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紧急召集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高级指挥官，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密谋“剿共方略”。
这次会期共6天，主要研究“铁桶围剿”计划，也是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的计划。
在该计划中，打算集结150万大军，要求各参战部队在指定的某一天合围苏区，以瑞金为圆心，包围半径300华里，对中央红军形成大合围，意图彻底剿灭中央红军。
同时，为了阻止红军突围，该计划中还将部署无数的地雷阵、铁丝网、碉保群以及大量美国军用卡。
甚至，在计划中，连火力、粮草、交通、电讯、医疗、药物、弹药等，都有详细的部署安排。
一旦苏区遭到“铁桶合围”，中国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
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这个完美的“铁桶围剿”计划就被送到了共产党的手上。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红军长征出发点
当时，莫雄担任德安专区保安司令，级别本不够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但因“剿共有功”，蒋介石破格准其出席。
会议结束后，莫雄将会议文件全部带回专署保安司令部后，交给时任上校主任参谋长兼清乡委员长的卢志英保管，而卢志英则是潜伏敌营的中共地下工作。
于是，卢志英与另外潜伏的刘哑佛和项与年两名同志，立即发特急电报给瑞金，连夜用密写药水将“铁桶计划”情报中的敌人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抄到四本学生字典内，直到天空出现“鱼肚白”时，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
接着，由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送往苏区。
随后，项与年克服重重险阻，将这份“关系革命全局”的情报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周恩来当即命令红军的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经过分析研究后，找出“铁桶计划”的薄弱环节，决定实施战略大转移，撤离中央苏区，跳出国民党的“铁桶合围”圈。
同时，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认为，苏区地域狭小，“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而据叶剑英回忆称：“（当时）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
所以，1934年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大转移的行动命令，从此开启了红军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毛泽东通过分析“铁桶计划”，率3万疲惫之师，或声东击西，或四渡赤水等，从而巧妙地摆脱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后来，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对康生、李克农说:“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啊！”
那么，为何卢志英能够成功窃取“铁桶计划”的情报呢？
卢志英，山东昌邑人，家境贫寒，少年时随人闯关东，曾到黑龙江谋生，但他尤爱学习，并通过自学，通晓英、法、德、日等4门外语。
1927年，到北京从事地下工作，开始了自己的“谍海生涯”。
▲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
1935年，卢志英在执行任务途中，为掩护身边4名侦察员和一箱机要文件安全撤退，忍痛将自己襁褓中的幼子挂在酸枣树枝上，嘱咐大家两人一组朝反方向撤退。
结果，因孩子的哭声吸引了国民党部队的注意，孩子则被愤怒的国民党军用枪打死，而卢志英的战友们却安全了。
当时，卢志英这样劝慰妻子张育民：“在这世界上，丢掉孩子的，岂止你我一家。这一笔账，也要记在反动派的头上。只有到胜利那一天，孩子们的幸福才有保障。那时，天下的孩子都是你的。”
事后，到中央军委情报部查询敌情的彭德怀将军听说这件事后，也流下了眼泪。
1937年，“七七事迹”后，他到上海组建地下抗日军事情报网，并利用懂日语的优势，取得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
期间，他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沪丰面包厂，附设“大中华咖啡馆”，并以厂长的身份打入8伪军警、特务机关，搜集日军各种情报。同时，向新四军输送药物、医疗器械和枪支弹药。据史料记载，他曾从日军手中弄得60卡车军火送给新四军；1942年，他以富商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和妻子张育民一起开着汽车为根据地运送枪支；粟裕三次过长江，他两次提供日军情报，并运送大量军需物资，包括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根据地的建设。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奉命立即接管上海。因他的关系，保岛率先将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部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全部交由他转运新四军。
1938年，由于卢志英配合陈毅、粟裕领导的“黄桥战役”有力，而被陈毅司令亲自任命为副司令兼参谋长。为此，陈毅司令曾称赞卢志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解放战争期间，卢志英在京沪杭一带领导组建的地下军事情报小组就达30多个，并亲自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曾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同时，他还趁机将6名同志分别安插进敌人的特务机关和机要部门。其中：有1名同志被他安排到了国民党国防部任机要参谋。1948年秋，傅作义的54军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密电，就是这名同志给透露出去的。
▲卢志英旧照
之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同时，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卢志英才被派到江西德安国民党军莫雄部任参谋长，加之莫雄本就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张，并支持共产党的隐秘战线工作，从而才能顺利获取“铁桶围剿”计划的情报。
然而，立下这么多功劳的卢志英，却在解放前夕突然神秘失踪，下落不明。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在全国重点抓捕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上海市公安局抓捕了原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一名叫任宗炳的特务。经审讯，任宗炳交待了一起谋杀事件。
1948年12月27日，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潘立新召集任宗炳等人，决定秘密杀害三名被捕的爱国人士。
当晚，他们用浸有药水的毛巾捂住三名被害人的嘴，致使其昏迷。接着，特务们将三人装进麻袋，用卡车拉到雨花台宝林寺后面的山坡下，埋进早已挖好的深坑。
随后，公安局的同志根据任宗炳的交待，以及辨认照片，基本确定这三人很可能就是失踪多年的卢志英、陈子涛、骆何民三位烈士。
同时，在审讯中还得知，1947年3月，因遭叛徒张莲舫（卢志英手下）、郭潜（南方工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陈庆斋（又名胡大海，中统上海特派员办事处副处长）出卖，卢志英在上海不幸被捕，而他的妻子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也相继入狱。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大喜之下，犒赏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四百两黄金，并指示中统局正副局长亲自出马，采用酷刑逼迫、高官厚禄相诱、妻儿生命相威胁等手段，迫使卢志英屈服。结果，都不能动摇卢志英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意志。
43岁的卢志英就义前，托人给妻子张育民捎去一件大衣，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反面，还用铅笔写下“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陪同卢志英烈士的夫人张育民及儿子卢大容来南京雨花台卢志英等三人被埋处，进行挖掘。
▲卢志英烈士墓
三位烈士被挖出来时，遗体都已腐烂，只剩下骨架。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三位烈士的骨架都很散乱。
后经专家分析，三位烈士在被掩埋的过程中，均已苏醒，并进行过剧烈挣扎，最终都窒息而死。
闻听此言，张育民悲痛万分，但她强忍悲痛，通过仔细观察三具遗骸的牙齿，认出了丈夫卢志英的骸骨，而陈子涛和骆何民两位烈士也很快被分别辨认了出来。
陈子涛、骆何民都是上海《文萃》周刊的编辑，而《文萃》杂志则是当时中共在白区内的重要刊物，敌人为了破坏《文萃》杂志，国民党发动了大量特务，最终将陈子涛和骆何民抓捕。
后来，南京各界代表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将三位烈士灵柩移葬到雨花台烈士陵园。
1981年，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就是取材于卢志英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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