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列国争雄、百家争鸣的战国后期。当诸子或者交通王侯，或者聚众授徒，为兜售自己的学说东奔西走、摇旗呐喊、忙忙碌碌、出尽风头的时候，在宋国的蒙（今河南商丘）地，却有一个人，一面靠编草鞋维持生计，一面安静闲适地讲学、著书。他的门徒不多，屈指可数的朋友中，只有惠施算是个名人，经常找到他进行辩论。他身穿满是补丁的粗布衣服，脚穿草鞋。有时家中揭不开锅，只好跑去向管河道的小官借点米，饿得脖颈细瘦，面色灰黄。日子过得不能再苦了，但他却悠然自得，坚决不去做官。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编了一个故事，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高度轻蔑：他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对他说“希望把国内的政务委托给先生”。他收拾起鱼竿头也不回，边走边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王把它盛在竹盒里用布巾包着，藏在庙堂上。请问，这只神龟愿意死了留下一把骨头让人尊敬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两位大夫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他说：“那么二位请回吧！”这个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一生的人就是庄周，记载这则故事的书就是《庄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共有33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有的是庄周本人写的，有的是经弟子整理的他的讲话记录，有的是庄周后学的作品。
它和先秦其他诸子书一样，是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全书内容从语言形式上说可以分为“寓言”、“卮言”、“重言”三部分。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禽言兽语、离奇故事，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是属于“寓言”之列，它是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就是支离、诡诞、不顾真理、强违世俗、耸人听闻的语言，它是《庄子》思想学说的具体内容。凡是援引摘录前贤古人的谈话言论，都属于“重言”之类，它是借以申明思想学说的往古佐证。这三种形式在书中相辅而行，浑然一体，纵横恣肆、仪态万千地谱出了一曲哲学、政治、历史、社会、伦理、人生观的交响乐。
自然无为的宇宙《庄子》也和《老子》一样把“道”作为它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它说，“道”真实而有信验，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没有天地之前，从古以来它就存在。
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和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极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道”的作用是无穷的。
狶韦氏得到它，用来整顿天地；伏羲氏得到它，用来调合元气；北斗星得到它，永远不会改变方位；日月得到它，永远运行不息；堪坏（一种山神）得到它，可以掌管昆仑；冯夷（河神）得到它，可以游于大川；肩吾（山神）得到它，可以主持泰山；黄帝得到它，可以登上云天；颛顼得到它，可以居住玄宫；禺强（北海神，人面鸟形）得到它，可以立于北极；西王母得到它，可以安居少广山上；彭祖得到它，可以上及有虞之时，下及王伯之际；傅说得到它，可以做武丁的宰相，执掌天下，死后成为天上的星宿，驾着东维星和箕尾星，与众星并列。总之，“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是超时间空间的绝对，无所不能，主宰一切。“道”还是无处不在的，它可在蝼蚁之身，可在稊稗（一种含米的小草）之中，可在瓦甓之间，甚至可在屎尿里面。
即“道”是不离物的。“道”使物有盈虚而自身没有盈虚，道使物有衰亡而自身没有衰亡，道使物有始终而自身没有始终，道使物有聚散而自身没有聚散。
《庄子》又编造了一段孔子与老聃的对话，进一步说明“道”的性质。
孔子对老聃说：“今天较清闲，请问什么是最高的道？”老聃说：“道是深奥难说的呀！我为你说个大概吧。那显明的东西是从冥暗中生出来的，有形的东西是从无形中生出来的，精神是从大道中生出来的，形质是从精气中生出来的，而万物都是依各种的类型互相产生的。道的来临没有痕迹，离去没有界限，没有门径，没有归宿，四面宏达皇皇大通。顺着这个道，四肢强健，思想通达，耳目聪敏，他的用心不劳苦，他的应物不拘执。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运行，万物不得不昌盛。这就是道呀！”不难看出，《庄子》阐释的这个神秘的“道”就是一种绝对的精神力量。它瞧不见摸不着，既不能用感性感知它，也无法用理性认识它，只能靠主观直觉去体会它的存在。因此，从对“道”本身的解释来看，《庄子》的宇宙观应是主观唯心主义。
