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家丁一般指受豪门大族雇佣来进行差遣或看家护院的人，角色近似于贵族豪门的仆人。明朝的家丁含义比较特殊，专指武将所辖但又没有兵籍的人。这些人依附于将领，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奴仆。他们不仅要护卫将领，而且要承担冲锋陷阵、甚至是哨探的作用。
家丁的来源多样，他们作战勇敢，综合素质比普通士兵高，待遇也比普通士兵优越。明朝的家丁曾经一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到了明朝的政治军事大局。
皇室出巡
将帅家丁这一现象，明朝以前就存在。顾炎武认为：
“其始则出于战国之养死士，汉李陵之荆楚剑客亦其类也，盛于唐藩镇之牙兵，谓之外宅，至结为义子。”
也就是说，顾炎武认为，将帅家丁最早的形式是战国的死士、唐朝的牙兵。明朝的家丁与历朝不同，其规模之大，历朝罕见。那么为何这种家丁制度出现在明朝？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为何？这就必须要介绍一下明朝的军事组织形式。
明朝前期地图
明朝建国后，实行卫所兵制，这种制度下，全国的军队都被编入卫所。当兵成为一种终生的职业，士兵的身份被固定化、世袭化，称为“军户”，要入军籍。到正统二年，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这是一种以雇佣形式招募士兵的制度，当兵者需要长期在军中服役。募兵制是在明朝中叶边境形势紧张，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推行的。
家丁制度是伴随着卫所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而出现的。明朝中叶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卫所制原先赖以生存的军屯遭到破坏。军队收入锐减，导致本来就不高的士兵待遇进一步降低，军士大量逃亡。此外，统治阶级的国防观念弱化，边疆（尤其是辽东）军事形势恶化，这些都加速了卫所制的破坏。
卫所军队既不能杀敌，又不足以自守，将帅于是开始私人招募士兵。逐渐地，将帅手中的军权越来越大，其个人拥有的家丁规模也随之膨胀起来。同时，普通的卫所士兵待遇极差，他们为了更高的待遇而争相“投充家人”。各级将帅上至总兵、下至千户，都存在收纳“家人”的情况。朝廷屡次明令禁止，但收效甚微，这就是最初的家丁。
胡宗宪
史料所见的家丁，最早可追溯到正统年间。到了正德年间，家丁这种现象已十分普遍，但还较少作为作战力量。嘉靖年间，有关家丁作战的记载开始增加，家丁因作战勇敢而被记录在史书上。明史称赞他们：
“出奇制胜，得士卒死力，虽古名将何以加焉。”
家丁规模迅速壮大，渐渐成为明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嘉靖中期以后，随着家丁现象的普遍化，在有关文臣和京营军队、甚至是太监出行的记载中，都出现了家丁随行的现象。这些家丁与卫所兵和募兵都不一样，他们与将帅之间存在私人隶属关系，可以说是将帅的“家奴”，类似于清朝的“包衣奴才”。既然是自己的家奴，这些家丁的待遇一般也优于普通的士兵，甚至“过额兵十倍”。
此外，将帅家丁的高待遇要求他们必须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军事能力，他们必须能够“以一当十，摧锋陷阵”。
家丁的来源与成份较复杂：一是由卫所士兵转化而来。衰败的卫所制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士兵，所以大量士兵都转投将帅私人，以期获得更好的待遇和前途；二是百姓招募而来。这是家丁的主要来源，历史上著名的戚家军就是戚继光招募的农村壮士，这些人或是为了生计、或是为了光宗耀祖、或是为了报效国家，选择投身将帅门下。三是降卒转化而来。朝廷“以夷制夷”，选择边境地区有能力又有降服意愿的少数民族部落，给予敕书、印信，使之投降大明。很多地方将领甚至主要倚靠“夷人”来冲锋陷阵，称为“夷丁”。
戚继光
除了作战和护卫将帅之外，家丁还需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哨探，也就是搜集情报。《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明朝为搜集情况，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情报搜集机构，最常见的是夜不收。家丁也常从事此类任务，因为这些家丁是将领的亲信之人，具有良好的保密条件。蓟镇所立的“边关条约”记载：
“各役中间有弃命舍生，用计用财探得真情者。”
