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意外失手，“抗战名将”吉鸿昌被害的“秘密往事”！

1934年，军统尚未成立，戴笠执掌特务处，特务处的主力是外勤组，当时，戴笠最重视的外勤组，除了华东上海区，便是华北的北平站和天津站。

此两站站长分别是陈恭澍和王天木，一个是戴笠的得意门徒，一个是戴笠合作多年的搭档。

特务处最先只是从事情报搜集工作，自从平、津两站联合刺杀张敬尧，首开杀戒后，锄奸便也成为其重点工作之一，特务处各站相继成立了行动组，专事暗杀行动。

就暗杀行动来说，天津站的实力远在北平站之上，毕竟王天木的资历足够深，他所率领的行动组全都是他亲自地方武装及民团中亲信，这些人文化不高，却个个都是神枪手。

行动组成立后，任务从未间断，这一年，戴笠相继接到了一份刺杀名单，史量才、吉鸿昌，反水汉奸石友三、张璧等人皆单上有名。

为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戴笠准备将这一系列“制裁”行动，交由王天木负责完成。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天津站突发意外，王天木莫名其妙地卷进一桩迷雾重重的案件中，转瞬之间锒铛入狱。

王天木究竟犯了什么事，因何进了大牢，众人一直讳莫如深，除王天木本人、戴笠、蒋介石外，其他人均无从探寻真相。

就连戴笠，也是后来才知道其中缘由。

事发于1934年春，戴笠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抓捕王天木归案。

让戴笠亲自出马抓自己的老搭档老部下，这个消息对戴笠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在万分惊异的同时，又如坠五里云雾。

但既然是军命，就万不可违。

戴笠是个惜才之人，更何况对王天木即将有重任相托，了解案情之后，无奈也只有痛心疾首，同时也为蒋介石欲对王天木进行严厉制裁万分担忧。

那究竟，王天木犯了什么事呢？戴笠只是了解大概，便迫不及待亲赴北平，面见王天木，想要问个清楚。

这天，王天木到饭店面见戴笠，对戴笠所指案件，他是供认不讳，他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表示愿意随戴笠赴京，向蒋介石请罪。

身在北平的陈恭澍虽知道戴笠和王天木在他主管的地界上会面，但具体所为何事却一概不知，他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但也是一脸茫然。

其时，北平一桩“箱尸案”正在民间掀起轰动，后来陈恭澍几经周转才得知，天津站及王天木竟然被卷入其中。

据说，事发八大胡同一栋青楼，当时王天木带着下属喝酒，一名部下醉酒后情绪失控，与一名嫖客发生争吵。该部下顺手抄起酒瓶向那个嫖客砸去，酒瓶在那人头上开了花，那人当场倒地，气绝而死。

王天木对部下一向宽容，对这些从河南带过来的部下更是视如兄弟，当下便找老鸨要来一只大木箱，将嫖客尸体放进去，出门叫了辆黄包车，抬上箱子，直奔城门，原打算运出城外扔进护城河，却没能出城，最后只好扔下箱子走人。

最后，还是车夫发现运箱子的人不见踪迹，才打开箱子，看到尸体后报了警。

民间相传，不知真假，但在北平还是盛传了好一阵，甚至还有人以此灵感，写了一本小说，名叫《箱尸案》。

此外，流传甚广的还有一种说法，称王天木的行动组人员在天津意租界闯祸，绑架了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孙女，向汤家敲诈五万银洋，因而激怒天津众多下野政客、达官显贵，蒋闻后大怒，才勒令戴笠将王天木缉拿归案。

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没有人知道，但王天木闯了祸，引得蒋不悦，要遭严惩，这是不争的事实。

王天木并未想过，蒋介石的严惩将严到什么程度，他乐观地认为，无论怎样，戴笠都会保他性命无虞。

问题是，戴笠即便有心保他，但也得听蒋的话不是。

戴笠带着王天木离开北平，回到南京后，蒋不仅严词拒绝接见王天木，而且对戴笠严加训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情报部门是一个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尤其要有铁的纪律。你回去拟订一个处罚方案，对所有涉案人员必须严惩不贷！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王天木的性命也不能不救，如何才能两全呢？

