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后金政权建立者努尔哈赤明立长子褚英为太子，废之；到明立次子代善为太子，废之；再到放弃选立太子，改为“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规定军国大事由八旗旗主共同商议决定。从因“八旗旗主共议国政”制度受益成为后金大汗的皇太极，到皇太极废黜“四大贝勒”共议国政，“皇权”和“旗权”初现矛盾。从“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中走出的顺治皇帝，试图利用“皇权”独立选择皇位继承人，未果。从孝庄太后和满洲贵族、朝臣共同选择康熙皇帝继位，到康熙皇帝明立嫡子胤礽为皇太子长大33年。后金政权到清初时期的皇位传承就是一部清朝“皇权”和“旗权”的政治斗争历程。
对长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明立太子”的失败选择以后，努尔哈赤彻底放弃了明立太子的想法。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加强政权内部人员的凝聚力、提供上层贵族对后金政权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努尔哈赤决定更换议政参政制度，将军国大事放之众人之手，让大家共同决定这个政权的未来和走向。
后金政权建立之初，似乎连努尔哈赤自己都没敢预想政权的美好未来，毕竟，面对强大的大明王朝，努尔哈赤对后金政权的存亡更为担忧，而不是展望挥师入关的壮举。所以，在《皇清开国方略》中有载：
“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
这基本能够说明努尔哈赤当时对于“汗权”的淡漠和对“汗位传承”的刻意忽视。可，正是努尔哈赤当初对于后金政权未来的不够自信，或者为了后金政权更加强大，而刻意将“旗权”推至“汗权”之上的做法，为后来的大清王朝埋下了矛盾和斗争的祸根。
不可否认，“八大贝勒共议国政”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八旗旗主们的根本利益，这为大家拼命为后金政权建功立业、做出贡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制度的推行下，后金政权得以迅速壮大、发展。等到将三大女真部落全部征服以后，努尔哈赤不再满足于关外一隅，开始对明朝镇守城镇疯狂进攻。
毫无疑问，“旗权”至上的基本原则在后金政权刚刚建立的时期，有力的制约了上层满洲贵族势力的平衡，对巩固后金政权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公元1626年，壮志未酬的努尔哈赤含恨离世，在“三大贝勒”以及众多的满洲贵族共同推举下，雄才大略的皇太极被推上汗位，成为后金政权第二代领导人。皇太极继位以后，逐步荡平关外城镇的同时，越来越感到“旗权”成为了阻碍自己向皇权集中、唯我独尊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当时的后金政权已经足够强大，背后还有强大的蒙古部盟鼎力支持，皇太极已经不再像努尔哈赤时期那样，非得依靠八旗旗主共同决定军国大事才能完成自己的既定目标。
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天聪六年，皇太极正式向“八大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开刀，首先废除了“三大贝勒，俱南而坐”制度，改为自己“面南而坐”，凸显自己的汗位权威。“皇权”和“旗权”在第一次较量中，以“皇权”完胜告终。但，皇太极和其父努尔哈赤一样，虽然后来建立了大清王朝，完成了从“大汗”到“皇帝”的创举，但当时的朝堂之上，诸王贝勒等八旗旗主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势力依旧占据绝对位置，“八旗旗主共议国政”制度虽然改名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但议政王大臣基本还是由手握八旗的诸王贝勒担任。这时候的“旗权”虽然在表面上已经不能和“皇权”直接抗争，有了根本区别，但“旗权”依旧是嚣张的、不容忽视的存在。因为：
1、努尔哈赤那份在天命七年颁布的御令，依然历历在目：
“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
2、皇太极的大汗之位乃至皇帝之位就是得益于“旗权至上”的根本制度。对于皇太极的继位过程，《清史稿·太宗本纪一》有详细记载：
“太祖崩，储嗣未定。代善与其子岳讬、萨哈廉以上才德冠世，与诸贝勒议请嗣位。上辞再三，久之乃许。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庚午朔，即位于沈阳。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3、皇太极虽然在连年征战中已经平定了除宁远城外所有的明朝城镇，但野心勃勃的皇太极有着对大清王朝更大的期许和展望，那就是挥师入关、定鼎中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大清帝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八旗旗主为代表的的满洲贵族势力。说白了，当时的“皇权”虽然至上，但绝对离不开“旗权”的坚定支持。