与《老子》一样，《庄子》也认为“道”有一个基本的属性，就是“无为”，强调一切都要自然而然。《天运》篇说：“天在运转吗？地在定处吗？日月往复照临吗？有谁主宰着？有谁维持着？有谁闲着无事去推动着？或者有机关发动而不得已？或者它自行运转而不能停止？云层是为了降雨吗？降雨是为了云层吗？有谁兴云降雨？有谁闲着无事过分求乐去助成它？风从北方吹起，忽西忽东，在天空回转往来，有谁嘘吸着？谁安闲着无事去吹动它？
请问什么缘故？“在一口气提了这么多问题之后，《庄子》并没有正面作答，但答案事实已包含在问题之中了，即：天地运转、风云雷雨没有什么主宰，完全是它自己的自然运动。《应帝王》篇还有一段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南海的帝王名叫儵，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名叫浑沌。儵和忽常到浑沌管的地界里相会，浑沌待他们很好。儵和忽商量报答浑沌的美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饭、呼吸，唯独浑沌没有，咱们试着替他凿上吧！
于是一天凿一窍，结果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这表明自然的就是好的，人应当听凭自然；一旦妄为，那非坏事不可。
没有是非的世界庄子和惠施有一天在濠水桥上游玩，庄子说：“鱼悠哉悠哉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惠施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回答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庄子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晓得鱼的快乐才来问我，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啊！”
这是《秋水》篇中一个被人们广为流传的寓言，它提出了认识角度的问题。《庄子》说这些话的本意是什么，如果我们与另一则更著名的寓言联系起来看就十分清楚了。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遨游各处悠闲自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庄周。忽然醒过来，
自己分明是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化为庄周呢？
这就是说梦和真是难以分清的，梦可以当作真，真也可以当作梦，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庄子》说，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彼和此都是相对而言的，此就是彼，彼就是此，是就是非，非就是是，大就是小，小就是大，世界上的事物都分不出彼此、是非、大小。
《庄子》把这种浑然一体、没有分别的现象称为“齐物”，还称为“天倪”和“天均”（“倪”是碾磨，“均”是制作陶器的陶轮，都是比喻旋转循环的）。意思是说万物始终相续，轮转不止，就像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圆环一样，忽忽悠悠，永无固定，还有什么彼此、是非可言呢？
《庄子》还说，事物的是非、大小，完全决定于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它。
你从事物大的方面去看它的大，那么万物没有不是大的；你从小的方面去看它的小，那么万物没有不是小的。例如，兔子身上的毫毛本来非常之小，但也可以说天下没有比它大的东西了。泰山比毫毛大无数倍，但也可以说是最小的了。
历来传说中最短命的殇子，可以说是最长命的人；而传说中活了七八百岁的彭祖反而可以说是命短的。即事物的差别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认识者的态度、看法，事物的一切性质都是主观的认识者加上去的。认识者的感觉经验不同，是非标准也就各各不同，找不出一个统一固定的标准。譬如，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痛或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爬上高树就会头晕目眩，猿猴也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这三种东西到底谁的生活习惯才合标准呢？人吃肉，鹿吃草，蜈蚣吃小虫，猫头鹰吃老鼠，这些东西到底谁的口味才合标准呢？西施等是世人公认的美人，但鱼见了她们沉入水底，鸟见了她们吓得高飞，鹿见了她们赶快跑开，美与不美究竟以谁的尺度作为衡量标准呢？既然没有了是非的标准，孰是孰非也就无法判断了。假若我和你进行辩论，怎么能肯定你说的一定对，而我说的一定错呢？同样，又怎能肯定我说的对、你说的错呢？我和你是无法判断的，即使请出第三者来，也无法判定。因为如果他的意见相同于你我任何一方，他就无法判定谁是谁非，而如果他的意见与你我都不相同，或者都相同，那他也无法断定谁是谁非。
