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显示，吴三桂的父亲原辽东总兵、后被崇祯帝委任提督京营的吴襄，在李自成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后被活捉，1644年4月23日，在一片石、庆都两次败于降清后的吴三桂的李自成迁怒于吴襄，斩杀其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城西范家庄，并将吴襄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之后，李自成回师京城，吴家三十八口惨遭灭门。
（吴三桂剧照）
从这些记录显示，吴襄之死在时间轴上自然是在吴三桂降清之后，以下记录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吴三桂在降清后曾经给吴襄写过一封信：原文如下：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赵立新老师在《见字如面》演绎了这封信）
我们不分析信的本身，只谈时间上的判断问题，本信也反映出吴三桂和李自成正式翻脸时，吴襄还活着。
但是我们看有关吴三桂的戏曲文本，却发现吴襄的死亡时间并非如此。
车王府藏戏曲脚本中有皮黄《山海关》和高腔《请清兵》两出，都是搬演吴三桂降清故事——吴三桂统兵镇守山海关，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三桂父亲亦被杀。吴三桂闻讯，欲报君父之仇，又惧自身兵力不足，因此遣使出关向清国借得清兵十万，开进关内，大败李自成大军。
在两剧中，吴襄都是在吴三桂降清之前就被李自成处死，其死讯本身成为吴三桂降清的催化剂甚至是根本原因之一。
（吴三桂）
吴襄死在何时，重要吗？细查清朝官方文献中的草蛇灰线，还真挺重要。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为了强调吴三桂当初是所谓势穷来归，在诏书中指出李自成杀了吴三桂的父亲，所以吴三桂向多尔衮输诚，煌煌圣旨颁行天下，这个编造的说法就深入人心了。
车王府所藏戏曲是要在清朝贵族面前演出，自然要按照康熙帝的说法来写故事。
（三藩之乱地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吴三桂起兵反清后在清朝的官方政治话语中成为了万劫不复的大奸大恶，但是在车王府戏曲中吴三桂基本上是一个为了报君父之仇而与清兵合作的正面形象。
这或许是因为从清朝的合法性角度考虑，不能将入关说成是一个明朝的叛徒所引领。
（吴三桂和陈圆圆）
清朝的文宣重点是编造吴三桂所谓穷途末路，清可怜他孤忠才出兵——事实上在未接到吴三桂书信的时候清军已经从沈阳出发，并行军了七八天，有没有吴三桂，清军都是要趁北京陷落之际入关摘桃子的，只是吴三桂不降，可能就是从喜峰口一带入关——而明朝遗老的文宣重点是编造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冲冠一怒为红颜，双方虽然敌对，在踩吴三桂山却是异曲同工。
（清兵入关）
（清兵入关）
吴三桂在清朝相关戏曲中是正面人物和剧中八旗都统和八旗兵丁的唱词也是呼应的：
大圣朝英运新，天生就万国君。恰正好这戡国乱，安社稷，定乾坤。统雄师兵威八阵，救军民，闹轰轰驱贼寇，急攘攘扫烟尘。
王师南下，正义得气势如虹，这也是和清朝一直鼓吹所谓“自古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本朝”的文宣攻势互相配合。
（多尔衮剧照）
卜正民在《哈佛中国史》中写道：
吴三桂决定孤注一掷。他向山海关外的满人首领多尔衮提出了一个建议：双方暂时放下敌对情绪，为了更大的荣耀和绝的回报，多尔衮将协助他反击占领首都的反贼。对于吴三桂而言，这是为了应付突发危机的权宜之计；但是对于多尔衮来说，这便是钉在明朝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钉子。
在演出给清朝贵族们看的戏曲中，吴三桂的“借兵”之说被淡化，而是强调了“请”清兵和清对吴三桂的封赏以及吴三桂“响响地给主子磕头”。
（吴三桂多尔衮剧照）
戏曲中还刻画了吴三桂在剃发之前因为发肤受之父母而教我如何不伤悼的感慨，从照顾降清汉臣们的情绪角度，可算是做的很“周到体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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