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在政治上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用以规定宗族内嫡庶的办法,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来确立、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中地位的制度。这种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是用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它规定,周王为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天下的大宗;其他儿子分封为诸侯,他们对天子来说是小宗,但在自己的领地内却是大宗。
诸侯的爵位,也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其他儿子领有封地成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但在自己的领地内又是大宗。依此类推。大宗可以命令和约束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周王是天下的大宗,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分封制是指周天子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的制度。
同时,受封的诸侯要承担镇守疆土、随同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等义务,也有权利把自己封区内的土地和人民封赐给自己的家族和亲信,并有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的权利。因此,实行分封制不仅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扩大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也使分封制下诸侯权利相对较大。某些诸侯势力的壮大对分封制本身形成一定威胁。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紧密,宗法制是西周政治制度的基础,分封制基于宗法制而产生,与宗法制互为表里。
从根本上说,分封制就是宗法制作用于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举措和体现。分封制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治秩序,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西周王朝在完善政治制度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相当重视,也制定了一些经济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井田制和工商食官制。井田制开始于商,盛行于西周,衰落于春秋。作为西周以来实行分封制下的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因土地被划成“井”字形而得名,到西周时得到全面推广。
一般是以百亩(约合今31.2亩,约2.08万平方米)作为一个耕作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十井为一成,十成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计算的。井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属天子,层层分封后,受封的奴隶主贵族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买卖土地,同时还需缴纳贡赋,政治上要完全服从周王的命令,军事上要随同出战。井田上奴隶集体劳动,其劳动果实完全被奴隶主贵族占有。西周以镐京为中心,有王畿约千里的土地,因周人积极经营,农产丰富,成为西周经济的主要基地。在当时,西周王畿是最先进的地区。王畿外齐、鲁、卫三大国,经济文化不及西周辖地,更不必说其他小国。在工商业领域,商周时期则实行工商食官制。工商业均由官府经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出现了不少巨贾。
齐、鲁成为当时手工业十分发达的诸侯国。从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西周青铜器数量多,分布地域广,青铜礼器、炊具、兵器、工具,装饰精美,花样翻新,令人赞叹。至于陶器、瓦器、玉器、丝织等行业也相当有起色。东周王室衰微,百工散到各大诸侯国,诸侯国才开始发展。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器上面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世所罕见。
当时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制作和工艺水平已经很高,部分工匠聚居于城中的“肆”里,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春秋时期,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私田”大量出现。奴隶主贵族控制着私田产品,逐渐出现“公田不治”的局面,再加上奴隶的不断反抗,井田制在春秋后期开始瓦解。鲁国的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商鞅变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地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终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诸侯以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各国的劳动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到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取代木制农具,牛耕替代人力耕种,“深耕易耨”提高了农业产量。同时,煮盐、冶铁、漆器业等都发展起来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大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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