正是因为皇太极对“旗权”的“心慈手软”，对“旗权”的保留和纵容，才有了后来差一点因其八旗内部兵戎相见的的“皇位之争”。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同样壮志未酬的皇太极猝然驾崩于盛京后宫，而其生前并未明确皇储人选，其身后的皇位归属便成为了当时清朝最急需解决的大事。按照努尔哈赤的御令，加上皇太极因为对“旗权”的忌惮而纵容留下的后患，“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就是“旗权”成为了决定皇位继承人最合法、最权威的所在。
以多尔衮为代表的强大“旗权”势力第一次最具攻击力的站在了“皇权”的对立面。
朝鲜质子随从记录官向朝鲜承政院报送的报告汇集《沈阳状启》中，详细记录了皇太极身后旨在皇位争夺的议政会议情形：
（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诸王皆会於大衙门，大王（代善）发言曰：“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於帝、衣於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於地下而已！”
原本团结一致、一往无前的满洲八旗，面对“皇权”，已经到了“佩剑而前”的地步。据《清史稿》记载，当时的两黄旗和两白旗甚至在宫殿外围摆开了阵势，只等会议结果一出，不管是豪格还是多尔衮继承大位，立马开战，血流成河。可见，皇太极当初纵容“旗权”继续存在的严重后果，也证明了后世皇帝必须将“旗权”彻底打击和控制的必要性。
好在，多尔衮在满洲八旗即将发生内乱的关键时刻，为了大清王朝的大局考虑，拿出了一个爱新觉罗皇室成员的胸襟和气魄，拥立了年仅6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爱新觉罗·福临为帝。
九王（多尔衮）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实为第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後，当为归政，誓天而罢”云。
面对皇位继承中，“皇权”和“旗权”的第二次正面对决，不论何种原因，又以顺治皇帝为代表的“皇权”胜出。但因为有多尔衮出任摄政王，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皇权”胜出的并不彻底。
清廷入关之后，全国的政治形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本统治着东北一隅的后金政权，一下子变成了全国性政权，再加上“旗权”代表人物多尔衮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皇权与旗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顺治皇帝虽然年幼，但在其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在特立独行，都在另辟蹊径，说白了就是为了凸显“皇权”，将“旗权”彻底挤出权利中心。顺治皇帝生前并不想依照祖制，而是想自己选择皇储，但遗憾的是他身染天花，命不久矣，自己的意见又得不到孝庄太后为首的政治势力认可，只好将皇储决定权交到了孝庄太后和以索尼、遏必隆等为首的满洲贵族势力手中。
但直到此时，因为1、顺治皇帝长达近十年的连续打压；2、承继父、祖辈爵位的八旗统领们大多年幼；3、“旗权”的强大代表人物多尔衮势力集团被大肆清算，几乎消亡殆尽等原因，“旗权”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了对“皇权”的威胁和制约。
可是，孝庄太后对于前朝政事无可奈何的出面干预，让“辅政四大臣”中另一位代表“旗权”的鹰派人物——鳌拜迅速崛起。鳌拜对于朝中大权的掌握代表着已经几乎销声匿迹的“旗权”再次站到了以年幼、无权的康熙皇帝为代表的“皇权”面前。
康熙八年，在孝庄太后的鼎力相助下，在孝诚仁皇后实力强大的外戚家族——赫舍里氏家族的坚定支持下，未满16岁的康熙皇帝一举将鳌拜铲除，“皇权”再一次战胜了“旗权”。紧接着，康熙十四年，面对着“三藩之乱”的巨大困境，康熙皇帝乾纲独断，抛开一切祖制和旧例的束缚，利用手中强大的“皇权”将孝诚仁皇后难产所生嫡子，未满两岁的胤礽明立为皇太子，宣告了“旗权”在清朝决策层的永久远离和彻底失败。
《文史论苑》刊登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院申红宝先生所著《从康熙废太子的沉浮看清初宫廷内部政治斗争》一文中，对于“皇权”与“旗权”斗争的最后结果有一段至允至当的评语：
康熙皇帝要加强皇权统治，削弱旗权对于皇权的制约，正好可以通过册立胤礽为皇储这件事，借助辅政大臣索尼家族的力量，帮助自己达到废除八旗旗主推举继嗣的目的。明立皇储，只是当时满清上层“皇权”与“旗权”政治斗争的需要。
如果胤礽二次被废的时候，知道自己只是父皇手中用以政治斗争的工具，被废黜太子之位只是时间问题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参考文献：《清圣祖实录》、《皇清开国方略》、《沈阳状启》、《清史稿·太宗本纪一》、《文史论苑》、《满文老档·太祖》、《清朝兴起史》、《康熙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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