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曾提出【分明姓族】，而这是要恢复魏晋时代的门阀体制，让汉人士族进入进入北魏的政治核心，是孝文帝分定氏族的先声，太武帝与崔浩关系的转变，或因于此。 太武帝在位期间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同时重视儒学，设立国子太学，加之部落传统的影响，太武帝的政治倾向带有鲜明的皇权色彩，强调君主的权威，然而崔浩在得势以后，试图建立门阀体制，这与太武帝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二人虽然表面上关系如旧，但是暗地之中确实矛盾丛生，最终导致了国史之案中太武帝不仅不维护崔浩，反而将之夷族的惨剧。
由此我们看出崔浩表面死于民族矛盾，实质上确实政治相争的恶果，皇权与门阀的政治矛盾导致了崔浩的悲剧。 在北魏政权内部存在皇权帝王、汉人大族、鲜卑贵族三种政治势力，分别对应着帝制、门阀、部落三种社会体制，太武帝与崔浩因汉化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崔浩帮助北魏吸收士人巩固其统治基础，太武帝则给予汉人高门以优待，二者共同合作，共同限制鲜卑旧贵族的反动。然而到了太武帝后期，随着士族大量进入政界，之前掩盖于汉化目标之下的太武帝和崔浩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决裂，太武帝最终借鲜卑旧贵族之力对崔浩及汉人士族进行强力打击。
我们谈论北魏，皆关注于胡汉矛盾，对政治而言却关注甚少。北魏政权内部，既存在胡族势力与汉化集团的对立，也存在部落体制、皇权、门阀体制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对立，而这样的斗争在北魏之后的历史中依然存在，深刻影响了北魏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 崔浩事件后，原本相互平衡的政治格局受到冲击，北魏政权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动乱，宗室之间相互倾轧，甚至连太武帝本人也死于宗爱之手，而政权重新获得稳定，已经到了文明太后时期，因崔浩事件而一度减缓的汉化进程进入了发展更为迅猛的新时代，而政治矛盾也更见明显。 文明太后虽为母系，但实则是北魏皇权的代理人，继承了北魏帝王百余年来的集权政策，并通过太和改制将之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为隋唐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
太和改制的主导者是文明太后和李冲，史载李冲为西凉王室后裔，然而西凉立国不久便为北凉所灭，后太武帝统一北方，李冲之父李宝投奔北魏，而李冲本人则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李冲其人，是太和改制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势力一直延续到孝文朝。 文明太后的改制，首推均田制和三长制。 但是在实际推广上受到巨大妥协。太和改制的挫折证明了在士族、豪族控制地方社会的现实状况下，想要通过打击、消灭豪族建立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制度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就为孝文帝的门阀化改革埋下了伏笔。 文明太后一心试图恢复皇权体制，然而孝文帝则重用士族，在北魏上层确立了门阀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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