同一个事情，有认为对的，也有认为错的；有认为错的，也有认为对的。所以说，无论谁都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对错、是非永远也搞不清楚。
抹杀了是非，取消了彼此，那么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样的了，无论大树还是小树，丑癞的东施，还是漂亮的西施，其本质都一样。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大家都相同。这样一来就没有了知道与不知道的界限。既然事物是无法认识的，也就没有了认识的必要。《庄子》说，知识是没有穷尽的，但生命是有穷尽的。以有穷尽的生命追逐无穷尽的知识，那不是太愚蠢了吗？所以主张用不知来求知，用不疑惑来解除疑惑，知与惑都是用不着的，惑起于知，不知就不惑了。《庄子》说真正的智慧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种最高明的人是不知道有物的，他忘记了天地万物，对外不观察宇宙，对内不觉得有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人就是大智大慧的人。次一等的人就觉得有物了，但还不觉得有界限，还搞不清彼此。再次一等的人觉得有界限了，但还不觉得有是非。等到有了是非，“道”就有了亏损了，“道”一亏损就有了私心，这样人就有了痛苦。可见《庄子》的认识论就是以不认识为认识，一切都是虚无的，连自己都属于虚无，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心”，就连这个“心”也是以虚无为实在的。这样，《庄子》的哲学就从绝对的相对主义迈进了绝对虚无主义不可知论的门槛。
《庄子》绝对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有它的特点。它看到了人们任何时候的认识都不免带有局限性、片面性这一事实，从认识的主观能力、对象、是非标准各方面提出问题，深刻的程度超过了以往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丰富了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但它用取消一切的手法对待认识、对待现实世界，谁都对，谁都不对，无所谓是、也无所谓非的模棱两可的、油滑顺世的态度，也对人们起着精神麻醉的作用。
譬如，用上述观点看待社会，便可得出与世俗观念大相径庭的结论。《庄子》有两则寓言说得极妙：惠施做梁惠王的相国，庄子要去看他。有人向惠施说：“庄子来，想取代你当相国。”惠施很恐慌，在国中到处搜捕庄子，搜了三天。
庄子找到惠施，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M ，它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不遇梧桐树不休息，不是竹子果实不吃，不是甜美的水不饮。有只猫头鹰捡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鹓M 刚好飞过，猫头鹰怕它来抢，仰头喝一声：”吓！'现在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宋国有个叫曹商的，替宋王到秦国出使。去时得了几辆车，秦王喜欢他，又送给一百辆。回到宋国，他向庄子炫耀说：”住在穷里陋巷，织鞋度日，面黄肌瘦的，这是我的过去；带领车马百辆见了万乘之君，这是我的现在。“庄子说：”秦王有病请医生，能挑破毒疮的就可得一辆车。若能用嘴舔他痔疮的可得五辆，治得越卑下，得车越多。你大概是为他治痔疮了吧？不然怎会得了这么多车呢？“这种观点再推而广之，可以认为，统治者所谓的真理说不定正是谬误，他们的宝贝或许恰是脓疮。反过来，我的穷困可能证明我的高贵，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应珍惜的造物主对我的善意关怀，等等。这些观点从积极的方面说可以砥励人的气节，粪土富贵，傲视权威，解放思想。但在历史上更多的则是衍化成自我安慰，自得其乐的精神胜利法——阿Q 精神。
人兽不分的社会
《庄子》认为现实的社会黑白颠倒，根本没有正义和真理。
那些仅偷了一只带钩的人被斩首，而偷盗整个国家的人反倒成了诸侯。窃国大盗们一上台，就愚弄、恐吓、刁难、镇压人民，隐瞒真相而责备百姓无知，制造困难却怪罪百姓不做，增加事务却惩罚老百姓不胜任，延长路途却杀害走不到的人。
结果天下大乱，出现了十分可怕的局面：刑场上死尸压着死尸，大街上带枷的犯人推推挤挤，被害致残的人络绎不绝。
