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达尔文乘“贝格尔号”巡洋舰到达南美洲考察时，黑格尔、贝多芬、拿破仑都在这一年里逝世了。一个思想、艺术、政治上的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结束了。毕业于神学院的达尔文本来是要去当传教士的，可他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却给上帝和上帝宠爱的人致命的一击。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人也不是亚当和夏娃创造的，创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进化，从简单的细胞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植物、动物、最后到人。
进化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机制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进化理论，赋予历史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然进程和一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体，在这一语境中，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也有了新的意义。
而这种新的意义主要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意义。萨义德将福柯的话语理论用于东方主义批判，关注的就是东方学中知识、想象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
正如萨义德“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在《东方学》“绪论”中说：
“我发现，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一东方的。”
在19世纪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构筑的中华帝国停滞与衰退的形象中，也可以发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塑造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方扩张事业的一部分。
欧洲人在建立世界扩张体系的同时，也在建立世界观念体系，这个世界观念体系，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与以进步叙事为主导的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之间，存在着某种“共谋”关系。
荷兰人、英国人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法国人、德国人在观念世界中建立“世界文明体系”，黑格尔教授构筑他的太阳神话的时候，英国海军经营的日不落帝国已近完成了。
1838年，英国远征军抵达印度河，他们骄傲地宣称，亚历山大之后2000年，还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旗帜飘扬在这里。资本主义扩张已从重商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最封闭、最强大的东方帝国，也让女王铁甲舰上的火炮轰开一个缺口。
鸦片战争即将结束，在南京静海寺签署《南京条约》的时候，伦敦海德公园的圣乔治厅正在举办“中国文物展”。
只要用进化取代进步，帝国主义扩张的一切劣迹，都被合理化了。
启蒙主义进步热情，加上达尔文主义进化的残酷，就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后期西方对物质进步的绝对信仰，都是通过社会进化论表达出来的。代表人物斯宾塞将文明的进步理解作不明确的、无凝聚力的同质体向明确的、有凝聚力的异质体的进化，它“不仅表现在每一个民族的进步中，也表现在全部文明的进步上”。
他用自然选择解释文明进化机制，“最适者生存”，不论个人、民族或国家，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选择发展或灭亡。
个人能力有强弱，民族亦有优劣。人类历史总以战争、奴役、暴政、贫困等痛苦的方式淘汰那些劣等的民族与个人，扩大优秀的类型，完成种的进化。
由此看来，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
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德国人卡尔·奥古斯特·麦尔在《那不勒斯与那不勒斯人》一书中描述他在那不勒斯参观神父办的培养中国传教士的“中国学院”。
那里有6位中国学生：
我们被领入另一个房间，那里出现几个中国人，穿着教士长袍…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介绍他们的学习与生活，花了很长时间跟我们交谈。他们的脸是黄色的，但并不很黄，头发亮而黑，直直地盖住前额，额头很窄，奇怪的小眼睛，半睁半闭，但很灵活…
他们的脸形椭圆扁平，鼻子扁而短，侧面看上去面孔设有任何棱角。他们总是像孩子那样不停地笑，笑时露出满嘴的牙齿，他们的动作僵硬而沉重，正好与他们短小浑圆的身材相符…你甚至可以把这几个中国小人儿放在地上，卷成一个圆桶提走。
他们拿出一张天朝的地图给我们看…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瓷塔，据说是南京的一个塔的模型。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讲解…其中一个还给我们读了几段译成汉语的《旧约全书》，语音奇怪极了…另一个把嘴张到极大，用最野蛮的声调，给我们唱了一首中国歌。
动作、声音、体貌，都可以说是野蛮，野蛮是一种文化特征，也是一种自然特征。
在西方19世纪种族主义思潮下，文明与野蛮的等级性差异，最终可以归结为自然的、生理的、人种方面的差异。
某些劣等民族一定是野蛮的，他们在生理与心理上永远也不可能达到文明的程度。白种人最优秀，文明程度也最高，其次是黄种人，再次是黑种人，种族差异造成文明差异与文明和野蛮的差异。
戈比诺曾经说过，黄种人不可能彻底进化到文明的程度，他们：
“根本就没有想象力，只满足于温饱之类的动物般的自然需求，头脑简单，抓住某个荒唐可笑的念头，又冥顽不化…他们缺乏活力，没有精神上的好奇心”。
中国文明可能是黄种人的文明形式中最高的，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种高于其他黄种人，而是因为远古历史上白种人或雅利安人曾经向中国传播过文明的火种。
种族主义者以科学的方式表述意识形态内容。
文明的差异，决定于人类不同种族的体质特征或人种特征的差别；种族差别与等级，又决定于智力高低；而不同种族智力高低，又决定于脑量的大小。
脑量越大意味着智力越高。
19世纪种族主义人种学家认为，不同人种脑量大小不一，美国人种学家莫顿收集各种各样的人的颅骨，进行脑容量的分析。
结论是高加索人种脑容量最大，平均87立方英寸，蒙古人种居中，平均83立方英寸，此下为美洲人种平均82英寸，马来人种平均81立方英寸，埃塞俄比亚人种（即黑人)平均78立方英寸。
由此得出结论：
白种人最聪明，黑种人最愚蠢，黄种人介于中间，与当时流行的种族等级观完全相符。似是而非的科学，为种族歧视意识形态提供根据。
