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 杜宣莹：门客入侵:都铎晚期政权的次级政治

4月16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7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宣莹作报告，题为《门客入侵：都铎晚期政权的次级政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寅主持。

讲座伊始，杜宣莹介绍，继其近著《女王之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权力政治（1568-1590）》集中探讨都铎政权内部的横向权力博弈之后，本研究意在深入中央政权与地方的纵向权力博弈。传统都铎政治史研究无论是聚焦君主政治身体所在的枢密院，还是其自然身体所在的内廷，一般都认为都铎政权的权力中枢位于宫廷空间。而通过考察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中期首席国务大臣Francis Walsingham的中央政务文书档案，可以重新审视当时中央政务运作的具体流程及核心区域。

随后，杜宣莹演示了对Walsingham文书手稿的具体考察方式。检视文书笔迹，可以发现Walsingham的工作备忘录和信件收发日志并非出自其本人之手，而是以Walsingham口述、幕僚笔录的方式写成；工作备忘录的记录地、情报信件的寄出地与多数政务文书的归档地并非宫廷，而是Walsingham的私宅办公室。都铎晚期政务文书的实际处理流程可以概括为“口述-书写-传抄-传递-批阅-归档”，而通过辨识出信息处理流程的经手人字迹，以及收发和归档位置，可以观察到显性与隐性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政务信息流经群体的阶级、性别、派系和空间归属。

在此基础上，杜宣莹指出，在政府官僚的行政模式之外，都铎晚期还存在一套显贵大臣通过私人门客在其家宅中运行的行政模式，二者共存，显示出制度-关系双轨并行的特征。“双轨政治”这一表述借鉴了费孝通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是一个皇权逻辑的正式制度和乡土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双轨政治”结构。换言之，中央专制皇权通过官僚体制与法律，自上而下决策、传递、执行和考核，建构中央集权的法治结构，地方则依照各地特有且服膺的血缘、地缘、道德与传统经验，形成乡土熟人社会的关系性自治体制。另一方面，这一双轨政治的思考同样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英国学界围绕“都铎变革论”展开的辩论与后续“亲密政治”概念的转向，以及二十世纪后期新政治史学对基层政治活动以及其与中央纵向连接的重视，而门客文化研究有助于检视都铎时期多重双轨的政治运作。

杜宣莹指出，以门客为中心的都铎晚期政治史研究，之所以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流于破碎，主要是因为档案材料的不足。要利用现有的档案为门客“画像”，首先需通过各类政务或家族文书中的人名记载，捕抓门客的姓名。其次，通过工作备忘录中记载的业务分配情况与各自职掌文书的性质，可以判断出门客的工作属性。通过对Walsingham门客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16世纪英格兰的门客文化发生了质变：门客由依托血缘、阶级或地缘形成的封建附庸，逐渐转变为职业化、专业化并由特定意识形态所凝聚的群体。

杜宣莹进一步阐述了门客政治的具体运作方式。门客自身并无官职，通过依附于显贵获取潜在影响力，实质上是对君主内廷亲密政治的复制与次级化。门客不仅通过其隐性影响力渗入中央与地方政务，还直接藉恩惠分配而“入侵”政府的官僚体制。譬如，Walsingham为部分门客安排官职，使其担任掌管枢密院文书与掌玺部门的核心职位，并派遣门客进入外交系统，以垄断情报，并通过筛选或屏蔽信息左右女王的决策。与此同时，多名枢密院大臣利用地方职权，为门客安排下议院中占比30%-40%的恩惠席位，从而驱使门客成为政权附庸性的Men of business为枢密院政策护航，显示出对下议院的统辖意识与政权结构。另一方面，在门客文化质变的背景下，门客并非单纯的附庸，在特定时间也可能成为挑战政府乃至其恩惠主的策动者。

最后，杜宣莹总结道，本研究希望跳出聚焦统治精英的传统视野，关注门客这一“中层”群体的身份边缘性。门客与上层贵族有别，无法通过血缘或阶级取得晋升，也不具备乡绅盘根错节的地方基础与实力；他们多出身于商人阶级，处于阶级和央地关系中的边缘地带，受到自身多重身份与意识形态的挤压。因此，门客处在权力的“跷跷板”上，在向地方施加政府统治者意志的同时，也可能主动“反弹”，成为权贵的挑战者。进一步而言，在近代阶级重构与宗教改革的背景下，投身于门客体系是否成为实践士绅身份的新途径，是本研究试图追问的议题。本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门客”这一角色，深入英国都铎政治史研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空白地带，以及英国政权近代化转型的磨合过程。

报告会交流环节，陶鑫、刘寅、史世伟等学者，就Walsingham作为间谍首领的身份特殊性、门客在政府决策中的实际控制力、门客与乡绅阶层的区分、门客与商业网络及重商主义政策的关联、历史学对政治学及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借鉴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

文字：吴   璨

摄影：陈彧婷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