《庄子》认为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不是别的，正在于人心变坏了。而圣人就是导致人心变坏的罪魁祸首。它说上古时的人心地朴实，无知无欲，因而没有争夺，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幸福，天下太平。不幸的是世上出了圣人，他们带来仁义、礼乐、等级、财产、知识、技能、艺术等等，用这些人为的说教扰乱了人的自然天性，用僵化的规范束缚了人的手脚。为了推行仁义，黄帝、尧、舜表彰恪守仁义的，惩治违犯仁义的，造成了不安和分化。有了荣辱和财产，导致了竞争和掠夺；有了知识就产生了欺诈和诡伪；有了国家制度也就培养出了窃国大盗。
《庄子》甚至认为天下人人都是贼，制造斗升来量东西，就连斗升偷走；制造秤杆称东西，就把秤杆偷走；刻印章来作凭信，就把印章偷走；提倡仁义来矫正邪恶，就把仁义偷走。儒家的孔丘也是假言伪行，企图窃取富贵的大贼，应该叫他“盗丘”。圣人乱天下就像伯乐害马一样，马原先生活在野外，吃草饮水，高兴时耳鬓厮磨，发怒时转身相踢，它所知道的只有这些。等到伯乐给它加上笼头，套上缰绳，它就懂得吐出缰绳、咬破笼头了。所以说圣人生，大盗起，圣人比盗贼还要坏。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打倒圣人，释放盗贼，天下才得太平。销毁珠玉宝货，人们就不会偷窃；烧掉印章之类的信物，人们才会守信用；砸烂升斗，折断秤杆，人们才不会斤斤计较；废除礼法，人们才会守秩序，讲道理。甚至还要摔碎乐器，堵塞乐师的耳朵；捣毁工具，斩断工匠的手指，禁绝彩色花纹，抛弃美术……。一句话，把所有与文明、智慧、技巧沾边的东西全毁掉，一切复归原始自然，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就出现了。
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呢？《马蹄》篇展示了这样一幅蓝图：人们都按照自己天真的本性，自然而然地生活着。冬天穿皮毛，夏时着麻衣，春日耕种劳作，秋季收获休息，衣食温饱都有保障，没有挨饿受冻的痛苦。家家比邻而居，没有上下尊卑的差别，没有压迫统治，人人浑然一体而不偏私，自由自在。没有仁义礼智等精神枷锁，大家的道德是同样的美好，没有君子小人的区别。人心朴实，谁也没有特殊的欲望，不争名逐利，安闲度日。由于人天真得与野兽完全一样了，所以人与野兽也是和平相处，禽兽可以牵着游玩，鸟巢可以攀上去窥望。这样一个人兽不分、人物无别、没有欲望、没有制度的浑沌世界，比起《老子》的小国寡民来还要原始落后。
逍遥自在的人生《庄子》一书，笔墨最多的还是关于人生的思辨和处世的智慧，而其人生哲学又是和它的宇宙观、认识论相联系着的。《庄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生命的质地，也就是人的自然，只要保全自然的本性就是好的，本性和生命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叫你怎样你就应该怎样。本性有时也会有些活动，如果这些活动是出于不得已、无意识的，那它仍属合理；如果是有意识的、人为的，那它就属于不正当的过失了。一个人能得其自然，也就得其道，怎样做都可行；如果失去了自然失其道，无论怎样做都不行了。
重视生命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一个出发点，它强调要珍惜性命，人不要为种种身外之物所役使，不管是名利财产还是仁义道德，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只有人活着才是真实的。它说自夏商周以来，天下没有人不是以身外之物来迷乱本性的。小人牺牲自己来求利，士人牺牲自己来求名，大夫牺牲自己来为家，圣人则牺牲自己来为天下。伯夷为了名死于首阳山下，盗跖为了利死在东陵山上。尽管从大夫到小人，从盗贼到圣贤，他们各为不同的身外之物所驱使，或为名、或为利、或为家族、或为国事，事业不同，名号各异，但他们都是在牺牲自我的性命，损伤个体的自然，同样都是可悲的。所以，做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恶事要避开刑罚，顺着自然的道路，就可以保护性命，可以保全天性，可以养护身体，可以享尽天年。
在《庄子》看来，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人的形体即使不与外界接触，也会逐渐枯竭衰老，如果再终生劳劳碌碌而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疲惫困苦而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这是多么的可悲啊！这样的人即使活着不死，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一辈子，上寿是一百岁，中寿是八十岁，下寿是五六十岁，除了疾病、死丧、忧患之外，开口欢笑的时间，一个月中也不过四五天而已。
有些年纪大的人还老是怕死而不想死，又何苦来着呢？这简直是在自寻烦恼！可是生命毕竟是可贵的，天地的存在无穷无尽，人的生命却很短暂，以有限的生命寄托在无限的天地之间，如同白驹过隙一般。凡不能畅适自己的意志，保养自己的寿命者，都不是通达道理之人，因为“道”本来就是养生的。