戴笠绞尽脑汁，多方筹顾，几番斟酌，最后提交了一份“处罚报告”。

报告中内容，先简明扼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然后写了王天木的才干与功绩，最后提出三点处罚意见，请蒋介石定夺。这三点意见的排序，戴笠也是煞费苦心：

第一，处死刑；

第二，处无期徒刑；

第三，戴罪立功。

第一条是为了迎合蒋介石“严惩”的要求。以当时蒋介石的愤怒之情，大有不杀王天木绝不罢休之势，这第一条不得不写。如若戴笠顶风而上袒护部下，必会更加激怒蒋介石，结果将适得其反；

第三条根本无此可能，其作用意在冲淡第一条；

第二条才是戴笠的希望所在，前后两条一折中，正是第二条的结果。

戴笠希望的，是为王天木争取到一个无期徒刑的惩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王天木一条性命，日后就会有翻身之日。

报告上交后，戴笠度日如年，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考虑太久，很快就做出批示，正是第二条！

戴笠大喜过望，果然善察蒋意者，非戴莫属。

于是，王天木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天津站行动组成员或受处罚或另行安置，整个行动组无形中遭遇解体。

接班天津站的，是一位医学博士，戴笠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才，此人名叫王子襄，并非黄埔出身，也无复兴社背景。

王子襄医术高超，性格沉稳，做事严谨认真，并且人脉颇广，戴笠想是看重这些才破例让其加入天津站，并任为站长。

正是这个时候，天津站相继接到对吉鸿昌、石友三等人的“制裁令”。考虑到王子襄初来乍到，素无情报工作经验，且天津站行动组尚在重建之中，戴笠便将这一系列暗杀任务，交由北平站负责，天津站予以协助。

于是，陈恭澍独挑大梁，一人主管平、津两站，忙得不可开交。

很快，陈恭澍便报特务处批准，将第一个暗杀目标锁定为吉鸿昌，情报组正围绕吉鸿昌的住址、行踪，展开侦察。

而另一边，王子襄正受陈恭澍所托，在研制一种无色无味能杀人于无形的新型毒药，在暗杀行动，将是一种绝佳武器。

但万万没想到，尤其敬业的王子襄竟然亲身试毒，不幸中毒身亡。

戴笠听说后一阵悲痛，陈恭澍得知后也是整个无语住了，但顾不上其他，刺杀吉鸿昌的行动已经箭在弦上。

“制裁”吉鸿昌，与行刺杨杏佛、史量才一样，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作为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万一“处置”不当，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戴笠对陈恭澍反复强调。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初在冯玉祥手下当兵，后升至军长，中原大战冯军战败后被中央军收编，吉部被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鸿昌任总指挥，被调往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

由于吉鸿昌对“剿共”持敷衍对策，1931年8月被撤职，9月奉命出国考察，后又在未得蒋允许的情况下返回国内，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之后潜入湖北策动起义。

此后，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协助下，联络下野军人，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吉鸿昌知道自己上了复兴社特务处的黑名单，因而小心防范，行踪不定。

其实，吉鸿昌在天津的固定住所只有两处，一处称为“红楼”，位于法租界花园道一号，是红砖砌墙的三层楼房，另一处在英租界四十号牛津别墅三号。

但是陈恭澍对这些情报却一概不知，侦查了大半月，连吉鸿昌的行踪都没搞定。

陈恭澍是急不可耐，但又无计可施。

这个时候，出现两个人物，给刺杀行动带来决定性的转机。

一个是郑恩普，另一个叫傅丹墀。

两人都曾在军中担任要职，郑与吉鸿昌还是同乡，因此二人，自然就成为了吉鸿昌的座上宾。

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面，会会郑、傅二人。

陈恭澍没有自报家门，见面之后，只是对吉鸿昌“背叛中央”的种种行为，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

郑、傅二人还真就被他说动，纷纷表示，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陈恭澍暗暗高兴，有此二人相助，行动必可成功，只要吉鸿昌再次约二人见面，便是动手的良机。

