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清算，以至抄家问罪，很多人将其原因归结在于张居正推行改革得罪了许多人。这个结论其实没有实质性根据，是一部分史学家不负责任臆测出来的原因。张居正死后之所以墙倒众人推，关键在于夺情事件时处置不当。
万历五年，张居正勾结上大太监冯保，将上任首辅高拱赶回了老家。正当他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却从老家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老爹张文明死了。父亲去世，儿子会感到悲伤，但张居正更担心的却是父亲去世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丁忧。
古代讲究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妻为妇纲，忠与孝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君主认为只有孝的儿子才能成为忠的臣子，因此要求臣子在父母死后3年内要回家守孝，不能继续当官，学生在父母死后则不能参加科举。
回家丁忧对大多数官员来说都不是件好事情。首先，回家守孝，朝廷虽然会给你发工资，但明朝官员的工资是出了名的低，官员的收入主要是靠炭敬、冰敬之类的灰色收入，一旦丁忧，收入这一块会大打折扣。
其次明朝官员的晋升是要考核的，考核过关才能升官，但如果你回家守孝了，这三年时间是不会计入考核的，也就是说你白白浪费了三年宝贵的仕途升迁时间。
最后官员丁忧，必然要让出现在的官职，丁忧完以后回去还需要等待重新分配官职，一等七八年的人也不是没有。
位极人臣的张居正并不担心没钱，也不是怕丁忧回来没官做，他是不愿意放心手中的权力。自嘉靖年间起，严嵩干掉了夏言，徐阶又干掉严嵩，然后徐阶致仕高拱上位，张居正好不容易联合大太监冯保赶走高拱，怎么能轻易地把权力交出去呢，“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
而且在嘉靖年间当过首辅的人，下台以后大多没有好下场，夏言被杀，严嵩被抄家赶到街上当了乞丐，徐阶则是因为儿子晚节不保，张居正也不愿意冒着被清算的风险放下手中的权力。
既然不肯丁忧，那就只有走“夺情”这条路了。在明朝，官员遭遇父母逝世时，如果事态紧急，经皇帝特批，可夺情任职如故，如带兵打仗的将领，军务在身，必须夺情。但文官夺情的话，通常则会引起一定的争议。
在明朝早期，文官夺情特别是阁臣夺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如永乐年间的杨荣、宣德的杨溥，都被夺情，未能终丧。但经过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整个社会都形成了重孝守孝的氛围。因此，张居正要夺情，反对者不是政敌，也不是所谓的改革受害者，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和社会舆论。
果然，张居正一说要夺情，便有众多的官员纷纷上书，希望张居正回去居丧，以全孝道。其中尤以观政刑部进士邹元标的上书言辞最为激烈：“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直接指着张居正的鼻子说他是禽兽。
丁忧与否，本来是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张居正却偏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让群臣争论，而是用严刑峻法压制舆论。
首先，他先借用万历小皇帝的口，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皇帝的旨意：“叵奈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张居正将那些反对自己夺情者比作是“欺君”“悖逆”“小人奸邪”，希望通过万历皇帝来震慑天下群臣，将满朝的舆论压制下去。
接着他又采用严刑峻法，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残那些上书反对他夺情的人。如要求张居正奔丧且葬毕回朝的吴中行和赵用贤各杖六十，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侍郎何维柏被罢官；侍讲赵志皋、张位和修撰习孔教被贬；学士王锡爵和修撰沈懋学被迫称病回家。
就明代的法律和政情而言，除谋反、谋大逆、杀人、大不敬、奸亲、贪贿、职务犯罪等外，在权力斗争中因政见不同而受到打压的官吏通常会被平反，健在者一般皆被起用，但张居正经常使用“遇赦不宥”“永不叙用”来自欺欺人和吓唬众人。
为了堵塞言路，禁止天下人议论自己夺情的是非，张居正还使出了一个大昏招，那就是禁毁书院，“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禁止私人办法，只允许公学，完全把自己推向了学子士大夫的另一面。
一系列手段下来，凭借着皇帝的威名和首辅的权力，表面上看张居正获得了胜利，没有人再敢议论他夺情的事情，也没有人再敢反对他。整个朝廷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张居正，即使是言官，也不敢妄议朝政。
但这胜利是暂时的，他只是使用强权和暴力压制了反抗者，却让自己成了天下公敌。等他一死，大臣、言官、读书人，这些暂时的失败者将卷土而来，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因此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之所以要讨伐和清算张居正，并不只是因为张居正的霸道和个人生活作风，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夺情本来就是非正义的。
万历要用张居正的错误来否定张居正，从而重塑自己作为圣君的形象，并起用之前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革职和清除的反对者，以达到重振朝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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