黄种人智力低下，甚至可以说是“先天性白痴”，1886年，英国医师道温发表了他研究先天性白痴病症的研究成果，他为这种病症起了个种族侮辱性的名字：
“蒙古人症”(Mongolism)或“蒙古痴呆症”(Mongolianidiocy),因为这种病患者的相貌特征与蒙古利亚人种相似：短头，后头部扁平，眼内角有赘皱、斜吊向上的眼裂，两眼距离较宽，鼻梁低矮。
据说这种病是种族退化的结果，白种人退化成黄种人，个体智力的退化“重演”种族退化。
“野蛮”是个有魔术的词，富于概括性与随意性，在西方现代性他者话语中被使用得灵活广泛，野蛮的制度、野蛮的习俗、野蛮的信仰甚至野蛮的语言，而所有的野蛮特征，最终都落实到“野蛮人”上。
中国人都是野蛮或半野蛮的东方人，东方特有的自然环境、种族条件、专制政体、严刑酷法、迷信陋俗，塑造了他们野蛮的“人种”特征，甚至可以说是“物种”特征。
1894年，英国伦敦神经病学会公布了一项对中国人脑量的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当年的《自然》杂志与《字林西报》上，这项科学研究分析了8例中国人的脑容量，就大胆荒唐地得出结论：中国人脑更近于黑猩猩，而不是正常人类！
这种极端化的观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一30年代，1931年，克鲁申科将臭名昭著的颅骨测量学与神经病理学奇谈怪论汇编成一本书《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书中的观点总是将非白种人与类人猿相提并论。
在种族主义观点下，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已经不是人类社会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而是被极端化为人类与“类人”动物的区别。
野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智力低下，西方有关劣等黄种人智力低下的说法，在19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常识”，而且一直影响到20世纪初。
1910年，列维·布留尔出版了著名的《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比较“白种成年文明人”的思维与那些有色人种的“原始人”或“野蛮民族”、“不发达民族”、“劣等民族”的思维。
据说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来自司马迁的《史记》，他发现其中的思维逻辑简直不可思议，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非逻辑的思维。
在列维·布留尔看来，中国人与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在思维方式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有着一种“简单的不合逻辑的头脑”，中国尽管有百科全书般的各门学术，但其中充满了各种混乱的、僵化的、空洞的概念，是人类心智“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
西方在精英理论与大众舆论层次上对中国人人种特征上的野蛮性的“发现”或“发明”，到19世纪后期已经完成，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野蛮的中国人不仅是西方白种人中心的种族与社会秩序下的“另类”，而且是有威胁的“另类”。
绝对差异的他者本身就对主体构成威胁。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
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
克尔南想说，西方人的“黄祸”恐慌，其实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恐慌。
这种恐慌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只是它那令人厌恶的、异己的存在，就让西方人感到紧张、痛苦。
“黄祸”是西方种族主义想象中野蛮对抗文明的最危险的境况。就种族文化心理而言，“黄祸”更多的是一种西方种族主义者的自虐性的文化想象。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
如果他们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
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就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而言，那是对中国人的人口与劳动力的恐慌。
连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戈比诺也承认这一点，“黄祸”的威胁是一种社会性的威助：
“中国佬哪怕远离故土，孤立无援，也会成为其他国家恐惧的对象，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应对中国佬的勤奋、实用、坚韧，和最主要的，他们无与伦比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是中国让世界感到恐惧的具体原因。”
极端种族主义思想最终将“野蛮的中国人”的想象推演到“黄祸”观念，“黄祸”恐慌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也有历史、文化、心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种族主义思想。
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充满排斥性与侵略性，这种意识形态想象异域、赋予异域的特征，也经常带有想当然的排斥性与侵略性。
事实上，19世纪末衰败混乱的中国，不可能威胁到任何西方国家。
罗伯特·杜鲁斯分析“黄祸”的意义时指出：
“不管怎样，某种有关'黄祸？的观念不断侵扰着欧洲人的想象。'黄祸’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无。它对西方本土经济的威胁在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的涌入；对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会的威胁在于佛教的传播，而更大范围中对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则体现在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当然，最不堪设想的恐慌，还在于一种恶梦，黄种人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最终统治世界。”
描述这一“话语谱系”，可以看到西方人的自我与他者想象的极端偏狭、傲慢甚至残酷的一面，也可能揭示西方现代性理念中潜在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文化逻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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