可见负责哨控的家丁在军事情报搜集的过程中，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夷丁”在哨探时，由于熟知虏情、通晓夷语，行动起来更是事半功倍。
明朝辽东地图
待遇上，家丁的待遇确实比普通士兵要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月奉较高。如嘉靖四十年，家丁和军士月奉都是1石；崇祯二年，蓟镇普通士兵月奉1两，家丁1.5两。二是家丁普遍食“双粮”，还会有额外的赏赐。三是家丁在执行“捣巢”、“赶马”等军事任务时也会有生活补贴。然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相差十倍的情况，更是只存在于特殊时期的辽东。
明后期将帅家丁以辽东最盛，辽东家丁又以李成梁任总兵时规模最大。这些家丁作战勇猛，不仅能鼓舞士气，而且常常起到出奇制胜的作用，可以说是明朝的“特种部队”。明史记载“成梁诸战功率籍健儿”，可见家丁是李成梁屡立战功的重要凭借。从数量上来看，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对辽东总兵直辖的部队作了统计。当时的家丁数量远比普通士兵要多，约占总数的6成，这足以说明家丁已成为辽东作战的中坚力量。
戚家军
明朝中后期，家丁成为军队的核心作战力量，将帅几乎逢战必调家丁。这一特殊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军事政治局势产生了多种影响。
首先，家丁对于作战起到鼓舞士气，护卫主帅的作用。两军作战时，普通士兵往往随主将指挥行动，主将的能否身先士卒直接影响到士兵的士气。有了骁勇善战的家丁陪伴和护卫，将帅作战更加勇敢，也更容易传递命令、打出配合。
明朝将帅
其次，家丁作为“特种部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和精良的装备，在军事行动时能出奇制胜。史料记载，嘉靖之后的名将，大都借助家丁建功立业。
对整个国家而言，家丁对明朝边境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明一代，北方始终存在边患，甚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这样的奇耻大辱。早在朱棣被封燕王驻守北京时，就与蒙古人长年作战。后来迁都北京，天子守边，也是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
明朝前期作战以京营军为主力，中叶以后，京营军军纪逐渐败坏，不堪大用，正德皇帝调边军协守京师，此后边军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再然后，卫所制颓坏，家丁规模逐渐扩大，朝廷每调将帅必责其随带家丁，家丁实际参与到军事作战中来，成为防御边疆的支柱力量。
土木堡之变
然而，随着家丁规模的扩大，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明朝实行“首功制”，就是按照斩获敌人首级数量来评定功劳。因此，管理上一旦松懈，就容易出现杀良冒功的行为。有的家丁甚至故意向对方挑衅，就为了立功升迁，由此可见，这样的战斗激励机制对于维护边境稳定恰好起到了反作用。
除了冒功，还有冒饷的问题。史料记载：
“内娼优、看庄家仆及游食山人、家人等皆得冒名粮石。”
将帅的家仆等不在发饷范围内的群体都冒充家丁领取食粮，这导致一些真正作战的家丁军粮被剥削，同时也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此外，家丁规模越大，地方将领越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这也是明末武将跋扈的重要基础。
于谦
明朝的家丁是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军事组织形式，最早出现于正统年间，到嘉靖年间达到兴盛。这种现象是伴随着新旧兵制交替而产生的，也和明朝实行的将官选任政策有关。家丁的来源多样，主要用于军事行动和搜集情报。家丁的待遇和综合素质，都普遍高于普通士兵。
将帅家丁在明代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明朝中后期军事力量的衰弱、边境摩擦的增多，家丁反而加大了明朝的财政负担。而且，统治者过于依赖家丁，忽视了对军事将领的培养和指挥体系的建立，造成了明朝军事上的连续失败和高级将领的死亡，因此在应付日渐强大的后金政权时愈发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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