但无论怎样重视生命，生命还是不可能永远保有的，那怎么办？《庄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冲破生死关，拿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生死问题，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庄子》试图从心理上解决这个问题，它认为人之所以恋生怕死，就是因为有好恶的情感，只有消除了这种情感，人才能放开手脚，听凭自然，得到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快乐。用什么办法去消除情感呢？
《德充符》篇写了这样一段对话：惠子问庄子：“人是没有情感的吗？”庄子说：“是的。”“人若没有情感，怎么能称为人？”“道给了人容貌，天给了人形体，怎么不能称为人？”“既然称为人，怎么没有情？”“这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所说的无情，乃是指人不以好恶损害自己的本性，经常顺应自然而不去人为地增益。”《庄子》大概认为人本来是可以没有情感的，因为自然的道就没有情感，不动感情的方法就是因循自然，看破一切，不加作为。人的死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就像天永远有白昼和黑夜一样，你想逃也逃不掉，动感情也是没有用的，还不如不动感情。如果没有了哀乐好恶，就算是解脱了；如果不能解脱，就要被身外之物所累。总之，万物包括人在内都不能战胜天（自然）。所以，求生必须把求生的目的都忘掉，如同生命本来就不存在一样，彻底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因循自然，看破一切，没有情感，不去刻意地追求长生，那也就得到长生了。
这才是真正地重视生命。
《至乐》篇写了一个故事，最足以说明这种不动感情的态度：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惠子说：“妻子和你住在一起，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死了，你不哭倒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可是想想她原本就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她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所以不哭。”
但是，所谓看破生死，还是有生死的观念存在着，还是不能真正冲破生死关，《庄子》于是编了个活人与髑髅对话的寓言，进一步提出了以死为乐、以生为苦的观点。有次庄子到楚国，看见一个髑髅，他用马鞭敲敲，问：“先生是因为贪生失理而死的？还是国家败亡死于战乱的？你是做了不善的事，玷辱父母羞见妻儿而自杀的呢？还是冻饿而死，寿尽而死的呢？”问完这些话，庄子就枕着髑髅睡觉了。半夜里，梦见髑髅对他说：“你所说的，都是活人的痛苦，死了就没有这些忧虑，你想听听死人的情况吗？”庄子说：“好。”
髑髅说：“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子，没有四季的冷冻热晒，从容自得与天地共长久，国王的快乐也比不上。”庄子不相信，说：“若是让掌管生命的神灵恢复你的形体，还给你骨肉，把你送回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吗？”髑髅听了显出忧愁的模样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回到人间受苦呢？”这个道理说得巧妙一些，就是天地人生是为了让人劳苦的，老了才得安逸，死了才能休息，这样死就变成了人生追求的目的，人爱惜生命就是为了得个好死的。《庄子》的人生哲学虽然谈得高深玄妙，如果挖出它的根，其实还是一个怕死的观念在那里作动力。这些看破生死、以死为乐的荒唐之言，实际只是最怕死的人因为怕死、自己安慰自己的话头罢了。
那么，死固然好，但又不能自杀以求死，因为这样就违反了《庄子》的自然主义。当着人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又怎么处世呢？《庄子》设计了一套精致的混世哲学：既然天下无是无非，无所谓好人坏人，就用不着说正经话，也用不着按原则办事。既然树大则易招风，木贵则被砍伐，为了保全自己，可以用种种手法远害避祸。譬如，国君需要有人为他办事、当兵、纳粮，你可以扮作无用的人来逃避。这样对国家虽无用处，对自己却是大有用处，这叫无用之用。但绝对无用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如一只不会鸣叫的鹅就因不能用来看家护院而被主人杀了吃掉，怎么办呢？你可以走中道，用时进时退、随俗沉浮的办法巧妙地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若实在无计脱身，你就跟他敷衍。别人像婴儿似的无知，你也跟着学他那样无知；别人不守规矩，你也跟着学他那样不守规矩；别人随随便便，你也跟着学他那样随随便便。
这样随大流，从世俗，无棱无角，八面玲珑，也就是听其自然，就可免于灾害。
