦始皇三十五年，方土们欺骗他要想求得仙药，必须与世人隔绝，行动不能为人所知。秦始皇就下令把咸阳周围二百里范围内二百七十个宫殿楼观用空中和地上的道路纵横交错地连接起来，使外人无法得知他的行踪。又规定：“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长期以来，大臣们只能在咸阳宫里等待宦官代传的皇帝诏令。秦始皇自设牢笼，自我禁锢，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大臣们也把他身边的宦官当成了皇帝的化身。这样，赵高、胡亥得以隐匿死讯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也充分说明，君主越是神化，统治越是专断，就越容易被人操纵和利用，从而给极少数奸臣耍阴谋、搞政变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李斯变节和助纣为虐，是胡亥政变篡权成功的必要条件。
李斯是秦朝的丞相，具有相当的政治见解，为秦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过巨大贡献，没有他的支持和参与，仅靠赵高和胡亥发动夺位政变是不可能的。面对赵高威逼与利诱，李斯同意了赵高的建议，并直接参与到夺位政变之中。李斯既有远见卓识的一面，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秦统一天下前和统一初期，他所表现的主要是前者，秦始皇对李斯也曾经绝对信任并言听计从。但是随着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的建立与巩固，在绝对的皇权面前，君臣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臣往往处于二难境地。如果坚持正义，就可能冒犯君主，遭杀身之祸；如果阿谀逢迎，甘当奴才，就可能违背良心，给国家带来灾难。专制主义的文化氛围，压抑了李斯好的一面，迫使其逐步弃善从恶，自私自利膨胀暴露，并最终走向助纣为虐之路。所以，李斯的变节，也有其必然性。
总之，在促成沙丘篡权政变的各种因素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专制主义、皇帝极权的政治体制，使秦始皇企图超越自然规律和生命周期的欲望不断得到周围的赞同和鼓励，导致对死亡缺乏应有而必要的安排与准备。至高无上、神化专断的皇权，导致秦始皇自我禁锢，自我封闭，为赵高、李斯隐匿死讯创造了条件。绝对皇权下变态的君臣关系，导致李斯弃善从恶，支持并参与到罪恶的政变阴谋之中。
秦始皇后期，暴虐的统治使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给秦二世转变统治政策，“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创造了条件，可惜的是秦二世不但继承了其父的统治政策，并且变本加厉，“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从而加深了秦朝亡国的危机。
在历史上，第二代帝王时出现政治危机是屡见不鲜的，武王创立周朝，成王之时出现了管蔡之乱；刘邦打天下，惠帝时出现吕后擅权；杨坚创立隋朝，杨广加以葬送；李渊建立唐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朱元璋打天下，其子朱棣进行“靖难之役”。可见，第二代皇帝的政治危机并不限于秦朝。第二代皇帝能否很好地审时度势，驾驭政局，度过危机，对王朝的安危与盛衰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也可以看作是极具中华特色的一条历史的基本规律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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