果然，没过几天，吉鸿昌约郑恩普和傅丹墀在法租界交通旅馆437号房间见面。

郑第一时间向陈恭澍透露了这个消息，陈立即召集吕一民、吴萍、王文等人开会，做出行动部署：由王文负责执行暗杀，吴萍掩护与接应撤退，由情报组女联络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保持联系，随时传递消息。

当晚，王文与吴萍入住法租界交通旅馆，秘密侦察437号房间，然而这一夜，437号悄无声息，并未有人活动。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37号始终房门紧闭，无人探访。

王文与吴萍沉不住气了，两人找到前台，以房间卫生问题为由，借机探访437号房间的虚实，结果才得知：437号收了定金，但却无人居住。

陈恭澍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吉鸿昌摆了一道。

原来，吉鸿昌对这次会面尤为谨慎，在郑、傅如约赶到交通旅馆时便被他派人拦住，随即带入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谈完事后，二人才离开回到了家，而吉鸿昌及其他人仍然在饭店内。

陈恭澍从归家的郑、傅二人得此消息后，已经顾不上再次周密部署，立马通知众人改变计划，让杨玉珊与其弟陈国瑞带小女孩扮作一家三口，入住国民饭店，侦察情况。

一番变故后，已是下午五点，吉鸿昌是否还在饭店，是否还在138房间，众人一概不知。

杨玉珊姐弟以小女孩为掩护在房门外暗中偷听侦查，均已没有声响，后通过服务员才知道，138里的客人已经换到了145号房间。

随后，杨玉珊哄着孩子走向一四五号，未到门口，便听到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麻将撞击声。

屋内有人，但吉鸿昌还在不在却不好说，如果在，那到底谁是吉鸿昌呢？

杨玉珊没见过吉鸿昌，只知道是个大胡子。如果贸然行动必然引起哄乱，而且容易打草惊蛇，于是，她决定开门看看，以确定吉鸿昌是否在房内。

小孩从来就是最佳的掩护，也是最佳的借口，她找来一个皮球从门上的通风窗扔了进去，借机敲门，门从内打开后，杨玉珊忙拉着小孩的手，嘴上忙不迭地道歉，眼神却不断的往内扫。

门内人很警惕，没有讲话，只是将皮球扔了出来，然后关上了门，短短的几秒钟，杨玉珊已经看清了房内的情况。

除了开门的大汉，屋里还有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坐在左边的男人，正是一脸络腮胡。

确定方位后，陈恭澍连忙发信号，埋伏在旁边咖啡厅的王文不动声色的走了出来，随即进入国民饭店，又径自上楼，来到145号门口。

短暂的平复呼吸之后，王文飞起一脚将门踹开，又跳进房内，只见其中的高个子抬起头来，王文举枪便射，“砰砰砰”连发三枪，眼见高个子与另一人应声倒下，才收枪逃走。

成功射杀，顺利撤退，不留痕迹，陈恭澍喜不自胜。

这是他出任北平站站长以来，第一次成功组织的暗杀行动，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下去。

陈恭澍兴奋了一夜，没有等来嘉奖，却等来了一通噩耗。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这起枪杀案，死者只有一人，并不是吉鸿昌。

陈恭澍端着报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像是遭到雷击一般，直傻了眼。

当时，当场身亡的是吉鸿昌邀请而来的客人，而吉鸿昌，只是受了点伤，案发后，吉鸿昌与另外三人被法租界捕房带走，随后被转入天主堂医院治疗。

陈恭澍第一次组织的暗杀行动，就此以失败告终。

戴笠显然不满，但又不便过多责怪这个年轻的后生。

暗的不行，就只有来明的，戴笠迅速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联系，由北平军分会出面对吉鸿昌采取“制裁”措施。

于是，吉鸿昌被引渡到天津市公安局，又押解到北平，随后被判处死刑。

临刑之前，吉鸿昌将军大义凛然，还不畏惧，随口作诗一首：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刺吉失败，陈恭澍陷入深深的自责，面对戴笠的宽佑，这个年轻的杀手开始痛定思痛，并暗下决心，接下来要在对石友三等人的行动中，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以报戴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