但是，这样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只能做到被动地保护自我而已，仍不能活得完全自在，还算不上绝对的自由、真正的自然。因为他毕竟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仍要受种种身外之物的牵累。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要靠大风和长翼的帮助；列子不用走路，能轻松地乘风旅游半个月之久，没有风也不行。这些常识性的自由在《庄子》看来都是有限制的，都必须依赖客观条件才能实现。它认为绝对自由就是“逍遥游”，即生活得我要怎样就怎样，无所依赖，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束缚、限制。山林焚烧感不到热，江河冻结觉不出冷，雷霆震撼不能受到伤害，骇浪滔天不能使他惊恐，驾着云气，骑着日月，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一体的境界。《庄子》于是描绘了一个叫做“真人”的理想人格。据说这种人，不欺负人少，不以成功自雄，不作谋虑，错过时机不后悔，得到时机不忘形。睡了不做梦，醒来不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来得深沉，他不像凡人用咽喉呼吸，而是用脚后跟呼吸。他不贪生，不怕死，活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自己的老家没有忘掉，自己的归宿也不追求。得到呢固然好，丢掉呢也就算了。他容貌清癯，额头恢宏，冷清清像秋天一样，暖洋洋似春天一般，一喜一怒合乎春夏秋冬，对任何事物都适宜，谁也不知道他的底蕴。
样子很巍峨而不至于崩溃，性格很客气又不那么自卑；挺立特行而不槁暴，海阔天空而不浮夸；茫茫然像很高兴，颓唐着又像不得已；像活水停蓄一样和蔼可亲，像岛屿蓊郁一样气宇安定，像很宽大，又像很高傲；像很好说话，又像什么话都不想说。
怎样才能达到“真人”的境界呢？这就是一切都不想，一切都忘记，连自我都忘记，遗忘了自己的肢体，抛开了自己的聪明，和“道”融为一体。
形象地说就是做到身如枯木，不觉痛痒，心如死灰，无情无欲，对一切都无所谓。你喊我是马，我就是马；你喊我是牛，我就是牛。不计较生死、利害、是非、功过，把一切被仁、义、善、美、利、禄、权、势所奴役、所支配的“假我”、“非我”统统抛弃掉，才能取得或达到真我、真人。这好比穿鞋子，如果忘记脚的要求，完全顺应鞋子，那么不管什么鞋，穿上总是适意的。
如果连适意的想法也没有，那便彻底而永远地适意了。这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纯粹心理的追求和绝对精神的幻象而已。
在生活上，尤其是思想上，麻木不仁，摆脱烦恼，求得个人心灵的宁谧和健康长寿，这就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全部内涵。它既可以教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得，与活泼流动盎然生意的大自然打成一片，心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替代宗教来作为心灵创伤、生活苦难的某种慰藉，为后来的傲世、避世之士找到了一块忘却失意痛苦的广阔天地；也给玩世不恭、随俗沉浮、蔑视道德、放荡不羁的处世态度提供了遁词；还对培植逆来顺受、自欺欺人、得过且过、滑头主义的奴隶性格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历代的唯心主义者更是对《庄子》垂青备至。魏晋玄学把它奉为祖师；佛教把它说成释迦的同调；道教则把庄周尊为南华真人，捧上道教第二把交椅，《庄子》便又成了《南华真经》。
汪洋恣肆的文风《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却与先秦时代一般的哲理散文不同，它不用论述性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去阐述哲理说服人，而主要是通过生动的形象、巧妙的比喻和强烈的感情去感染人、打动人，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其中的哲理。
漫步《庄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为了表达一种见解或抒发一种情感，常常大量吸收神话、传说材料，或者虚构杜撰，凭借想象、联想、幻想，利用夸张、渲染、对照，创造了众多波诡云谲、光怪陆离的场景和形象。书中编写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寓言，通过这些纯属虚构的故事和里面色彩斑斓、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隐秘曲折地表现了作者的各种哲学思想和人生见解。
如《逍遥游》一篇就是由五个寓言故事组成的，它的主旨是阐述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自由。文章开头描绘了一个神奇无比的大鹏的形象。在北方不毛之地，有一个广漠无涯的大海，那儿有一条大鱼，宽有几千里，无人知道它多长，名字叫作鲲，化而为鸟，名叫大鹏。鹏的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乘着旋风扶摇直上九万里，超绝云气，背负青天，飞往南海，水花激起三千里。但就连鲲鹏这样的神鸟也还要有所依赖，仍未达到绝对自由，那么蝉、麻雀之类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归结出只有无功、无名、无己、无用才能达到无所依赖的最高境界。接着又通过三个寓言故事，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无功、无名、无己、无用。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安定了，我还来代替你，我为着求名吗？
名是实的宾位，我为了求宾位吗？小鸟在深林里筑巢，所需不过一枝；鼹鼠到河里饮水，所需不过饱腹；我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子即使不下厨，祭祀的人也用不着替他烹调。“这就是无功、无名。肩吾问连叔，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了个神人，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容貌似处女一般柔美，不吃五谷，吸清风饮露水，乘着云气，骑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这就是无己。宋国人到越国去卖帽子，越国人都剪光头发，身刺花纹，用不着帽子，这就是无用。最后通过庄子和惠子的对话，说明只有把无用变成大用，才能做到无功、无名、无己。这是达到无所依赖这一最高境界的唯一手段和途径。全篇虽没有用论述性的语言去阐述什么是绝对自由，但通过神奇的大鹏、夜郎自大的蝉和麻雀，敝屣功名的许由、绰约如处女的神人等几个鲜明生动的形象，使人受到深深感染，赋予读者仔细回味、展开联想的余地，更准确地体会作者的真实意蕴。
整个《庄子》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独特风格，那奇幻诡异的虚构，自由联翩的联想，丰富瑰丽的形象，曲折离奇的情节，回翔起伏、变化多端的行文布局，奔放驰骋、毫无拘谨的飘逸情思，文势雄奇浩荡，汹涌澎湃；辞采峭拔飞动，诙谐洒脱；时如风行水上，自然天成；时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任意挥洒，跌宕变幻，机趣横生，摇曳多姿。一路看去，犹入九曲迷宫，眼花缭乱而应接不暇。
《庄子》的世界，大至浑沌宇宙，小至杯水芥舟，宏观微观，上天入地，广漠无垠。在那里面，不仅鸟兽虫鱼会思考，会答辩，充满了人情味，即使无生命的物体也活立纸上，栩栩如生，令人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蝉与麻雀可以自白，车辙中的鲫鱼可以向人求援，东海之鳖能够与井底之蛙侃侃而谈，蛇和风能够对话，栎树也会发表议论，甚至两个抽象的概念名词都可以争辩一番，影子和影子能够讨论问题，髑髅也能探讨人生。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充满了作者的深厚感情，表达着强烈的爱憎，反映了深邃的哲理。
《庄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譬喻。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以喻明理，这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最为突出。如庖丁解牛，循自然之道游刃有余，比喻养生之理；用佝偻承蝉（一个驼背老头粘知了，像拾捡一样容易），比喻专心致志，聚精会神之理。另如“井底之蛙”、“望洋兴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人们熟知的典故，无不委婉妙致、深入浅出地把深奥的思想表达得完整、清楚、易懂，增添了说理的奇特色彩，具有余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期，我国的语言文学已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它的文学造诣可以与屈原的骚赋分庭抗礼，对我国的思想、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它的浪漫主义培育出了无数或奇崛或优美或气势磅礴或意韵深永的不朽佳作。它的语言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成语。
“文理孕奇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清人龚自珍的这首诗，就是对《庄子》在我国文学史上显赫地位和深远影响的高度概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